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湖南地方組織90年若干重大問題的提法
1.在湖南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湖南傳播。1918年成立的新民學會、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1920年驅逐軍閥張敬堯斗爭的勝利和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普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廣泛傳播。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通過辦報刊、辦書社、組織社團、開辦夜校等多種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使湖南成為當時中國新思想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等通過書信向湖南介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史觀和列寧建黨學說。為促進馬克思主義與湖南工人運動相結合，毛澤東等深入工廠調查，開展工人教育、平民教育，從政治上發動組織工人、市民，醞釀組織湖南自治運動。經過嚴酷政治現實的教育和革命實踐的鍛煉，湖南大批先進分子逐步實現世界觀的轉變，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創建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條件。
2.創建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
1920年春，李大釗、陳獨秀開始探討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夏，為發動驅張運動，毛澤東到北京、上海，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建立了密切聯系，并且探討如何開展湖南革命活動等問題。回湘后，應陳獨秀之約開始籌劃在湖南建黨。1920年10月，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陳子博、彭平之、劉少奇等入團。11月，毛澤東、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秘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這是國內和海外8個中共早期組織之一。1921年7月，毛澤東和何叔衡代表湖南早期黨組織，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正式創建中國共產黨。會后，毛澤東、何叔衡主持建立黨的第一個省級支部——中共湖南省支部，毛澤東擔任支部書記。1922年5月，按照中央規定，成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是湖南新民主主義革命蓬勃開展的核心領導力量。
3.領導湘區第一次工運高潮
按照黨的一大關于以組織工人階級、開展工人運動為中心任務的決定，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支部把株萍鐵路、安源煤礦作為湘區黨組織的工作重點，加緊培養工人積極分子，發展黨團工會組織，開拓工人運動，并于1921年11月組建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作為公開領導湖南工人運動的機構。1922年9月起，在湘區黨委領導下，粵漢鐵路、安源路礦、長沙泥木、人力、織造、泥木、理發、筆業及水口山礦等工人罷工相繼爆發，掀起了湘區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在斗爭中培養了早期工人黨員和工運骨干。1922年9月14日，由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發動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是湘區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大勝利，也是黨第一次獨立領導并取得全勝的工人斗爭，產生了全國性影響。10月6日，毛澤東領導了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為工人爭得了增加工資和營業自由的權利。1922年11月，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毛澤東任總干事，郭亮任副總干事，領導了24個工團，4萬會員。1923年春全國工運轉入低潮后，湖南工人運動卻仍在向前發展，并與反帝反軍閥斗爭結合，與農民運動結合，顯示出工運發展的新趨勢。
4.實現湖南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年6月召開的黨的三大，決定與國民黨進行合作。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共產黨員均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4年8月，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成立，共產黨員夏曦、何叔衡、李維漢、郭亮等被選為執委，夏曦任執委主任兼組織工作。湘區共產黨員100%，青年團員80%加入了國民黨，在國民黨基層組織發展中起了決定作用。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在湖南17個縣市建立了組織，有黨員2754人。1925年5月，國民黨臨時省黨部在長沙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建立了以共產黨員為主體的國民黨省黨部。到1927年5月馬日事變前，全省國民黨黨員發展到16萬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在湖南的形成，為湖南工農運動的發展和大革命的高漲創造了條件。
5.發動民眾支援北伐
1925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改稱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中共湖南區委與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積極工作，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群眾運動高潮。湖南是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北伐后的第一個戰場。從1926年5月以葉挺獨立團為主體的北伐先遣隊提前入湘，到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進軍湖南，不到兩個月時間，北伐軍連戰皆捷，先后攻占醴陵、長沙、平江、岳陽等城鎮，將軍閥勢力驅逐出湘境。中共湖南區委動員工農群眾和各界力量，采取各種方式，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個方面支援北伐戰爭，為北伐的勝利進軍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并借此推動了湖南工農運動的開展。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宣言》，提出了55條最低限度的政治經濟要求，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的普遍愿望和最迫切的要求，成為指導全省工農運動的政綱，有力促進了湖南大革命高潮的形成。
6.形成全國農村大革命中心
中共四大以前，中共湘區委已開始領導農民運動。1923年岳北農工會的斗爭成為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偉大開端，譜寫了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歷史新篇。1925年上半年，毛澤東回韶山從主辦農民夜校入手，組織農民協會，建立了最早農村黨支部之一，取得了領導農民運動的寶貴經驗。1925年10月，中共湘區委擴大會議決定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并通過了《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從全省實際出發，提出鄉村自治機關應由農民選舉，取消團防地主武裝，組織農民自衛軍，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廟宇的土地交給農民等14條政綱，成為全省農民運動的綱領性文件。1926年9月，以湖南為中心的全國農村大革命高潮開始興起，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給社會各階層造成了巨大震動，鼓舞了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斗志。時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提出農民運動“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的計劃，得到中央批準。隨后，他到長沙指導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工農運動發展。在全省農村，數以百萬計的農民集合在農會里，掀起了一場迅猛異常的革命大風暴，攻擊的矛頭直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與制度，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了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局面，湖南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7.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
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給社會各階層造成巨大震動，非議反對聲也隨之而來。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籌劃農民運動“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直接指導湖南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強調“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大力推動湖南等省工農運動發展。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實地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黨內外非難農民運動的謬論，論述了農民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理論和策略。他對于湖南農民自動武裝起來、奪取地主土地的新鮮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在毛澤東的指導和中共湖南區委的領導下，全省農會會員達到600萬人，居全國第一位，農民運動進入到開展土地革命、籌建基層民主自治政權等斗爭新階段。
8.毛澤東提出“上山”思想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5月21日，長沙發生鎮壓革命的馬日事變。在大革命危急關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保存工農武裝、堅持武裝斗爭的“上山”、“下湖”思想。6月下旬，他奉命擔任湖南省委書記，主持制定省委工作計劃，對各地工農武裝作出“上山”安排。在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發言中，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成立臨時中央常委會，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組織武裝起義，著手制定湘鄂粵贛四省秋收起義計劃，毛澤東“上山”思想受到重視。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澤東起草《湘南運動大綱》，提出以汝城為中心實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武裝。毛澤東提出的“上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探索農村革命道路的萌芽，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動計劃作了積極準備，也為毛澤東后來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沿湘贛邊界轉移、進軍井岡山作了理論鋪墊。
9.領導秋收起義與文家市轉兵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確立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的總方針，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并和彭公達奉命回湖南改組省委，貫徹八七會議精神，領導秋收起義。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部隊兵分三路從湘贛邊界向長沙方向進軍，遭遇失利后，毛澤東審時度勢，果斷決定停止執行攻打長沙計劃，會師瀏陽文家市。9月19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將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此后，在毛澤東率領下，起義部隊沿湘贛邊界山區向湘南進軍，最后上了井岡山。秋收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起義，高舉共產黨旗幟，首創工農革命軍，率先提出土地革命綱領，實現文家市轉兵，從實踐上率先突破了城市為中心的模式，為黨找到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途徑，成為我們黨開創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偉大起點。
10.發動湘南起義、桑植起義和平江起義
繼領導秋收起義之后，湖南黨組織又相繼領導發動一系列武裝起義，特別是湘南起義、桑植起義和平江起義，對推動全國武裝斗爭，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產生了重大影響。1928年1月，朱德、陳毅和湘南特委領導湘南起義，波及湘南地區20余個縣，參加群眾上百萬，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組建3個農軍師和2個獨立團，建立8個縣蘇維埃政府，后與秋收起義部隊會師井岡山，建立工農紅軍第四軍，開創了井岡山斗爭的新局面。1928年4月，賀龍、周逸群和湘西北特委領導桑植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開始創建湘鄂邊根據地，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平江起義是在湖南省委直接領導下，通過國民黨軍兵變成功發動的又一次具有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1928年7月，湘鄂贛特委書記滕代遠和湘軍獨立第五師共產黨員彭德懷、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成立工農紅軍第五軍。平江起義的勝利，有力地支持了井岡山的斗爭，促進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形成。此起彼伏的武裝起義，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力量，為土地革命戰爭在湖南邊區的深入發展發揮了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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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創建五塊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上的茨坪，開始創建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斗爭。到1928年春，逐步開創了工農武裝割據局面。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湘南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朱毛兩軍會師，成立工農紅軍第四軍，進一步擴大了根據地割據區域。由毛澤東、朱德領導創建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進行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為黨領導的各地起義武裝樹立了榜樣，成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光輝起點。在井岡山斗爭的帶動下，1928年至1931年，湖南邊界地區又相繼創建了湘鄂西、湘鄂贛、湘贛革命根據地，組建了紅二軍、紅三軍、紅五軍、紅六軍、紅八軍、紅十六軍、紅十八軍等正規紅軍，并以此為基礎組成了紅二軍團、紅三軍團、紅六軍團和紅一方面軍等主力部隊，成功地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在艱難曲折中逐步鞏固和發展根據地，極大地豐富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為推動全國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入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1934年10月，任弼時等率領的紅六軍團與賀龍等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師后，發動湘西攻勢，成功開辟了以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牽制敵人10多個師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成為江南蘇維埃運動的重要戰略區域，紅二、六軍團發展到 4個師12個團，約2萬人，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
12.建立茶陵縣工農兵政府
茶陵縣作為井岡山西部屏障，自古就是湘贛邊界“軍重控扼”之地。1927年11月18日，工農革命軍攻占茶陵縣城。推翻了舊政權，新政權怎么建立，部隊沒有經驗。毛澤東指示要成立真正代表人民群眾意愿、為人民群眾辦事的工農兵政府，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11月28日，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正式成立，推舉工人譚震林為主席。這是毛澤東武裝奪取政權的最初嘗試，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最早建立的縣級紅色政權之一。紅色政權建立后，成立中共茶陵縣委，恢復縣工會、農會，建立赤衛隊，開展土地革命。毛澤東總結茶陵戰斗經驗，提出工農革命軍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的建立，開創了井岡山根據地建立革命政權的先河，為邊界革命政權建設積累了初步經驗。
13.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在井岡山紅軍斗爭和根據地建設中，毛澤東十分重視人民軍隊建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提出了一系列建軍原則。1927年10月，毛澤東要求工農革命軍上山后搞好與王佐部隊的關系，并宣布3項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1月，毛澤東提出6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2月，毛澤東又提出寬待俘虜的政策。4月3日，毛澤東率部接應湘南起義，到達桂東沙田，針對部隊發生的違紀現象，在沙田圩后老虎沖的三十六石丘正式頒布“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工農一點東西，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上門板、捆稻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這些紀律原則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和特征。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人民軍隊行之有效的治軍法寶、“第一軍規”，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14.攻打長沙和建立紅一方面軍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批準成立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等主力紅軍。按照中央“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指令，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攻克岳陽、平江，7月27日乘虛攻占湖南長沙，取得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攻占唯一省城的勝利，對全國革命運動影響巨大。8月23日，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在瀏陽永和鎮與撤離長沙的紅三軍團會師，組建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毛澤東任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滕代遠任副總政委，下轄兩個軍團、8個軍。隨即向長沙進軍，執行中央關于再打長沙的命令。久攻不克之下，紅軍于9月12日從長沙撤圍。9月13日，毛澤東主持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株洲會議，作出放棄攻打長沙，進擊湘東、贛西廣大地區的決策。撤圍長沙、轉兵株洲，體現了毛澤東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的思想，從而在軍事行動上擺脫了冒險進攻大城市的“左”傾錯誤，為黨和紅軍進一步發展革命形勢、創建中央蘇區開辟了道路。
15.蘇區紅軍錯誤肅反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占據領導地位，并推行到全國紅軍和根據地，特別是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左”傾理論指導下開展的錯誤肅反，給紅軍和根據地造成了嚴重損失。由于湘鄂西根據地的段德昌、王炳南、張昆弟、周小康、柳直荀，湘鄂贛根據地的賴汝樵、劉建中、胡筠，湘贛根據地的袁德生、陳韶、于兆龍等重要領導干部均被錯殺，加上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使各根據地紅軍的反“圍剿”斗爭歸于失敗。1932年至1933年，洪湖和湘鄂邊根據地先后失守，湘鄂西根據地最先被放棄。1934年，湘鄂贛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省委與中央失去聯系。自紅六軍團奉命西征后，湘贛根據地逐漸被國民黨軍占領。紅軍陸續進入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何叔衡、毛澤覃、劉疇西、尋淮洲、王如癡、蔡會文、方維夏、李天柱等一批重要領導干部和大批戰士為革命流血犧牲。
16.紅軍長征在湖南與通道轉兵
工農紅軍長征，有三支部隊在湖南境內書寫了長征的壯麗篇章。1934年8月，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奉命執行長征先遣任務，桂東寨前誓師西征，會合賀龍等領導的紅二軍團，落腳湘西，開辟新區，策應和支援中央紅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長征入湘，8萬大軍從江西經廣東進至湘南，連續突破敵人封鎖線，血戰湘江，保存了3萬多紅軍，面對國民黨軍隊布下的羅網，毛澤東力主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采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實施通道轉兵，從湘西南進入黔東南，有效避免了紅軍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毀滅命運，為黨和紅軍的長征開辟了一條新的生路，此后通過黨內領導層的嚴肅斗爭，開始抵制和改變李德、博古的錯誤領導，實際上為黎平會議形成決議和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提供了前提。1935年11月，任弼時、賀龍率紅二、六軍團從桑植誓師長征，挺進湘中，宣傳抗日，由湘入黔，奔赴西北，最終實現全國紅軍大會師。工農紅軍三支部隊長征經過湖南46個縣、市的廣大地區，宣傳了革命思想，撒播了紅色火種，創造了英雄業績。湖南人民不怕危險支援紅軍長征，付出了重大犧牲。
17.建立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長期在湖南及其邊界地區堅持斗爭的湘鄂贛、湘贛、湘粵贛和湘南紅軍游擊隊，通過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改編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1937年底，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到長沙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湖南的公開機關，與處于地下的省工委一道，營造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爭取了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支持合作抗日，推動了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湖南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抗敵救亡的團體多，宣傳救亡的報刊多，參軍參戰的人員多。1938年9月湖南省委通過統戰關系在武岡縣創辦的塘田戰時講學院，為抗戰輸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被譽為“南方的抗大”。從武漢撤退到長沙的周恩來、葉劍英直接指導湖南抗日救亡工作和國共合作舉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的教育工作。全面抗戰8年，湖南有7年處于戰火之下，是重要的抗戰后方和正面戰場。全省輸送抗日兵員210萬，僅次于人口大省四川。全國正面戰場的22次會戰中的6次發生在湖南境內，湖南各族人民積極配合中國軍隊抗敵，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與貢獻。
18.八路軍南下支隊轉戰湖南
1944年6月至8月，日軍向湖南大舉進攻，全省大部分地區淪陷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組成南下支隊，挺進中南、華南作戰。王震、王首道奉命率三五九旅主力挺進湖南，自1945年3月23日進軍湖南平江沙鋪里至8月17日到達桂東，突破國民黨軍的重圍，直入江西崇義、廣東南雄。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隊奉命北返，留下周禮、張春林、劉亞球、谷子元等人開展地下斗爭。南下支隊在平江等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開辟了湘陰抗日游擊根據地，與日偽頑軍進行了數十次激烈戰斗，有力地鼓舞了湖南人民抗日斗爭，也為日后湖南黨組織的恢復發展打下了基礎。
19.解放戰爭時期湖南黨組織斗爭
解放戰爭初期，湖南黨組織遵照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指示，發動和組織以學生為先鋒的愛國民主運動，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湖南學生運動，由湖南大學進步學生發起，以長沙市為中心，在省工委直接指導下，逐漸形成高潮。1947年3月，省工委根據中央指示，布置各地黨組織，發動農民開展反征兵、反征糧、反征稅和進行抗租抗債斗爭，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準備和開展武裝斗爭。到1949年解放前夕，黨領導的游擊武裝發展到15支、4萬多人，先后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桂東、汝城、資興、宜章、桂陽、郴縣、耒陽、永興、寧鄉、湘鄉、安化、新化、隆回、津市、益陽、大庸、安江、洪江、辰溪等縣城，為推動長沙和平解放及全省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20.實現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4日，在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和“極力爭取程潛用和平方法解決湖南問題”方針指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戰略決戰勝利的形勢下，中共華中局、第四野戰軍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工委多方積極爭取，國民黨愛國將領程潛、陳明仁審時度勢，深明大義，毅然接受中國共產黨八項和平主張，與國民黨反動政府決裂，在長沙通電起義，宣布“加入中共領導之人民政權”，“共同為建立新民主主義之中國而奮斗”。8月5日，人民解放軍進入省會長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新華社時評《湖南起義的意義》指出：“程潛、陳明仁兩將軍在湖南起義，嚴重地震撼了華南、東南、西南、西北的國民黨殘部。”湖南和平解放，創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長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一場戰爭浩劫，給予國民黨反動政權以沉重打擊，對于大西南的和平解放和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以及新湖南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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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開展接管建政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4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簡稱南下省委)在天津成立。4月至5月間，在河南省開封市正式組建省委領導機關。8月11日，南下省委進入長沙市。20日，南下省委與堅持地下斗爭的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黃克誠任書記。針對湖南和平解放的特點，湖南省委對地方政權機構采取了逐步改組的和平接管方針，即與原軍政當局認真協商與有步驟地接管。8月29日，湖南人民軍政委員會成立，程潛任主任，成員包括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的代表。9月1日，湖南省政府改稱湖南臨時省政府，陳明仁任主席。在蕭勁光為主任的長沙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領導下，至9月底，對舊省政府的廳、處及高等法院、警察局、銀行、郵電局、公路局等機構部門和官僚資本企業及湖南大學等單位進行了接管。除長沙市，其他各地也相繼開展了接管建政工作。1950年4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準，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首道任主席。由于采取了和平接管方針，避免了社會大動蕩，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員傷亡以及國家和人民的財產損失。
22.剿匪反霸
1950年1月召開的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會議，將剿匪、反霸和生產救災確定為當時的三大工作任務，提出為建立鞏固的屬于人民的新湖南，要動員軍隊、政權及群眾的力量，用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群眾捕捉的辦法，堅決、徹底肅清反革命的殘余匪特武裝；要有步驟的消滅封建勢力，消滅封建的政治統治與經濟剝削，把反霸減租結合進行，掌握政策，避免社會秩序的過大波動。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和湖南軍區動員地方武裝和民兵配合野戰部隊，從1949年冬至1952年夏，用兩年多時間，共消滅土匪武裝20余萬人，其中湘西土匪10余萬人，徹底剿滅了危害湖南的匪患。。省委在反霸、減租、退押、清查地方武裝和對待地主富農、工商業等問題上，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有步驟地進行消滅封建勢力與經濟剝削的斗爭，鞏固了人民政權，穩定了社會秩序，保障了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正常開展。
23.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在新中國面臨外部侵略的危急關頭，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湖南省委聯合湖南各民主黨派及抗美援朝湖南分會，向全省人民和軍隊及時發出號召，要求用積極的行動支援抗美援朝。全省共有6.7萬青年報名參軍，到處涌現出父送子、妻送夫參軍參戰的情景；掀起增產節約捐獻飛機大炮活動，所得捐款可購買戰斗機132架；捐獻慰問金88萬余元，慰問品30余萬件，書刊17萬余件；派遣5支醫療隊到朝鮮前線為傷病員服務，126人志愿參加赴朝汽車運輸隊，一批鐵路員工赴朝參加鐵路運輸工作。湖南人民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有力支援了前線，為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激發了各族人民的愛國熱忱，積極投身各項社會改革，有力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24.恢復湖南經濟
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從實際出發，執行黨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措施。采取“自上而下移交”的和平接管方式，接管了工礦、農林、水利、交通、貿易、金融、郵政等官僚資本企業200多家。對企業生產組織和技術組織及企業管理技術人員，采取“包下來”留用的政策，讓他們擔負起恢復和組織生產的工作。同時，對官僚資本企業進行必要改造，把官僚資本所有制的經濟變為人民民主國家的國營經濟，為全省統一財政、平衡物價、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基礎。隨后，省委以解決湖南人民吃飯問題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財經工作，調整工商業，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與工業、交通運輸業。經過全省人民的努力，至1952年全省經濟獲得全面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80%以上，為新湖南的初創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條件。
25.開展土地改革
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湖南解放前夕，全省5100萬畝土地一半以上集中到只占農村總人口4%的地主手中，而占總人口69%的中農和貧農只有31%的土地，占總人口10%的雇農幾乎完全沒有土地。1950年6月，中央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制訂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實施細則》，有領導、有組織、有步驟地在全省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摧毀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度，實現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經過土地改革，地主階級作為封建剝削階級被消滅了，廣大農民翻身成為土地的主人，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26.實施“一五”計劃
1953年，按照黨中央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湖南黨組織和人民努力貫徹國家“一五”計劃，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確定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安排了7個項目在湖南，全國694個限額以上的大中型建設項目中安排了38個在湖南。國家重點工程對湖南工業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湖南省委領導制定的《湖南省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既體現了國家的要求，又比較切合湖南實際，受到全省人民的積極擁護和支持，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湖南的第一部宏偉藍圖和行動綱領。經過全省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湖南“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省工業總產值達18.19億元，超過“一五”計劃16.83%；國營工業企業由1952年的734個增加到1027個；一批新型工業城市在三湘大地崛起，湖南的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并積累了初步的建設經驗。
27.完成三大改造
1953年至1956年，湖南省委領導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執行自愿互利方針，至1956年10月實現全省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全省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作法是：典型試辦，以點帶面，逐步推廣，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發展一批，鞏固一批。對民族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政策，利用其對國計民生有利的一面，為全省經濟的恢復發揮作用，限制其消極的一面，打擊投機資本；對私營工商業，主要采取加工定貨、統購包銷等措施，對小商小販，實行經銷代銷等辦法，逐步把私營工商業納入國家計劃軌道。三大改造任務完成后，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成為經濟主體，湖南省同全國一樣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28.重視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20世紀50年代開始，湖南省委在領導經濟建設中，高度重視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到1953年，湖南平均每年新建塘壩4萬多處。1952年3月至6月，湖南省委組織常德、益陽、長沙民工近4萬人參加荊江分洪工程建設。荊江分洪工程的完成，較大地提高了荊江的防洪抗旱能力。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省政府組織25萬民工整修南洞庭湖，為湖區70多萬畝農田穩產高產創造了條件。經過“一五”計劃期間的大力整治，洞庭湖平原耕地擴大到662萬畝，成了全省、全國糧倉和農產品基地。進入60年代以后，湖南省委部署打好洞庭湖區商品糧重點縣的電力排灌網殲滅戰，重點是常德、益陽、岳陽三地區，涉及農田3000萬畝。電力排灌建設，使湖區人力和機械排灌基本消失，電力排灌網基本建成，對湖區的農業生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9.中國共產黨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1956年6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即將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形勢下，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大會提出了今后工作的總任務：繼續積極穩步地完成各項社會主義改造工作，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支援國家工業化。大會討論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湖南農業發展規劃綱要(草案)》，大致勾畫出全省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藍圖。會議圍繞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這個主題，分析形勢，部署任務，提出了各項工作的原則和方針，對于奪取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全面開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會議正式選舉了以周小舟為第一書記的新省委，同時部署了新形勢下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工作，從而為全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開展提供了組織保證。
30.糾正“五風”錯誤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以“一平二調”為主要內容的“共產風”、以虛報糧食產量和工作成績為主的浮夸風、以及工作中的強迫命令風、生產管理上的瞎指揮風和生活上的干部特殊化風等“五風”錯誤，嚴重影響了黨群干群關系。為了糾正“五風”，鞏固人民公社，從1960年秋冬到1962年，根據中央部署，湖南省委組織10萬干部到農村開展大規模整風整社運動；同時，省委也進行整風，深刻檢查工作中脫離實際、下達高指標等方面的問題。通過整風整社，調整了公社和大隊規模，整頓了經營管理制度，強調了按勞分配原則，對各級領導和大多數基層干部進行了一次思想教育，糾正了“五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黨群和干群關系、促進了經濟恢復。但由于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在整風整社中造成打擊面過寬，傷害了大批基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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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調整國民經濟
面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傾”及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困難，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湖南省委和省人委從1960年冬起，在組織全省人民進行生產自救、節約度荒的同時，積極貫徹落實中央的指示，重點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主要包括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充實和加強農業戰線；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調整工業內部關系；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調整商業和手工業體制，安排活躍市場；逐步進行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調整。經過連續5年的調整，取得明顯成效。農業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工業及其它行業有所收縮和提高，整個工業的總體規模和結構趨于合理，企業的整體素質和各項技術經濟指標趨好，人民生活明顯改善。
32.毛澤東、劉少奇回湘調查研究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1961年應成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之后，和劉少奇帶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先后在湖南開展調查研究，指導農村工作。1961年3月，毛澤東派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率中央調查組到韶山蹲點調查，并親自到長沙，聽取調查工作匯報，指導調查組向農民征詢對“農業六十條”的意見，幫助湖南省委解決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劉少奇于1961年4月至5月在寧鄉、長沙農村進行了44天蹲點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為解決當時農村政策調整中與農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提供了直接依據。兩位領導人在湖南的調查研究活動，以及他們就農村、工業、手工業、商業、山林及家庭小自由等問題所作的重要指示，對于糾正“左”的錯誤、推動湖南各項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湖南省委領導迅速端正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紛紛下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有力促進了中央“八字方針”、“農業六十條”的貫徹落實和湖南形勢的逐步好轉。
33.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
20世紀60年代初，為了戰勝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湖南省委在調查研究、汲取教訓的基礎上，重視各地農民創造的新經驗，嘗試推行“三包一獎”(包產、包工、包成本、獎勵超產)等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恢復發展農業生產。1961年8月，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推廣、改進、提高和逐步完善“三包一獎”責任制度，把推廣產量責任制作為農村經營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使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全省各地試行起來。瀏陽和黔陽等地干部群眾創造了被稱為“霞光道路”、“先鋒經驗”和“秀建道路”的典型經驗，深受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并得到中央農村部部長鄧子恢的肯定。省委在產量責任制問題上進行的可貴探索，開創了農村工作新局面。盡管1962年冬以后，生產責任制被當作“單干風”、“翻案風”，甚至是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問題進行批判，并被迫取消，但它是黨對農業發展道路的一次重大探索，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改革積累了經驗。
34.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20世紀60年代初期，由于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影響，黨在政治思想方面“左”的傾向不斷發展。1961年10月起，為了反對所謂的“單干風”、投機倒把風、偷盜風、賭博風、迷信風等五股“黑風”，湖南率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在全國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推廣湖南等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按照中央的部署，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四清”(清倉庫、清財務、清工分、清賬目)為主要內容，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開展“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1963年5月和9月，中央先后制定下發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兩個文件，提出了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在黨中央指導下，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來統稱“四清”運動)在湖南普遍開展起來。湖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于1966年8月結束，對于改變干部作風，解決一些經濟上的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個運動總的來說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把干部中作風問題和一般管理問題上升為階級斗爭問題，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準備了思想基礎。
35.開展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是20世紀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國家集中力量在西南、西北地區開展的以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為重心的一次大規模經濟建設，對國民經濟建設布局進行的重大調整。湖南西部包括湘西自治州、懷化市、邵陽市、婁底市、張家界市、常德市、益陽市在內的43個縣市區被列為西南大三線建設的范圍，約占全省總面積的50%。同時，省里還確定了小三線建設10個重點縣。從1965年起的10余年間，中央和地方調集大批力量，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基本建設，建起了航空、航天、電子、兵器、核工業等40多個軍工和電力、煤炭、鋼鐵、機械、化纖等近30個民用大中型骨干企業，修通了貫穿全省的交通大動脈——湘黔鐵路和枝柳鐵路，使湖南成為國防工業生產能力較強、品種門類較多的一個省份和國防軍工基地之一，增強了湖南工業的整體實力，改變了湖南工業布局，對發展湖南基礎骨干企業和地方小型企業，開發山區資源，振興西部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由于三線建設片面強調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作法違背了科學規律和經濟規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和深刻的教訓。
36.開展“工業學大慶”
1964年，響應毛澤東向全國發出的“工業學大慶”號召，湖南省委開展了全省性的工業學大慶活動，逐漸形成高潮。1971年起，省委多次召開全省工業學大慶經驗交流會，表彰工業學大慶先進單位、先進企業，為在動亂年代堅持生產、發展經濟樹立了艱苦創業的典型。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湖南繼續開展工業學大慶、普及大慶式企業運動。全省工業學大慶運動的主流是好的，對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把大慶經驗絕對化和形式主義化，同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相聯系，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轉發國家經委黨組《關于工業學大慶問題的報告》，對工業學大慶運動進行總結，肯定了大慶石油職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批評了“工業學大慶”運動中的“左”傾，引導工業學大慶運動走上了健康軌道。
37.開展“農業學大寨”
1964年至1979年，全國普遍開展了“農業學大寨”運動。湖南“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特別是農田水利建設、實行科學種田、干部作風建設和促進糧食增產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學大寨運動中，“南有新田，北有安鄉”的典型，受到毛澤東肯定。湖南先后修建了黃石、歐陽海、涔天河、青山垅等大型水庫，完成了一批灌區配套建設和電排建設，生產了大量化肥、農藥和農用機械。但是，“農業學大寨”也存在嚴重的問題，政治上“大批促大干”，階級斗爭擴大化；勞動管理和分配上“政治記工，自報公議”，分配平均主義；生產關系上搞“窮過渡”的大隊核算、人民公社核算；經營管理上“堵資本主義的路”，禁止社員搞家庭副業、單一地抓糧食生產；工作指導上違背客觀規律，生產指揮搞形式主義、一刀切；后期演變成用強制手段推行“左”傾政策的政治運動，扼制了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對農業發展起了阻礙作用。
38.爭取十年建成工業省
1969年至1970年，毛澤東在視察湖南工作時多次向湖南省委提出建設工業省的問題。1970年9月，省委開始落實毛澤東關于十年建成工業省的指示精神，研究制訂“鼓足干勁，爭取十年建成工業省”的計劃，1973年報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在中央各部門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省委把建設工業省當作大事來抓，組織進行了電力、煤炭、鋼鐵、農機、化肥生產建設5個“大會戰”，經過不懈努力，取得了初步成績，工業落后狀況有了一定改變，整個國民經濟的建設步伐加快。到1980年，全省實現工業產值176億元，比1970年增長1.9倍，平均每年增長38%。十年建成工業省的實踐，在較大程度上促進了地方工業的發展，為后來的工業化建設積累了初步的經驗和基礎。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工業發展速度減緩，而當時的財力和生產發展水平有限，十年建成工業省既不可行也不現實，并且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基本建設浪費的狀況。
39.毛澤東、周恩來長沙決策
1974年12月23日，主持第四屆全國人大籌備工作的周恩來抱病赴長沙，向正在長沙的毛澤東匯報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及國務院人事安排情況，并商定若干重大事宜。12月24日、25日和27日，毛澤東連續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嚴厲地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四人幫”的概念，是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幫派組織的定性和批評。12月2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促膝長談至凌晨。談話內容，一方面是關于理論問題、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導原則；另一方面則是關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和關于領導體制、人事安排等問題。毛澤東、周恩來就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及組成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國務院領導班子等，達成了一致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在長沙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后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鍵，對于以后中國政治、經濟局勢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40.進行全面整頓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重申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提出要全面整頓經濟工作。3月上旬，省委召開三屆七次會議，貫徹中央開展整頓、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文件精神，具體領導湖南省全面整頓工作。5月初，鐵道部部長萬里來到株洲田心機車廠領導整頓，使該廠派性和“軟、懶、散”問題嚴重的狀況得到扭轉，生產形勢和職工面貌大為改觀，被稱為“田心經驗”。省委以此為契機，對廠礦企業、各地市領導班子、省級領導機關全面進行整頓。由于“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開展，11月下旬全面整頓停止，但其積極意義不可低估。通過幾個月的整頓，湖南省形勢逐步好轉，生產建設有了較大幅度回升，出現了全面復蘇的局面。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辨別能力得到提高，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危害有了深刻體會，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愿望愈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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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開展真理標準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胡耀邦審定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真理標準討論。這場在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和支持下，在全國開展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對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均具有重大深遠的影響。5月12日，《湖南日報》全文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2月6日，省委主要負責人在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2月26日，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湖南省委發表《高舉毛主席旗幟，建設毛主席家鄉》的長篇文章，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省委聯系湖南實際，于1979年1月決定在全省實行補課，廣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促使全省各項工作出現新局面。
42.轉移工作重點，實行改革開放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正式開辟。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特別是1981年中共中央召開湖南工作座談會后，湖南省委在不斷解放思想、全面清理“左”的思想的過程中，開始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改革入手，然后開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使改革開放逐漸由農村向城市、從淺層向縱深發展。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在曲折中起步并逐步完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摸索中積累了經驗，對外開放逐步擴大，改變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形成的吃“大鍋飯”的狀態逐步建立市場機制，個體經濟、集體經濟和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和壯大。改革開放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湖南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轉變。
43.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安徽等地出現農民自發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為主要形式的包產到戶，湖南各地農村也自發地突破限制，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1981年10月，湖南省委在華容、沅江兩縣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全省農村工作重點是完善、穩定農業生產責任制，使全省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發展起來。至年底，全省有95%的生產隊實行了以大包干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1982年1月，黨中央第一個“一號文件”肯定了包干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湖南用了兩三年時間抓了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工作。到1982年底，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趨向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廣大農民獲得充分的經營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
44.進行全面整黨
1982年黨的十二大決定：從1983年起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和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1983年12月，湖南省委根據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精神，成立整黨工作指導小組，開始分期分批進行整黨工作。全省第一期開展整黨的包括6個省級領導班子和101個省直部委辦廳局，共10500多名黨員。1984年12月，湖南省委部署第二期整黨工作，分兩批進行。到1986年6月底，相繼完成了地、縣兩級及企事業單位和區、鄉(鎮)及其所屬企業、城市街道的整黨工作，8月中旬，全省村級整黨全面鋪開。1987年1月，省委在全省黨員中進行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經過全面整黨，全省黨員在思想上更加統一，初步改變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黨內思想、作風、組織不純的狀況，同時也積累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經驗，推動了新時期黨的建設。
45.開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按照中央的決定精神，省委根據湖南實際情況，開展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對省直廳局管理企業的制度進行改革，把省屬企業下放到中心城市，打破部門、地區界限，從根本上解決條塊分割的問題，進一步搞活企業，并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加速全省工業發展和四化建設進程。其次在全省普遍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和任期目標管理制，逐步推行經營承包責任制，企業內部建立健全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各項民主管理制度，企業有權決定自己的技術發展方向。接著逐步開展企業用工、勞動人事、工資制度三項制度改革，以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與此同時，逐步展開物價改革，流通體制改革，計劃、財稅、金融管理體制改革和外經貿體制改革等。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從所有制到經濟運行機制的全方位多領域縱深發展，真正觸及了逐漸變得僵化的計劃經濟主體部分，為國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更重要的是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了有益準備。
46.鼓勵個體、集體經濟發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個體經濟幾乎絕跡。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1980年省委、省政府確定在全省適當發展個體工商業，重點發展服務性行業，解決群眾吃飯難、住宿難、修理難等問題。1981年省委、省政府要求各部門堅決改變對集體經濟、個體經濟歧視、限制、打擊的態度，代之以引導、鼓勵、促進、扶持和監督管理。1982年湖南個體工商戶比1981年凈增3.3萬多人。個體經濟的發展，方便了群眾生活，安置了部分待業人員，促進了安定團結。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1982年國務院公布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明確規定在法律允許范圍以內的城鄉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隨后，湖南個體工商業進入大發展時期，并與小城鎮建設和發展城鄉集體(合作、合伙)經濟結合起來，1984年全省鄉鎮企業發展到34.4萬個，完成總收入64.4億元，從業人員249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1.5%。
47.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年12月湖南省委六屆五次會議提出湖南按照“三轉三快”的思路深化改革，即轉變指導經濟工作的舊觀念舊習慣，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市場體系建設，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快社會服務體系建設。隨后，全省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精神，緊緊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積極采取各種措施，發揮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深化農村改革，加快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展開現代市場體系建設。1995年以后，第七屆湖南省委繼續解放思想，抓住國有企業改革這個中心環節，努力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步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法制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制度，向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斷邁進。
48.努力建設開發區
20世紀80年代初，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地區經濟社會的超常發展，對湖南產生了巨大影響。1988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湖南設立湘南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8月，省委、省政府批準懷化地區為山區開放開發試驗區；1988年成立的長沙高新技術開發區，1991年列為首批國家級開發區。1992年以后，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與發展“五區一園三基地”(即：長沙、株洲、湘潭、衡陽、岳陽5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岳麓山大學科技園，國家火炬計劃新材料成果轉化及產業化湖南基地、長沙生物醫藥基地、國家火炬計劃長沙軟件基地)，充分利用優惠政策和機制優勢，不斷改善產業發展的環境，發揮高新技術產業的“輻射源”作用，建成政策環境良好、運行機制靈活、服務體系完善、基礎設施配套的外向型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以107國道為主軸的湘中火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帶。經過20余年發展，全省擁有各類開發園區141家，其中國家級開發區9家，省級開發區69家，開發區已成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平臺，成為湖南經濟發展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
49.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
湖南農業產業化經營起步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些地市陸續勾劃出公司+農戶、產加銷一條龍等農業產業化雛形。1995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強調要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上邁出實質性步伐。1996年9月省委首次召開全省農業產業化工作會議，同年11月，省委、省政府發出了《關于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的意見》的重要文件，明確了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意義、工作重點、政策措施，湖南農業產業化進入初級發展階段。2001年湖南省第八次黨代會將農業產業化納入“三化”進程之一，省委提出扎實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業產業化從此步入快速發展軌道，主導產業初步形成、龍頭企業不斷壯大、市場體系日趨完善、經營機制不斷創新，給整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湖南是農業大省，城鎮化起點低。1985年省第五次黨代會提出逐步加強城鎮建設。1992年以后，各地興辦“開發區”，刺激并推動了城市化進程。1994年省委、省政府決定進一步加快發展小城鎮，益陽、郴州、永州、懷化先后由地改市，長株潭經濟一體化得到大力推進。2001年省第八次黨代會提出大力推進“三化”發展戰略，城鎮化作為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的重要載體，戰略地位更加突出。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實施新型工業化帶動戰略，要求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構建以長株潭城市群為核心、市州中心城市為重點、縣城中心鎮為依托的城鎮體系，推進了城鎮化加快發展。
50.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湖南省委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抓兩頭，促中間”。基礎好的大中型企業率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基礎差的企業分別實行租賃、轉讓、出售、破產；其它企業則全面落實經營自主權，轉換經營機制，逐步向現代企業制度過渡。省里抓緊實施“抓大放小”方針，確立了“調高、調優、調大”和扶優扶強的發展思路，組建了一批企業集團，其中華菱鋼鐵集團、長沙卷煙廠、常德卷煙廠、株洲冶煉集團、曙光電子集團、長豐集團進入中國企業500強。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后，湖南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至2002年，全省241戶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全部進行了公司制改革。現代企業制度基本在湖南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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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實施科教興湘戰略
1990年10月，湖南省第六次黨代會首次提出“科技興湘”戰略。1991年10月，省委、省政府作出《關于科技興湘的決定》，規劃科技興湘的基本構想和主要目標，并設置科技興湘獎。1995年5月，中央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把“科教興國”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省委、省政府頒發了《關于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的實施意見》，明確大力實施“科教興湘”戰略，出臺了一系列科教興湘新舉措，設立了湖南省最高綜合性科技獎——“周光召科技獎”。2001年省第八次黨代會提出“堅持科教興湘、推進科技創新”的發展戰略，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湖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2006年4月，省委、省政府確立“科教興湘、建設創新型湖南”的主導戰略，作出建設創新型湖南的決定。2010年又將“創新湖南”作為湖南轉方式、建“兩型”叫得響的“四張名片”之一。“科技興湘”戰略的實施，推動了湖南科技創新和經濟的發展，僅“十一五”時期湖南就有106項成果獲國家科技獎勵，居全國前5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1%，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全省又好又快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52.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一科學概念，并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省委按照中央部署，研究制定了全省黨員干部學習鄧小平理論有關規劃，組織領導全省黨員干部深入持久地開展學習鄧小平理論的系列活動，推進鄧小平理論學習的不斷深化。1993年至2000年，全省組織黨員干部掀起7次學習鄧小平理論的熱潮。2000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從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如何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出發，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省委常委學習中心小組立即組織學習，并從當年12月起，根據中央指示，部署在全省縣直機關和鄉鎮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活動。200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強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按照中央部署，全省掀起了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通過持續不斷地開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活動，全省黨的干部隊伍和各級領導班子的思想理論素質有了明顯提高。
53.全面建設小康湖南
根據中共十六大確立的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2002年12月制訂的《湖南省全面小康社會規劃綱要草案》，確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要求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力爭2020年前翻兩番，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基本實現工業化，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全省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推進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目標設計、戰略規劃、整體推進等方面開展了扎實有效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開局。中共十七大提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湖南即時進行了修正調整。經過數年努力，湖南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并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湖南“十二五”規劃強調高舉科學發展旗幟，堅持走“四化兩型”的路子，全力推進創新型湖南、數字湖南、綠色湖南和法治湖南建設，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決定性的基礎。
54.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
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的一項重大舉措，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一次成功實踐。2004年11月7日，黨中央下發了《關于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意見》。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湖南從2005年1月開始，分三批進行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到2006年6月基本結束。全省15.47萬個基層黨組織和325.02萬名黨員參加了先進性教育活動。活動中，省委和全省各級黨組織既認真完成中央“規定動作”，又緊密結合湖南實際創新“自選動作”，主體突出，特色鮮明，取得了圓滿成功：一是廣大黨員受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先進性意識明顯增強；二是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加強，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進一步提高；三是黨群干群關系更加密切，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四是先進性教育活動與工作生產“兩不誤、兩促進”，經濟社會較快發展；五是先進性長效機制初步建立。
55.實施中部崛起戰略
針對中部地區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發展相對緩慢的狀況，2006年，國務院作出《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以及綜合交通運輸樞紐。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給湖南發展現代農業、振興“老工業基地”、建立對全國乃至對東南亞有影響的物流集散中心、發展為國家高新技術的孵化基地和國內人才的培訓基地、保護生態和開發旅游資源帶來機遇。湖南充分利用這一戰略機遇，加強與中部各省在產業發展、金融創新、市場開拓、基礎設施對接等方面開展廣泛合作，更好地發揮中部綜合優勢，形成整體合力，增強綜合競爭力，并加強與粵港澳地區的交流合作，推動湖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2008年以來，湖南省委堅決落實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進新型工業化，以新型工業化帶動新型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基礎工作，爭取在經濟波動調整期實現“科學跨越、后發趕超”。2010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增加值5890億元，工業增加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到56.1%。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努力實現共生發展、共生崛起。
56.實施“一化三基”、富民強省戰略
2006年11月，湖南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富民強省的宏偉目標，正式實施新型工業化帶動戰略。2008年7月召開的省委常委會議上，明確提出推進“一化三基”戰略，即把加速推進新型工業化作為加快富民強省的第一推動力，進而帶動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把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基礎工作提升到戰略思路的高度，堅持以“三新”帶“三基”，以“三基”促“三新”，使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作為一個整體在更高層次、更廣領域、更大范圍得到了更好的統籌。全省各級各部門認真貫徹省委、省政府決策部署，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切實做強基礎產業、做優基礎設施、做實基礎工作，推進“一化三基”成效顯著。工業主導地位日益增強，工業化水平顯著提高；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日益增強；基礎產業的規模效益明顯提高；基礎工作的保障功能更加完善。推進“一化三基”戰略，促進富民強省，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符合湖南省情，為湖南下一步改革、建設、發展奠定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
57.推進新農村建設
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為了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湖南省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重要位置：穩定發展糧食生產，大力調整農業結構，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抓住整治環境這個重點，完善鄉村布局規劃和建設規劃，切實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加大“三農”投入和財政支農，確保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加快發展農村教育、技能培訓和文化事業，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完善新農村建設的鄉村治理機制。到2010年，全省“三農”建設取得巨大成就：農民人均純收入5622元，增長14.5%；新農村“千村示范”工程穩步推進，農村集中供水普及率達35%；農村公路、安全飲水、電網、通訊、信息、沼氣等基礎設施建設、改造、維護和管理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正在三湘大地上不斷涌現。
58.為民辦實事
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從2004年起，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每年為全省人民興辦八件實事的重大決策。至2011年初累計投入為民辦實事資金1300億元。在連續8年堅持為民辦實事的基礎上，省委、省政府出臺了《湖南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實施綱要(2011—2015)》，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八大工程：就業增收工程、社會保障工程、素質提升工程、全民健康工程、安居宜居工程、暢通工程、安全工程、解困工程，充分體現了中央精神，順應了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新要求，是對人民群眾的莊嚴承諾。全省各級各部門要踐行黨的根本宗旨，推進科學發展富民強省，進一步加強民生工作，全面提升民生質量和水平，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保障。
59.發展文化產業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產業，建設文化強省。1989年作出“發展文化經濟，建設文化大省”的決策。2001年圍繞“發展文化產業，建設文化強省”的戰略，制定了《湖南文化產業2001—2010年發展規劃》，形成“一區三帶、四輪驅動、兩翼齊飛”的文化產業布局。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進一步提出將文化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興支柱產業，把湖南建設成為文化強省的奮斗目標，推動文化強省戰略全面實施。經過多年的努力建設，湖南文化產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步入收獲黃金期：一是門類比較齊全，形成了以廣電、出版、動漫三大優勢板塊為龍頭，演藝娛樂、電視購物、文博會展、工藝美術為第二梯次，網絡、手機報等新興媒體集群為補充的多層次產業體系；二是特色鮮明，既有中國民族特色，又具有濃厚的湖湘文化魅力，娛樂化特征比較鮮明，以電視為主的快樂中國定位影響深遠，歌廳、酒吧、動漫等文化產業向娛樂主題靠攏，民營歌廳、演藝酒吧等休閑產業表現活躍；三是文化集中度相當高，產業凝聚力較強。“電視湘軍”、“出版湘軍”、“動漫湘軍”等一批文化品牌全國聞名。
60.實施人才強省戰略
2000年10月，省委確立了人才強省戰略。2002年，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的若干意見》，對人才強省戰略進行了總體部署。2004年，按照“黨管人才”原則，湖南省成立了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工作領導機構——湖南省委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印發了《湖南省新世紀121人才工程實施方案》，強調建設一支適應湖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求的高層次專業技術骨干人才隊伍。隨后出臺一系列獎勵政策，同時采取多種方式鼓勵各類高層次人才積極參與到全省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中去。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建設教育強省”的決策，此后，省委、省政府《關于建設教育強省的決定》，把人力資源開發列為優先發展領域，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省，為加快富民強省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撐。2010年，湖南制定實施《湖南省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對于加快推進人才強省建設，構筑長遠發展的人才優勢，推動湖南科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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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湖南省第九次黨代會以來，省委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大力實施組織人事改革。省委提出“不能讓綜合素質高的人吃虧，不能讓干事的人吃虧，不能讓老實人吃虧”的“三個不吃虧”用人導向，認真落實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和重用干事者、創新者、公認者；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完善干部評價考核機制，大力選拔任用符合“三個不吃虧”要求的人。其后，在“三個不吃虧”用人導向基礎上，省委進一步提出“營造肯干事的人有機會、能干事的人有舞臺、干成事的人有激勵”的“三種‘干事的人’”用人政策，進一步創新了服務科學發展的選人用人機制，為實現科學發展、富民強省提供了堅強有力的組織人事保障。
62.制定實施行政程序規定
《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作為中國第一個地方性行政程序規定，于2008年4月出臺、10月1日正式實施，宣示湖南省各級政府朝著有限、服務、高效、透明、責任的法治型政府邁開了實質性步伐。《規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權利、政府承當更多程序義務為立法思路，對各類政府行政行為的程序進行了系統而詳盡的規范，從而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民主行政。《規定》頒布后，湖南大力推進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建設，依法行政水平不斷提升，堅持“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公開、公平、公正、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基本形成，為實施“四化兩型”戰略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63.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決策加快推進長株潭經濟一體化。2006年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發揮長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長極作用，全面啟動長株潭“3+5”城市群建設。2007年12月，國務院批準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長株潭試驗區建設，分為三個階段：2008年—2010年為打好基礎、重點突破階段；這一階段，與“兩型社會”直接相關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產業發展等體制機制取得突破，相關的保障機制、政策法律體系框架基本建立。2011年—2015年為縱深推進、初見成效階段；這一階段，基本建立促進“兩型社會”建設的體制機制，符合國情和區域特色的“兩型社會”發展模式初步建成。2016年—2020年為基本完成任務、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這一階段，試驗區建設總體把握四條原則，即堅持改革創新、體現湖南特色、立足科學發展和實現發展方式轉變、注重統籌協調。“十一五”期間，湖南“兩型社會”建設配套改革全面啟動，完成了長株潭城市群試驗區頂層設計，總體改革方案和規劃獲國務院批復實施。
64.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
2007年11月，省委九屆三次會議作出《關于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努力開創富民強省新局面的決定》，在全省掀起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學發展觀的熱潮。從2008年8月底至10月底，全省普遍開展“堅持科學發展、加快富民強省”解放思想大討論，取得了階段性的明顯成效。2008年9月開始，按照中央部署，湖南省16.1萬個單位、351.9萬名黨員分三批參加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活動中，各級黨組織本著“黨員干部受教育、科學發展上水平、人民群眾得實惠、富民強省新跨越”的總要求，準確把握“堅持解放思想、突出實踐特色、貫徹群眾路線、正面教育為主”的指導原則，緊緊圍繞“提高思想認識、解決突出問題、創新體制機制、促進科學發展和加強基層組織”的目標，深入學習調研、認真分析檢查、積極整改落實，扎實推進學習實踐活動，得到中央肯定、群眾贊譽。解放思想大討論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相互銜接、整體推進，揭開了堅持科學發展、加快富民強省的新篇章。
65.建設學習型黨組織，開展創先爭優活動
2009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偉大工程。2010年3月湖南省委作出《關于推進全省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實施意見》，進行具體安排。隨后，全省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工作按照中央要求，在15萬個基層黨組織和352萬名黨員中展開，取得了積極成果，得到上級肯定。活動中，湖南把建設學習型黨組織作為建設學習型政黨的基礎工程來抓，作為建設學習型社會的示范工程來抓，作為推進理論武裝戰略任務的重點工程來抓，作為推進“四化兩型”建設、實現“十二五”規劃目標的先導工程來抓，特別注重通過加強學習提升理性思辨能力，科學決策能力，創新創造能力，持續競爭能力。同時，按照中央部署，湖南省在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中深入開展了創先爭優活動，進一步激發黨組織和黨員的生機活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進一步促進黨組織和黨員更好地聯系、服務群眾，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努力為“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提供堅強保證和強大動力。
66.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
在2010年8月召開的湖南省委工作會議上，省委順應當前國內外發展大勢，立足湖南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作出《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兩型社會”建設的決定》，首次提出“四化兩型”的發展戰略概念。“四化兩型”指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戰略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科學性、完整性特征。從“一化三基”到“四化兩型”，是把握科學發展這個主題、緊扣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的戰略抉擇，體現了新形勢下湖南科學發展的新要求。2011年1月，省第十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湖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實現“十二五”時期發展目標，關鍵在于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全省上下以科學發展、富民強省為主題，朝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社會和諧的新目標和創新型湖南、數字湖南、綠色湖南、法治湖南的新愿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走優化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和人本發展之路，全面推進“四化兩型”建設，必將譜寫科學發展、富民強省的最新最美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