【烽火弦歌】抗戰戲曲：烽火映照的舞臺春秋

作者：劉林翔 肖燕婷 朱習文

1931年9月18日，槍炮聲打破了華夏大地的寧靜，中華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在不屈抗爭的血色山河中，戲曲舞臺成為另一個硝煙彌漫的戰場。湖南，作為文化抗戰的重鎮，以其激昂的戲曲創作與演出，在歷史的長卷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梨園烽火照肝膽：田漢與歐陽予倩的戲劇抗戰之路

盛夏的長沙，驕陽似火。筆者來到位于長沙縣果園鎮田漢村的田漢故居。這座始建于清代的磚木老宅，沐浴歲月的風雨，幾經修繕，卻始終保留著那份文人宅邸的清雅風骨。

穿過陳列室，玻璃展柜里的手稿、劇照、信件靜默訴說著主人的傳奇人生。生于1898年的田漢，早在青年時期就表現出對戲劇的濃厚興趣。那時的田漢，先后與歐陽予倩、洪深等創辦了南國劇社、南國藝術學校、南國電影劇社，主編了《南國周刊》《南國月刊》，創作了《咖啡店之一夜》《名優之死》等一批進步話劇，在全國掀起了“南國”藝術新潮，影響久遠。

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田漢認識到僅靠文藝活動無法改變黑暗的社會現實。他主動向中國共產黨靠攏，積極投身政治運動。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

七七事變爆發時，田漢正在南京從事進步文藝活動。硝煙彌漫中，他將滿腔悲憤化作戲劇的火種。南京的8月酷暑難當，田漢夜以繼日地趕寫《盧溝橋》劇本，常在燈下揮汗如雨。劇中，他生動描繪了七七事變的壯烈場景，展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敵、誓死衛國的英勇精神。

1937年8月9日，話劇《盧溝橋》在南京公演。所演之時臺上臺下，同仇敵愾。臺上喊“保衛華北，收復失地，把敵人趕出去！”臺下觀眾也跟著喊；臺上唱《義勇軍進行曲》，臺下也跟著高唱。據史料記載，《盧溝橋》在南京連演15天，日夜兩場，場場爆滿。與此同時，上海演出了左翼戲劇界集體創作的話劇《保衛盧溝橋》。寧滬呼應，拉開了“抗戰戲劇”的大幕。

此后，田漢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編寫了《新雁門關》《岳飛》等劇本，主編了《抗戰戲劇》《戲劇春秋》等多種報刊，組織了十幾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其他劇團在各戰區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演出活動，為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離開田漢故居，驅車60公里便來到了位于瀏陽市區營盤巷的歐陽予倩故居。這座白墻青瓦的院落，掩映在一片翠綠的竹林中，顯得格外寧靜。

“歐陽予倩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他的祖父歐陽中鵠是位開明學者。譚嗣同、唐才常都拜在他的門下，而唐才常又是歐陽予倩的啟蒙老師。”講解員向我們介紹道。

歐陽予倩曾留學日本，回國后積極投身于新文化運動，在戲劇創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是中國現代話劇的開拓者和戲曲改革的先驅者之一，與梅蘭芳并稱“南歐北梅”。他的代表作品《桃花扇》《回家以后》等，深受觀眾喜愛，對中國戲劇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七七事變后，他在“孤島”上海領導戲劇界的抗日救亡工作，組織了“中華京劇團”，演出了由他編導的《梁紅玉》等劇。在香港，他為“中國旅行劇團”導演了來自延安的抗戰劇《流寇隊長》和《一心堂》；編寫電影劇本《木蘭從軍》，通過歌頌歷史上抗擊異族侵犯的英雄人物，宣揚愛國主義精神……歐陽予倩的戲劇作品，為中國抗日救亡運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力量。

在兩位戲劇大師的故居里，觸摸著那些充滿歷史溫度的物件，人們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戲劇不是象牙塔里的藝術，而是燃燒在抗戰前沿的火炬。中國戲劇人用戲劇開辟著民族救亡的道路，讓每一個舞臺都成為抗擊日寇的戰場。

三湘大地起狂飆：抗戰戲劇的全民總動員

烽煙漫卷的三湘大地，始終上演著抗日救亡的“活報劇”。自九一八事變起，湖南戲劇界便以舞臺為陣地，掀起了一場席卷全省的抗日宣傳浪潮。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湘劇藝人廖升翥、蘇迎祥等人便聯合發起成立戲劇編撰組織。10月13日，湖南人民反日救國會正式成立反日戲劇編纂委員會，年逾五旬的湘劇編劇羅裕庭揮筆寫下大型抗日戲劇《倭奴毒》。這部凝聚著民族義憤的劇作，第一本《血濺沈陽城》于1932年1月29日在長沙新舞臺震撼首演。據《湖南國民日報》記載，“倭寇種種罪行，盡情描寫”的劇情，讓臺下觀者皆義憤填膺，抗日救亡的火種在戲曲舞臺上熊熊燃起。

七七事變后，湖南戲劇界抗日熱潮達到空前程度。三湘大地涌現出130余個抗日戲劇團體，其中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敵演劇隊和抗敵宣傳隊，也有民眾自發組織的抗敵劇團；有專業劇團，也有學校、單位成立的業余演出團體；有成人劇團，也有兒童劇團……各種劇團遍布城鄉，以戲劇為武器，將抗日救亡的吶喊傳遍每一個角落。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藝先鋒力量中，以廖沫沙、董每戡等為代表的文化名人，紛紛投身到抗日戲劇的創作與演出中。他們不僅用戲劇編劇、導演，還登臺演出，將抗日救亡的種子深深植根于民眾心中。1937年10月，董每戡在長沙發起成立了一致劇社，用《打鬼子去》《天津黑影》《古城怒吼》等劇目點燃民眾的抗戰熱情。更令人感慨和稱贊的是，長沙兒童劇團與育英兒童抗敵工作團的小演員們，也紛紛上臺表演各種抗日戲劇，向廣大民眾傳遞出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

民間戲曲的自發抗爭也顯示出蓬勃生機。7個湘劇抗敵宣傳隊足跡遍及湘潭、衡山等20余縣。隊員們白天在田間地頭教唱抗日小調，夜晚在曬谷場搭臺演出《土橋之戰》《雁門關》等愛國劇目。與此同時，其他戲曲劇種如巴陵戲、平劇、祁劇、衡陽湘劇、常德班、楚劇等也先后自發組成抗敵宣傳隊開展抗日宣傳活動。

廣場演出是最具震撼力的全民課堂。1939年4月，大同抗敵宣傳隊在沅陵街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當劇中少女哭訴“日本鬼子燒了我的家”時，臺下突然有老婦沖上臺擁抱演員，哭喊道：“我的兒就是這樣死的！”臺上臺下哭聲震天，隨即化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怒吼。

除了舞臺上的硝煙，湖南戲劇界還開辟了文字宣傳的第二戰場。如黃芝岡的《舊劇中的漢奸意識》，王鐵民的《發動鄉土戲劇的改革運動》等文章，成為戲劇舞臺的延伸，推動著湖南抗戰戲劇從自發走向自覺。

回望歷史長河，三湘大地的抗戰戲劇猶如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它不是少數人的吶喊，而是千萬民眾用淚水與熱血共同譜寫的救亡華章。那些在田間地頭搭建的草臺，那些在硝煙中沙啞的唱腔，終將與岳麓山的蒼松、洞庭湖的波濤一起，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抗戰記憶里。

連線專家：楊勝群

在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歷史長河中，戲曲藝術從未缺席。抗日戰爭時期，傳統戲曲與時代精神深度融合，催生出具有強烈戰斗性和鼓動性的抗戰戲曲，這些作品成為中國抗戰文化史中不可磨滅的篇章。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邀請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研究員楊勝群，為我們介紹抗戰戲曲發揮的獨特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抗戰戲曲的歷史回響與藝術價值

抗戰戲曲的勃興，本質上是戲曲藝術對民族危亡的即時性回應。1931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傳統戲曲凸顯其宣傳教育功能。眾多戲曲藝人主動將個人藝術追求與民族命運緊密聯系起來，以藝術為武器，同侵略者進行斗爭。他們或是通過改編，賦予《打漁殺家》《精忠報國》等傳統劇目以新的抗戰寓意；或是創作新編歷史劇，用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跡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懷；或是創作了大量直接反映抗戰現實的現代戲，如京劇《松花江上》、秦腔《血淚仇》等，以血淚交織的故事激勵人民群眾投身抗日救亡斗爭。戲曲藝術形態的這一轉型，打破了戲曲固有的審美范式，使戲曲藝術成為全民抗戰的精神號角。

從藝術創作角度看，抗戰戲曲呈現出鮮明的“戰時美學”特征。內容上，以抗日救亡為核心主題，聚焦這場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和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奮發精神，努力揭示時代的悲壯美、崇高美。表現方法上，突破了傳統戲曲程式化的表演規范，融入新興話劇的寫實手法與現代音樂的元素，努力營造表現戰爭環境的藝術氛圍。這種藝術創新既保留了戲曲藝術的本體特征，又融入了新的審美表達。

抗戰戲曲的社會功能，在戰時宣傳動員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當時，中國文盲率高達80%以上，戲曲憑借其通俗易懂、感染力強的特點，成為最有效的大眾傳播媒介。各類劇團深入前線、鄉村、工廠演出，“演戲即宣傳”，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理念轉化為百姓聽得懂、看得懂的藝術語言，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延安平劇研究院排演的《三打祝家莊》引起轟動，不僅鼓舞了抗戰軍民堅持不懈的斗爭精神，而且對抗戰軍民進行了一次解放敵占城市的策略教育。毛澤東觀看后給予了“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革命的道路”的極高評價。在國統區，田漢編劇的《江漢漁歌》通過民間故事宣傳全民抗戰理念，先后在武漢和桂林等地演出，成為抗戰期間演出最多、影響最大的戲曲作品之一。戲曲的這種流動性與感染力，使它成為凝聚民族精神、激發民眾戰斗意志的精神武器。

抗戰戲曲的歷史價值不僅在于其戰時功能，更在于它對戲曲現代化進程的推動。這一時期的創作實踐，促使戲曲藝術主動擁抱現實題材，探索傳統形式與現代精神的結合，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戲曲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同時，抗戰戲曲也培養了一批兼具傳統功底與創新意識的藝術家，他們的探索為戲曲藝術在當代的傳承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抗戰戲曲既是特殊時代的產物，也是戲曲藝術生命力的見證。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將個人命運、家國情懷與民族大義熔鑄于一體，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奏響了一曲曲氣壯山河的時代強音。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作品時，不僅能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更能從中汲取戲曲藝術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創作智慧，為新時代文藝創作提供鏡鑒。

（來源：《新湘評論》202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