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統一戰線，促進團結抗戰
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全民族團結進行的一次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在這一場民族斗爭中，湖南各族、各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全國抗戰8年，湖南就有7年處于戰火之中，而且一直處于正面戰場前線。省會長沙，歷經一次大火，四次會戰，全城精華，化為灰燼；其次常德、衡陽、湘西的幾次戰役，無不歷時數月，戰斗異常激烈。全省78個縣市，縣城淪陷的有44個，部分被日軍占領為11個。在被敵占領過的44個縣市的城市，房屋損失在60%以上的竟達32個縣市，其中長沙、衡陽兩市及常德、桃源等10個縣，損失高達90%。全省的財產損失折合法幣121922億元，其中直接損失達115044億元。在忍受著巨大犧牲的同時，全省每年除供給軍棉7萬擔，軍布300余萬匹，軍糧1000萬石外，還不時調出糧棉等物資接濟鄰省之需求。8年中，全省實征壯丁175萬人，其中1939年和1940年，每年有近30萬青年被征入伍，參軍參戰。三湘兒女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抗敵御侮篇章。
中國共產黨湖南地方各級組織，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促進國共兩黨在湖南地區以及各族、各界人民之間的團結合作，推動了全省的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初期，省工委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和抗日救亡宣傳，為動員和團結全省各黨派、各階層，以及各族人民進行抗日斗爭，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作出了貢獻。當國民黨頑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制造反共流血事件時，省委從團結抗戰的大局出發，一方面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行徑，與國民黨頑固派堅決斗爭；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轉變斗爭策略，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堅持地下斗爭，保存了骨干力量。在淪陷地區，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游擊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并開辟了石公華等敵后抗日根據地，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湖南各級黨組織在抗戰時期的工作卓有成效，功不可滅。
一、 創造團結抗戰的政治局面
抗日救亡運動在湖南興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出兵侵占東北沈陽，揭開了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序幕。具有反帝愛國斗爭光榮傳統的湖南人民紛紛行動起來，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開展反日愛國群眾運動。25日，省會長沙舉行反對日本武力侵占遼寧示威大會，提出團結民眾，一致對日宣戰，厲行對日經濟絕交的正義主張，并將原湖南人民對日援僑委員會改組，建立湖南反日救國會。各界民眾還商議提出了對日本實行經濟絕交的五大措施：(一)不供給日本人各種原料；(二)不買賣日本各種貨物；(三)不乘坐日本輪船；(四)不為日本人運輸貨物，(五)不為日本人服務。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消息傳來，全省沸揚。長沙工人抗日救國會、學生抗日會、商會、長沙縣教育會等團體，紛紛致電慰問和聲援上海奮勇抗擊日本侵略的十九路軍，同時反對國民黨的妥協政策。2月7日，長沙各界民眾冒著風雪舉行湖南人民抗議倭寇在京滬暴行示威大會，全市罷工罷市，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學生寒假宣傳隊到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動員支援抗日部隊。湖南各界群眾積極募集抗日軍慰勞捐，獻錢獻物，支援前方抗戰。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軍攻占山海關，大舉進攻華北，熱河危急，平津動搖，國家民族危難日益嚴重。1月17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抗日宣言，提出共同對日作戰，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湖南人民立即召開各界團體聯席會議，請愿政府調遣全國各軍隊抵抗日軍侵略。長沙中學生基于愛國熱情，請求省政府發給旅費出關殺敵，同時積極參加學校軍訓。2月間，湖南各界航空救國會成立，發動募款購買軍用飛機，以強大空軍御侮圖存。3月，為支援長城沿線駐軍抗戰，省垣群眾進行抗日動員，支援前方抗戰。
在湖南民眾日益高漲的反日愛國熱情和日趨活躍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堅持白區工作的中共湖南地下組織，積極響應黨中央抗日反蔣的號召，宣傳黨的抗日方針和抗日救國言論，努力對民眾的救亡活動發揮政治影響。1933年春，以劉道衡為首的中央軍委特科長沙工作組成員以合法身份作掩護，利用各種社會關系，領導長沙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積極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救亡運動。上海中央局指示長沙工作組，注意青年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工作組為了推進長沙抗日反蔣活動，專門設立了青年運動黨團組織，從事統一戰線和群眾運動工作，加強對青年學生運動的聯系和領導。黨團書記趙君實和成員劉樂揚、梁宜蘇，組織了抗日大同盟，在湖南大學、長沙高級中學等學校和新聞界發展了20多個盟員，作為黨的外圍組織，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12月9日，北平愛國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漲。特科長沙工作組積極領導和組織青年和民眾聲援北平學生愛國行動。黨團成員根據上海中央局關于在長沙組織發動學生示威游行、響應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指示，立即以抗日大同盟的名義印發抗日宣傳單，并通過青年骨干分頭聯系各中學學生，推進長沙青年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20日，省會長沙上萬名青年學生,不顧當局和校方的威脅阻撓，走上街頭集會游行，聲援北平一二九運動。領導青年運動的中共黨團組織散發了上千份內容鮮明的傳單口號。青年們高呼“反對自治、保衛國家領土完整、鏟除漢奸、打倒奸商、擁護政府從速解決華北問題”等口號，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政治要求，公布了《湖南學生反對華北自治組織告同胞書》等項宣言，熱烈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游行隊伍從會場教育會坪出發，穿行25條大街小巷，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市民萬人空巷，爭睹共鳴。示威大會決議成立長沙學生救國聯合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運動。與此同時，常德、衡陽等地的愛國學生，也分別上街集會游行，宣傳響應一二九運動。之后，中共青年運動黨團總結—二二O大示威的組織領導工作，研究了形勢和任務，決定繼續推動運動發展，并創辦《更生》刊物，指出造成民族解放的統一聯合戰線，是當前迫切的要求；呼吁用全副國力抵抗民族敵人，停止一切內戰，推動湖南各階層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
1936年夏，一批從北平、上海、武漢等大城市回鄉度假的湘籍師生，在中共黨員的組織領導下，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成為這一時期湖南抗日救亡的中堅力量。7月，由北平同學發起，成立了有成員30多人的長沙民族先鋒隊組織，由李仲融、蘇鏡等人負責，編成若干小組分別活動。后來常德等地也成立了民先隊分隊。8月1日，民先隊創辦的《湘流》三日刊在長沙出版，主要刊登抗日救亡內容的新聞、評述、報道、文藝，宣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該刊富有戰斗風格，形式活潑，很受讀者喜愛，至1936年底共出版40多期。民先隊還組織了抗日歌詠隊，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建立1936劇社，排演抗日愛國劇目，進行抗日文藝宣傳；深入工廠、街道、市郊，向工農民眾進行抗日宣傳。于剛、陳德明等利用培德女校、自治女校開辦了兩個補習學校，向工人、市民、婦女講解只有抗日才能求得民族生存的道理。
1936年暑假末，上海抗敵救國會派代表來長沙，幫助建立了湖南各界救國會。此后，救亡社團、救亡報刊紛紛建立，救亡活動廣泛開展。李仲融、楊榮國、蕭敏頌等組織了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國會，通過1936劇社、紫東藝社、《今日評論》等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特科長沙工作組派趙君實、劉樂揚加入該會，還利用《全民日報》、《力報》等做了大量工作。
國共合作抗日，湘境紅軍游擊隊改編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在北平郊區宛平縣盧溝橋向中國駐軍發起武裝進攻，當地愛國官兵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人表現了捍衛民族利益的堅定信念和抗敵御侮的極大勇氣。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提出《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促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全面抗戰爆發后，長期在湖南及其邊界地區堅持斗爭的湘鄂贛、湘贛、湘粵贛和湘南紅軍游擊隊，根據黨中央關于積極與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協商，迅速切實實行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部隊黨組織和地方黨組織緊密配合，積極而慎重地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改編部隊，開赴前線抗日。
先是中共湘鄂贛省委提出四項合作條件和五項停戰條件，與國民黨軍隊第五十師代表及平江縣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談判，后又與國民黨武漢行營談判，開始談判并不順利。當國共兩黨達成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協議后，中共湘鄂贛省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的談判才有了進展。1937年8月29日談判獲得成功。湘鄂贛省委機關和紅軍游擊隊官兵陸續下山，在平江縣的長壽、嘉義一帶集中整訓。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江西南昌組建后，湘鄂贛紅軍游擊隊奉命組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共1100余人，從嘉義出發開赴抗日前線，并在嘉義設立了新四軍駐平江嘉義留守處(后改為通訊處)。
湘贛邊界的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在陳毅的勸說下，向分散各地的紅軍游擊隊發出停止同國民黨的敵對行動并下山參加整編的通知，經過集中整訓后，紅軍游擊隊奉命組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大隊，共300余人，于1938年2月從江西省蓮花縣龍上村出發，開赴抗日前線；行至浙江開化時，又奉命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一營。
在湘南地區堅持斗爭的中共湘南特委，在中共中央派去的王濤幫助下，于1938年2月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達成了關于雙方停止敵對行動、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和在郴州設立新四軍駐湘南通訊處等協議，湘南紅軍游擊隊第一大隊和湘南赤色游擊第三大隊，分別在宜章縣赤石和耒陽縣江頭集中整訓，組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共300余人，于4月從耒陽縣灶市出發，開赴抗日前線，行至安徽太平時，正式編入新四軍軍部特務營。活動于湖南桂東、汝城及江西崇義之間的東邊山和桂東、汝城、資興之間的西邊山的湘粵贛游擊支隊，在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后，集中在桂東沙田整訓，改名為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共300多人，于1938年1月開赴江西省大余縣池江，與贛粵邊游擊隊集中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二營及第三營一部，部隊離開桂東時，在沙田設立了新四軍駐沙田留守處。
湘境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對促成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和支援前線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成立和湖南黨組織重建
1937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高級參議、駐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上校主任的身份，在長沙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
通訊處建立之初，正值日軍占領上海，進逼南京，許多人對戰爭前途、民族命運十分擔憂，他們希望聽一聽共產黨的看法和主張，因此每天到通訊處來訪的人絡繹不絕。來訪者紛紛提問：戰局將會如何發展?共產黨究竟是真與國民黨合作抗日，還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對于這些問題，通訊處的工作人員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耐心細致地予以解答。使來訪者消除了對國共合作的疑慮，增強了對抗戰前途的信心。
為了使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讓更多的人了解，通訊處除了利用報刊等媒體進行宣傳外，還把宣傳工作做到民眾之中。徐特立等多次應邀在長沙市銀宮電影院、第一師范等處公開講演，宣講國內外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每次講演，聽眾都是擠滿會場。講演完畢，總有不少聽眾久久不愿離去，圍著講演人請教有關時局的各種問題，情景極為熱烈。徐特立還常到火宮殿演講，這里當時是勞動群眾經常聚集的場所，到這里可以直接同普通民眾交流。在融洽的氣氛中，徐特立以通俗生動的語言，講團結抗日的道理，使在場的群眾深受教育。當時的《觀察日報》描述說：“徐先生本來是深入民間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國家大事說得很周詳，搶去了不少說書人的買賣。聽眾越來越多，徐先生講了又講，到了午餐的時候，大家公請了徐先生一頓。這充分地表現了那一群的民眾，并不是不關心國家的事。”
積極開展對國民黨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重要任務之一。徐特立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同國民黨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徐特立多次找張治中商談抗日救亡的各種問題，使張治中樂意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組織民眾抗日的一些主張，允許建立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等抗日救亡團體，并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及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特別是在釋放政治犯的問題上，通過做張治中的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抗日，通訊處還積極做國民黨內何鍵派骨干劉岳厚、失意的國民黨軍政要人趙恒惕等上層人士的工作，使他們在政治上同共產黨保持較好的合作關系。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擴大了徐特立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影響。
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一項經常性工作，是為前線籌集和轉運軍需物資。當時，籌集物資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根據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統籌安排，由駐湘通訊處向國民黨衡陽軍需處交涉，領取八路軍的軍餉、被服、武器彈藥等。二是轉運全省各界、廣東等地以及海外僑胞捐獻的衣物、藥品、醫療器械等物資，如印尼華僑捐獻的萬金油，東南亞華僑捐獻的軍用救護汽車，長沙衡光工業社職工捐獻的錢及寒衣等。除此之外，通訊處還想了各種辦法，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延安和前線部隊采購了急需的紙張、通訊電器及醫療器械等物資。
在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下，湖南有不少青年要求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線去。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認真做好招收和輸送工作。通訊處設立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招生委員會，在省立第一師范、長沙周南中學、含光中學等學校招收了數百名學生和其他進步青年。他們中有的被送往延安，分別進入抗大、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有的被送往八路軍、新四軍的部隊。在轉送這些熱血青年的同時，通訊處還將一部分湘籍共產黨人的子女、親屬及革命烈士的遺孤送往延安，這其中有毛澤東的侄子、任弼時的女兒、彭德懷的侄子等。從湖南走出去的這一批抗日青年，許多人后來在斗爭中鍛煉成為優秀的革命骨干。
抗日戰爭初期，在湖南地方黨組織尚處于恢復階段的時候，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作為國共合作后在湖南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機關，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推動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很快在全省營造出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為全省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大革命失敗之后，由于國民黨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全省的共產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除湘鄂贛邊、湘贛邊及湘南外，其它地方的黨組織被摧殘得所剩無幾。所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湖南地方黨組織的基礎相當薄弱。當時在湖南恢復地方黨組織主要依靠以下幾方面的力量。
在長沙，有由劉道衡領導的中央特科長沙工作組，他們除了向中央提供湖南國民黨軍隊的有關情報外，還秘密吸收了一批青年入黨，并積極推動青年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另外，1935年3至4月間，中共湘鄂贛省委派李明秋、袁仲賢到長沙縣銅官鎮，沿湘江一帶發展黨的組織。5月下旬，成立湘江特委，在長沙、益陽等地開展工作，先后組織了銅官區委、益陽黃萬泰染織廠支部等10個支部，發展了100余名黨員。中央特科長沙工作組和湘江特委的工作范圍雖然狹小，但它填補了地下省委遭破壞后湖南黨組織的空白，成為抗戰初期全省黨組織恢復的重要基礎。
七七事變之后，隨著平、津、滬、寧等地淪陷，一批高等學校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張天翼、翦伯贊、田漢等先后轉來長沙，他們中不少人是共產黨員，僅新建的國立聯合大學中就有共產黨員20多人。9月，呂振羽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回湘開荒”之命到長沙，與劉道衡取得組織聯系后，團結回湘文化人與長沙市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以自治女校、含光女校、育英小學讀書會為活動陣地，并以黨員與進步人士為基礎，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這一批從外地回湘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學生中的中共黨員，是恢復全省黨組織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國共合作之后從全省各縣監獄中釋放及大革命失敗后遠離家鄉的農村黨員干部，陸續回到家鄉進行活動。如溆浦、安化、寧鄉等地，就有一些共產黨員在當地聯絡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和進步青年，積極開展抗日活動，恢復黨的組織。同時，隨著外地一些機器廠、兵工廠、抗戰團體往湖南遷移，也送來了一部分共產黨員。這些零星的黨員，雖然分散，但也是全省黨組織恢復重建的組織基礎之一。
雖然在全面抗戰爆發之時，省內一些黨組織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環境下，開始了一些群眾工作，但就整個組織而言仍然表現零亂，亟待加強。1937年12月上旬，受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中共湖北省臨時工委的委派，任作民從漢口來長沙，開展恢復、整頓黨組織的工作。他在湘江特委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湖南特委，由任作民為書記。
湖南特委在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密切配合下，與平、津、滬、寧等地回湘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系，建立起組織關系，并依靠他們建立了長沙臨時大學和文化界抗敵后援會黨支部。同時，派人到銅官、樟樹灣、益陽等地整頓黨的地下組織，在常德、湘潭、瀏陽等地恢復、重建和發展黨的組織。還通過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聯系失散的共產黨員，將分散隱蔽在各地的黨員力量重新組織起來。至年底，在長沙、益陽、常德等地恢復和重建了黨的一批基層組織，先后成立了2個區委、24個支部，共有黨員200多人。與此同時，特委積極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各地黨組織一般以中小學為依托，以黨員教師為骨干，組織各種讀書會、宣傳隊，進行演講、座談、演戲、慰勞、支前等工作，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擴大黨的影響，使黨的抗日主張深入人心。
湖南特委的建立，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湖南工作的新開端。它結束了過去黨組織分散及陷于停頓的局面，使全省黨的建設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從此得以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湖南特委建立的時間雖短，但它在整頓和恢復全省黨組織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這為后來中共湖南各級組織的發展和后來省工委的建立，創造了良好條件。
在湖南特委整頓和恢復各地黨組織的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湘省邊界地區黨的地方組織也進行了一些調整。在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之后，1937年11月，湘贛臨時省委撤銷，成立了湘贛特委，由譚余保任書記。湘贛特委轄茶(陵)攸(縣)蓮(花)和攸(縣)醴(陵)萍(鄉)2個中心縣委，以及江西安福、永新等縣的黨組織。同年12月，湘鄂贛省委改為湘鄂贛特委，直屬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特委轄修水、崇陽、岳陽中心縣委，以及平江、瀏陽、咸寧等縣委。在湘南，原湘粵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部隊于1938年1月離開桂東后，一方面在桂東沙田設立了新四軍留守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從延安派王濤來到湘南，著手整頓和恢復黨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2月，湘南特委恢復。特委機關設在郴州城，屬中共東南分委領導。
推動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隨著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以及中國社會政治格局的變化，湖南因十年內戰而形成的工農階級與地主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也逐漸趨于緩和。在國難當頭之際，抗日救亡不僅是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礎，而且成為了社會各階層愛國民眾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動力。
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全省社會各界、各階層愛國民眾聯合起來，積極開展了抗日后援活動。抗日救亡活動在湖南的興起，以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為骨干的文化、教育界是重要的推動力量，這成為了抗戰初期湖南抗日救亡活動的一大亮點。盧溝橋事變和淞滬會戰之后，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和大中學校的師生從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來到湖南，長沙頓時成為文化精英和知識青年的集聚之地。這些因戰事而被迫遷來湖南的知識分子，以其滿腔的悲憤和愛國的激情，結社辦刊，疾呼吶喊，大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從平、津、滬、寧等地來湘和本地的學生、文化人中的共產黨員與進步人士呂振羽、蕭敏頌、楊榮國等，先后成立了“前進社”，創辦了《前進》旬刊、《民族呼聲》旬刊等，宣傳抗戰形勢和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主張，以喚起和發動民眾。戲劇、歌詠、繪畫是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全面抗戰爆發之后，一些文藝工作者利用這些形式，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盧溝橋事變后不久的7月19日，長沙市新世界戲院就演出了《抗日救國》一劇。8月30日，長沙市戲劇業同業公會更是為“救亡圖存”，要求各湘劇園院，多編愛國警世戲劇，籍以喚起民眾，共赴國難。在洪江，所有的祁陽戲、平劇戲班聯合舉行了抗日募捐義演；慈利縣成立抗敵流動劇團、溆浦縣組織抗敵宣傳隊，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演出活動。內遷來長的國立戲劇學校的師生也走上街頭表演抗戰戲劇及歌曲。9月5日，長沙各中小學校的師生組織新聲歌詠隊，以“救亡圖存，喚醒迷夢”為宗旨，前往周邊的鄉村開展宣傳。9月17日，省會藝術界舉辦抗敵畫展；同月，由唐亥等組織的抗敵畫會在長沙成立，多次舉辦巡回畫展；10月，省會人民抗敵后援總會舉辦抗敵勞作美術展覽會。在全民族抗戰和民眾抗戰情緒日漸高漲的情勢下，為更好地擔負起民族抗戰的任務，全省文化界開始走向聯合。10月，省會文化界的部分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發起組織了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簡稱文抗會)，并于17日舉行了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以團結抗戰、持久抗戰為宗旨的《文抗會章程》，選舉呂振羽、廖伯華等23人為理事，譚丕模、楊榮國等11人為候補理事。嗣后，理事會又選舉呂振羽、廖伯華等為常務理事。文抗會制定的《工作大綱》規定其任務為：擁護全國抗戰、宣傳救亡理論、指導民眾救亡及訓練救亡技能，提高民眾文化。文抗會的成立，使湖南文化界有了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的聯合團體。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和一些共產黨員通過這一團體，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發動、組織民眾，以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湖南的形成和抗日救亡運動在湖南的高漲。
抗戰伊始，工農群眾、愛國學生抗日救亡的熱情最為迫切，他們熱切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堅決組織和領導抗日斗爭；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中的愛國進步勢力為民族和自身利益計，也期望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決領導開展抗日救亡，抵御日本的侵略。1937年11月27日，張治中接替何鍵宣誓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主持湘政以后，順應時代潮流，實行聯共抗日，認為國民黨應該和共產黨在工作中競賽，不應該壓制共產黨，因而，對于國共兩黨的關系，雖然未能做到防止磨擦，但不會故意制造磨擦；他對于抗日民眾團體和抗日言論自由，態度寬容開放；對于發動和組織民眾進行抗日救亡，予以鼓勵和支持。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對張治中主湘表示歡迎，對他所采取的聯共抗日態度以及一些政治開明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在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的積極推動下，張治中采取了許多有利于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促進抗日救亡活動的措施。1938年10月，以張治中任主任的民眾抗戰統一委員會成立，以此來統一民眾運動，調整民運工作，推動民運的發展。為了體現對共產黨的善意，張治中提出邀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于是，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長兼長沙市委書記任作民等被聘為委員。徐特立還擔任了該委員會常委。湖南民眾抗戰統一委員會的建立，標志著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中共湖南省委及其各級組織深入基層發動民眾，推動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國共兩黨推行的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從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就一直存在。國民黨推行的是單純由政府和軍隊抗戰、而不去動員人民群眾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則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明確提出了全面抗戰路線，號召全國人民總動員，要求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實行人民戰爭。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堅持實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湖南黨組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在宣傳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方針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日軍不斷擴大侵華戰爭，湖南和全國一樣，民眾的抗戰情緒日漸高漲。但是，許多民眾對于戰爭的發展和國家的前途，有著種種疑慮和擔憂。而國民黨省黨部根據國民黨中央的對日方針，對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采取控制和壓抑的態度，他們對張治中動員民眾的措施大為不滿，認為政府怎好做民眾運動，民眾運動應該是黨部的事；在省政府頒布“推行民主政治與建立鄉村組織”法令的一個星期后，省黨部即頒布了一個“建立家族組織”的辦法與之對抗。對此，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積極支持張治中關于動員民眾的主張，配合其推行民主政治與建立鄉村組織的行動。各級黨組織并沒有象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那樣在農村去組織農會，而主要是從改善鄉、保、甲等下層行政機構著手，爭取進步分子或是共產黨員擔任鄉、保、甲長，再依靠這些機構和人員去發動民眾、訓練民眾，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調處階級間的沖突，團結進步分子，打擊漢奸頑固派。
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為推動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而作的努力，以及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采取動員民眾、聯共抗日政策而造成的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使得全省各界、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紛紛組織起來、行動起來，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呈現出一種團結抗戰的政治局面。
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恢復和發展黨的地方組織
為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和加強對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下旬，從延安派遣高文華、郭光洲等人來湖南工作。同時，在南京獲釋出獄的共產黨員帥孟奇也被派往長沙。高文華一行人途經武漢時，正值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1938年1月7日，長江局開會研究湖南工作，湖南特委書記任作民和高文華參加了會議。任作民在會上匯報了湖南特委的工作情況。會議指出湖南黨組織的任務是：加緊黨的新政策宣傳，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而謹慎地發展黨的組織，開展農村中的群眾運動。會議決定將中共湖南特委改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由高文華任書記。1月12日，高文華等人抵達長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在長沙秘密建立。
根據分工，省工委的工作范圍主要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湖南省屬于國民黨統治區的縣市。原湘鄂贛、湘贛革命根據地及湘粵贛游擊區各縣的黨組織和區域內的工作，則分別由湘鄂贛特委和湘南特委負責，二者也都隸屬長江局領導。省工委除與湘鄂贛特委和湘南特委的工作相互聯系與配合外，主要工作是根據長江局的指示，以省城長沙為中心，在全省廣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貫徹黨中央全面抗戰路線，開展黨的統一戰線與群眾工作，恢復發展黨組織。
省工委成立時，已在長沙公開掛牌辦公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為省工委開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處于地下狀態的省工委秘密地負責黨的組織發展、干部調配及領導群眾團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方面的工作；亮明了身份的通訊處則著重公開做各黨派上層方面的統戰工作，同時配合省工委的工作計劃開展活動。一明一暗，相得益彰。自此，黨在全省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及恢復發展各級黨組織的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省工委成立之初，確定近期工作中心是廣泛宣傳黨的主張，開展群眾工作，恢復和擴大黨的組織。為此，省工委首先抓了輿論宣傳工作。1938年1月25日，創辦《觀察日報》，不久該報就成了省工委的機關報；省工委支持田漢、廖沫沙于1月28日創辦《抗戰日報》，使之很快成為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主張的一塊重要陣地。同時，在長沙及全省各地設立“戰時書報供應所”、《新華日報》推銷處(所)和書店，推銷進步書刊，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努力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
根據長江局關于應把軍事工作放在首位的指示，省工委設立了軍事部，決定各級黨委直到支部都要設立軍事干事，要將黨員軍事化的口號深入到每個黨員，從而推動全黨去進行這個第一位的工作。省工委還根據特定的環境，研究了開展軍事工作的方針與策略。囿于國共雙方商定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不能獨立抓武裝的規定，省工委軍事工作的重點是加強軍事統戰工作。為此，省工委選派了一些干部和進步青年到國民黨駐軍、各兵工廠及各種軍事學校、地方自衛隊、民眾武裝和傷兵之中開展工作，團結和爭取進步人士，以便從國民黨軍事單位的內部來擴大共產黨抗日救亡主張和政策的影響。當時，省工委在第二○○師、交通輜重學校、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二十集團軍干訓班等軍事單位都發展了中共黨員，成立了中共支部，積極開展軍事統戰工作。同時，各地黨組織還注重訓練游擊人員，如岳陽、華容、南縣等地就組織訓練了游擊隊和自衛隊。
民訓工作是省工委的一個工作重點。張治中把組織民眾、教育民眾作為一件大事來抓。他參考和效法共產黨組織民眾、教育民眾的方法，成立湖南民眾抗日自衛團，自任團長；還在省政府設立了湖南民眾訓練指導處，由他兼任處長。同時，要求各市、縣、區、鎮、鄉、村建立相應民眾軍事訓練機構，分期分批訓練當地民眾。省工委支持張治中這一動員民眾的做法，指示各地黨組織積極動員黨員和進步青年參加。各地在動員和組織群眾參加過程中，積極開展黨的工作，例如在第一、第二期民訓中不少地方就發展了一批黨員；而在鄉、保長的競選中，在有共產黨組織的20多個縣內，每縣都有一些共產黨員當選，從而獲取了基層政權。通過參加和推動全省性的大規模民訓運動，為黨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也使全省人民受到了一次抗日救亡教育。
工運工作也是省工委非常關注的一個方面。湖南的工人運動有著光榮傳統，但在大革命失敗后一直處于低潮。國共合作抗日之后，以抗日救亡為主旨的工人運動開始高漲。當時，全省產業工人約6萬人，大多沒有工會組織；而在手工業與其它職業的工人中，有近30萬人在各種合法的工會組織之中。省工委審時度勢，以積極的態度在全省開展合法的工會活動。長沙、益陽、常德等市(縣)委設立了黨的工人工作委員會，負責領導工人爭取經濟和政治權利的斗爭。為了開辟工運工作的陣地，各級黨組織通過公開的方式去進行合法的組織，對各地的行業工會進行改造，采取了爭取改造工會上層，充實工會下層，將公開的上層活動與秘密的下層活動結合起來的方法，開辦工人夜學班，推動工人文化教育工作。黨組織還關注救濟失業和改善工人生活等工人的切身利益問題，支持工人們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同資方及政府斗爭，積極為工人們出主意、想辦法。通過上述工作，共產黨在工人之中的威望有所提高，因而各地在工人中的黨組織也有所發展，先后建立了60多個工人黨支部，發展黨員1000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手工業工人和苦力工，他們成為了開展工人運動的骨干力量。同時，黨組織還控制了合法工會22個，領導著近3萬人的工會會員。
中共湖南省工委1938年1月建立之后，就確定了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省各縣、市進行各級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的工作重心。為此，省工委在加強對抗日救亡團體領導的同時，派出章蘊、陳永清、李文定等一批得力干部，以巡視員名義，沿粵漢鐵路去平江、岳陽、瀏陽等地區，沿沅水、資江去湘西、益陽、華容等地區，幫助各地恢復和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動員青年參加民訓，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至4月，全省有32個縣(市)建立或恢復了黨的組織，其中有長沙、益陽、湘潭等6個縣工委，共計黨員800多人。
1938年1月，中共長沙市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轄10多個支部，60余名黨員。5月，正式成立中共長沙市委。長沙市委首先在抗日團體及教育界中吸收優秀分子入黨，在教育界建立了湖南大學、周南女校、育英小學等黨支部，并以這些學校為黨的活動基地，開展群眾抗日救亡活動；隨后又逐步擴大發展黨的基層組織，在職抗會、青年會、新聲歌詠隊、記者會、電信業、鐵路員工、店員、難民和傷兵中建立黨支部。這樣，連同以前建立的文抗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婦工委中的黨組織，形成了長沙各界抗日團體中的黨組織網絡，成為推動長沙市抗日救亡的核心力量。同時，重視在工農群眾中進行組織發展工作，發動工人開展合法的工會運動，吸收優秀工人入黨，先后在第一紗廠、黑白鉛煉廠、電燈廠、銅元局、泥木、織造、理發、縫紉行業中建立黨的基層支部。在長沙郊區發展黨員，建立農民支部。
早在1937年冬，李服波受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派遣，到南縣九都鎮建立秘密聯絡點，利用舊關系聯絡了南縣、華容青年學生和教員中失去組織聯系的10多個黨員，并發展了當時抗日救亡活動中涌現出來的曾恂等12名積極分子入黨。1938年2月，經省工委批準，成立中共南華工作委員會。工委轄南縣、華容兩縣的8個支部，有黨員42人。
省工委還派帥孟奇到常德，依靠大革命時期的老關系，秘密發展黨員，聯絡逃外返鄉的數名地下黨員，于2月中旬建立了常德特別支部。
3月，省工委派陳永清為特派員，到衡陽開展黨的工作。他通過在進步社團中吸收優秀分子入黨和恢復失去聯系的老黨員的黨籍，重新建立了一批黨的組織。5月，成立中共衡陽縣工委。6月，省工委又派歐陽方到衡山、劉超到零陵和祁陽、屈淼澄到衡陽北鄉等地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
6月，湘南特委劃歸湖南省工委領導。特委轄郴縣、兩衡(衡陽、衡山)、宜章及廣東樂昌等縣的黨組織。特委積極發展新黨員，大力培養和提拔干部，舉辦訓練班，加強黨員教育；同時，將工作重心移到城市，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加強抗日救亡宣傳，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開辦書店，推銷進步報刊，并派人參加民訓班，培訓抗日干部，在湘南地區廣泛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7月上旬，長江局決定湖南省工委改稱中共湖南省委，并增派蔡書彬參加省委工作。至此，全面抗戰爆發一年之后，中共湖南省級領導機關得到完全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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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和堅持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宣傳和組織群眾，推動抗日救亡運動高漲
隨著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積極貫徹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時機和方式，放手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調動各個階級、階層、愛國人士、各族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積極投入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這一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抗戰前期，全省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其特點是救亡團體多，報刊雜志多，參軍參戰踴躍，積極支援前線，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抗戰初期，中共湖南省(工)委領導全省各級黨組織積極創辦報刊書社，利用輿論工具，大力開展抗日救亡的思想發動工作。
自1938年2月開始，黨的各級組織和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所創辦的報紙、期刊，就如同雨后春筍般涌現在三湘大地。僅在長沙市就有30多種報刊，在全省各地有中共漢壽縣委的《醒報》、新化縣委的《野炮》周刊等30余種。此外，各縣的民報或進步報紙也受共產黨的影響，積極宣傳抗日救亡。如此多的報刊雜志問世，形成了自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中湖南文化人辦報高潮后的又一次高潮，這也是抗戰初期湖南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一大特色。而在上述由各級黨組織掌握和影響的眾多報刊之中，影響最大的是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觀察日報》和《抗戰日報》。《觀察日報》是省工委機關報，主要刊登戰爭新聞和社論，宣傳國內抗日戰爭的英勇戰績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報道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最新動態，駁斥漢奸托派的反共反人民謬論，介紹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最新消息；通俗講解抗日救亡的基礎知識，利用詩歌、小說等文藝形式宣傳鼓動民眾開展救亡活動。《觀察日報》行銷全省，成為全省抗日救亡運動的理論武器和思想先導。《抗戰日報》辟有“抗戰青年”、“抗戰婦女”、“抗戰教育”、“抗戰兒童”、“抗戰戲劇”等專欄，謳歌中華兒女英勇殺敵的光輝事跡，抨擊所謂文藝與抗戰無關的論調，鞭笞國民黨黨化教育和關門讀書的教育方針。《抗戰日報》緊貼現實，通俗生動，發行量多達三四萬份，成為湖南民眾喜聞樂見的一張抗戰報紙。另外，《新華日報》，毛澤東《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戰略問題》，周恩來《怎樣持久抗戰》，宋慶齡《中國不亡論》以及《抗日救亡手冊》、《打東洋》等大量救亡報刊和書籍如潮水般涌進三湘大地，將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主張傳播到廣大民眾之中。在進步報刊紛紛問世的同時，圖書出版發行業也興盛起來。據不完全統計，抗戰爆發后，全省新增書局書店316家，出版圖書700多種，大多是宣傳抗日救亡和普及科學文化知識的。除了長沙是全省圖書出版發行的中心外，還形成了衡陽至耒陽、邵陽至藍田、常德至沅陵等3個出版發行活躍的地區。當時，許多外來的及本地的書局書店如生活書店、中華書局、商務書局、世界書局等，在全省設立了許多銷售點。尤其是黨組織領導的戰時書報供應所湖南分所，在宣傳和銷售抗日救亡的進步書刊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分所主要進行有關抗日救亡理論與實踐的各種圖書、報紙、期刊等讀物的發行、供應工作。到1939年7月，共計供應書刊報紙33600多冊(份)，代辦書刊報紙4200多元。戰時書報供應所湖南分所還在黨組織比較健全、群眾基礎好、交通便利的長沙、漢壽、常德等30余縣，組織領導設立戰時書報供應所和大眾書店，推銷《新華日報》、《群眾》等進步書報雜志。中共湖南各級組織創辦的進步報刊和組織銷售進步書報，對在全省廣大民眾中深入進行抗日救亡的思想發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的情形下，全省建立了許多抗日救亡團體。各級中共組織非常注重對群眾性的抗日救亡團體的指導，利用這些團體開展各種群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中共湖南省(工)委或派人參加湖南人民抗敵后援總會，或直接通過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組織、領導和影響愛國進步人士成立救亡團體。如派中共黨員李穎生、李英華等參加湖南人民抗敵后援總會和湖南婦慰委，影響并推動湖南人民抗敵后援總會負責人施劍翹和湖南婦慰委負責人張素我，大力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援總會以長沙為中心遍及各縣市，使各界群眾按行業分別建立工、農、商、學、婦女、兒童、新聞記者、海員、職業、電信等抗敵后援會。他們以高度的愛國熱忱投入慰勞、捐款、集會游行等救亡活動，每周出版壁報張貼市內各要道，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施劍翹還不顧國民黨頑固派阻撓，毅然將該會募捐物資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并多次到抗戰前線慰勞八路軍指戰員。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和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是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團體，集中了文化界的大批愛國人士。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會員達1000余人，僅其直接組織領導的抗日團體在長沙一地就有35個；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則薈萃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這其中既有湖南本地的，也有因戰亂而從全國各地來湘的。為了加強黨對文化界抗日團體和抗日文化活動的領導，1938年，省工委曾成立長沙市文化工作委員會；1939年9月，省委又根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以加強黨對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動的組織領導。同時，在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和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等有影響的抗日救亡團體中，還建立了中共支部。這樣，使這些團體成為了省(工)委發動和組織民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的得力組織和宣傳武器。全省各級中共組織也積極加強對當地抗日救亡團體的領導和指導。有20多個縣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縣分隊，分別組成慰勞隊、歌詠隊、服務隊、宣傳隊，或在街頭巷尾和鄉村集鎮舉辦抗日壁報、畫報；或組織流動宣傳，巡回各鄉演唱抗日歌曲、戲劇，在基層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全省各級中共組織領導各地抗日救亡團體，開展了遍及城鄉的群眾性救亡宣傳活動。1938年2月，婦慰會、文抗會、抗敵總會、基督教青年會等聯合第六、九、一四二、一四四等傷兵醫院和休養所，在長沙傷兵俱樂部公演《軍民一家人》、《打鬼子去》等豐富精彩新劇；傷兵歌詠隊演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救亡歌曲。由各界的20多個歌詠隊聯合組成的長沙歌詠隊，更是一馬當先。他們深入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國民黨駐軍第九十二、第十五師及張治中所辦民眾訓練班，熱情教唱《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等救亡歌曲。全省30余縣的中共組織都通過黨員和進步青年成立劇團或歌詠隊，其中長沙“育英兒童劇團”，常德“抗日救亡歌劇社”、“一致劇社”，衡山、漢壽“青年戰時工作隊”等都是有一定影響的演唱隊。救亡歌曲普及全省城鄉各級學校。愛國師生壯懷激烈，步入城鄉，演唱吶喊。長沙50個學校的青年學生，組成了295個晨呼隊，天剛蒙蒙亮即分布于各要道口上，振臂高呼：“中華民族危急!”“工人起來，走上抗日前線!”“農民起來，奔向抗日前線!”“商人起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過路行人，聞之無不振奮。桃源縣委創辦了兩所抗日救亡學校，吸收抗日陣亡將士的子弟和貧苦農民子弟入學，并組織他們成立歌詠隊，到當地駐軍第二十集團軍所部巡回演出，部隊愛國官兵無不為之感動。
為了更好地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日，中共湖南各級組織領導創辦或影響支持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辦了各類戰時學校、訓練班和救亡圖書室。其中有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桂陽戰時中學、武岡塘田戰時講學院、國民黨七十軍“云干班”等。
1938年，從陜北回到家鄉桂陽縣的中共黨員李木庵，在湘南特委和桂陽縣工委的支持下，開辦了“桂陽縣東鎮鄉抗日自衛干部訓練班”，李木庵親任班主任，招收學員40多人，采取白天上課、操練，晚上討論或寫學習心得等方式，培訓抗日骨干。1939年4月，李木庵又創辦了桂陽戰時中學，其辦學宗旨是：招收有志青年，進行文化、政治、軍事教育，培養有中等文化，有較高政治覺悟，有初步軍事知識的人才，為國家和地方輸送抗日骨干。李木庵自任校長，在校內建立了中共支部。該校起初招收2個班，學員100余人，到秋季開學時，發展到20個班，有學生近千人。學校按延安“抗大”的方式辦學，培養了一批地方抗日骨干。
有“共產黨辦的南方抗大”之稱的塘田戰時講學院，是1938年7月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共產黨員呂振羽通過統戰關系，借用湘籍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名義，在武岡縣塘田(今屬邵陽縣)所創辦的。院部秘密建立了中共黨組，呂振羽任書記，下轄黨支部。9月15日，講學院正式開學。講學院的辦學宗旨為“樹文化據點于農村”、“建救亡工作據點于農村”。辦學方針是以抗日救國為中心，向廣大青年進行階級教育、民族教育和戰時教育，培養各種各樣的干部，為民族解放輸送人才。講學院第一期設有3個班，共有學生120余人。學生來自湖南、江西、湖北及東北各省。講學院的教師大都是進步學者、教授和作家，所教授的課程，大部分是教師們根據《新華日報》、《觀察日報》等報刊內容，以及《資本論》、《共產黨宣言》、《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抗戰救亡手冊》等書籍內容編寫講義而開設的。除了學習以外，講學院的學生還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實踐活動，他們經常深入農村，先后創辦了20余個救亡宣傳站、民眾夜校、民眾閱覽室，遍及邵陽、新寧、綏寧等縣。講學院的黨組織還非常注重從斗爭實踐中培養青年，在學員中發展了40多名中共黨員和100多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使他們成為了抗日斗爭的骨干。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湖南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前線，國民黨軍隊云集湘境，其中第七十軍在湘舉辦了一個戰時步兵干訓班(簡稱“云干班”)。中共湖南省委利用這一機會，積極開展工作，培養抗日民眾運動的骨干。中共黨員陳希周(即曾任紅七軍政治部主任的陳豪人)擔任了干訓班的主任，教員多為共產黨員和思想進步的青年。為了加強對“云干班”的領導，在班內成立了中共支部，直屬省委領導。 “云干班”開設的課程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主要講授《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民眾運動》、《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等課程，也進行一些軍事訓練。聽課訓練之余，學員們還經常深入近郊鄉村進行抗日救亡宣傳。1939年5月，“云干班”第一期學員結業。之后，隨著第七十軍移防，1940年4月，又在江西省貴溪縣舉辦了第二期干訓班。
在中共湖南各級組織的領導下，經過輿論宣傳、思想發動、培訓骨干等方面的工作，調動了民眾的抗日積極性，推動了全省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在思想文化領域堅持黨的全面抗戰路線
抗日戰爭時期，全省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情況也很復雜：既有愛國、抗戰與賣國、投降的斗爭，也有進步力量同國民黨頑固派之間在政治、思想、理論上的斗爭，還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在認識論與學術觀點等方面的論爭。這些矛盾的性質不同，但有時交錯，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團結、引導思想文化界的進步力量，在思想文化上與國民黨頑固派鼓吹的片面抗戰路線進行堅決的斗爭，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全省民眾表現出了要求抗日救亡的政治熱情。而國民黨當局對民眾的抗日救亡呼聲和情緒，則采取束縛和壓制的態度。1937年8月3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頒布了《人民團體戰時宣傳信約》和《抗敵宣傳小冊》，明文規定救亡宣傳必須遵循如下3條原則：(1)“必須絕對服從最高領袖”和“堅定三民主義信仰”；(2)不能宣傳國共合作；(3)必須戒絕階級斗爭和“民治”呼聲。后來，省黨部將3項原則概括為“一個領袖、一個組織、一個信仰”。這是國民黨法西斯主義和片面抗戰路線在湖南的反映。其鼓吹盲目服從、盲目信仰，目的就是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獨裁統治，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束縛人民群眾愛國抗日的手腳。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宣揚的法西斯主義，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的共產黨員及愛國民主人士，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加以批駁。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后，領導和組織思想文化界進步勢力批駁所謂“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謬論，提出了抗日救亡運動應該遵循的4條原則：(一)唯有具備革命性質和先進性的政黨，才能成為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二)反對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要求擴大民主，以利發動民眾抗日。(三)強調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一致性。(四)堅持依靠民眾抗戰，切實執行革命的三民主義。通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爭，提高了全省民眾在如何實行抗日救亡這一重要問題上的認識，不少民眾逐漸認清了國民黨鼓吹一黨專政理論和實行片面抗戰路線的危害，從而使中國共產黨所主張和堅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為湖南廣大民眾所認同、所支持。
抗戰初期，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湖南，積極開展文化救亡活動，省會長沙一度成為當時的文化名城和國統區抗日文化運動的一塊重要陣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文化人士，將“文化拓荒運動”由都市向鄉村及前線轉變，使抗戰文化與工農運動相結合，為動員全民抗戰發揮積極作用。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湖南民眾不論在城市或鄉間，都有迅速動員，加強抗戰實力的必要”。為此，要“擴大并鞏固文化工作者與民眾的關系，不僅是都市的市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這成為了當時進步文化人的一種共識。郭沫若于1938年兩次來湘活動，在他的多次講演中一再指出：文化工作必須“糾正偏重都市的錯誤，今后的文化人應該分散到鄉間去，尤其是到淪陷區域里去”。
為了使文化更緊密地聯系抗戰實際，共產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還在文化內容的大眾化、民主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推動民族新文化的發展。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在其成立宣言中聲稱：“抗戰文化的另一主要任務，在于發展民族新文化。這種民族新文化的內容，是斗爭的，創造的，民主的，大眾的，現實的；易言之，即符合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共同要求的大眾的通俗的集體文化” 。田漢在湘活動期間反復提到文藝作品的通俗化、大眾化問題，在他看來，文化工作的政治任務是爭取廣大的民眾參加抗戰，鑒于中國是一個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要動員民眾，發揮文化藝術的社會效果，文藝家們就必須注意通俗化問題，文藝作品必須采取為大眾所熟悉的形式。他認為動員民眾最有效的手段是戲劇，而其中最為廣大軍民所熟悉的藝術形式卻是舊劇，因此，改革舊劇，使之適合抗戰的需要，便成為迫切的課題。他提出在湖南民間最易為一般大眾所接受的湘戲，是抗戰時期動員民眾最有效的利器。于是，他與戲劇家洪深等大力推動舊劇尤其是湘劇的改革，出面組織“抗戰歌劇研究會”，集合入湘平劇宣傳隊和湘劇藝人舉辦“舊劇演員戰時講習班”，還親自改編傳統戲，倡導用各個地方的方言創作和演出傳統戲曲，使湘劇在抗戰新形勢下煥發生機。一些畫家也認識到，作畫要面向群眾，群眾看不懂的畫不需要，與群眾生活不接近的畫不需要，過分夸張的畫也不需要，畫家只有參加斗爭，體驗生活，才能產生可以“下鄉”、“入伍”的作品。正是在共產黨員和廣大文化工作者的艱苦努力下，全省出現了大量民間的、傳統的藝術形式的作品，涌現了大批能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戰地通訊、報告文學、話劇、街頭詩、街頭漫畫、壁報等，發揮了鼓舞人心的宣傳效果。
在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動中，戲劇的作用非常突出。抗戰初期全省的戲劇救亡運動蓬勃興起，特別是話劇、湘劇更顯活力。當時活躍在省內的戲劇團體，本省主要有一九三六劇社、一致劇社、湘劇抗敵宣傳隊及各群眾團體組建的劇團等十多個劇團；外地來湘的劇團主要有國立戲劇學校巡回公演團、武漢民族劇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抗戰劇團、南京宣傳劇團、上海小小流動劇團、江蘇大同抗日流動宣傳隊等。各劇團、劇院和大中學校，紛紛上演新編的救亡劇和改編的傳統劇，舉行大型公演活動，用藝術形象的力量動員民眾，用以激勵國人的愛國熱情。尤其是許多救亡劇目得到著名戲劇家田漢、洪深等人的精心指導，演出更加打動人心。在眾多的戲劇團隊中，活躍著幾支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直接領導的抗敵演劇隊，他們在文藝為抗戰服務的實踐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抗敵演劇隊是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時，在周恩來直接指導下，于1938年8月在武漢成立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文藝團體。成立后不久，因武漢局勢緊張，抗敵演劇八隊、九隊、二隊和一隊先后來到湖南，在長沙、衡陽、衡山等地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和戰地演出。11月中下旬，他們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組成善后工作突擊隊參加了長沙大火善后救災工作，搶救傷員、糧食、物資，撲滅余火，掩埋尸體，清理街道，恢復交通，發放賑災物資，開展宣傳工作，安定人心。在大火后混亂的局勢下，這樣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救災隊伍，對穩定民心、恢復秩序起了積極的作用。長沙大火之后，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抗敵演劇二、八隊堅持文藝為抗戰服務的方針，留在湖南繼續進行抗敵宣傳演出。他們先后在衡山、衡陽、南岳、湘潭、長沙等許多地方演出，并多次赴湘北前線和江西前線為抗日軍民巡回演出。1940年，抗敵演劇八隊協助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建立了彈痕劇團(后改稱鐵血劇團)，仿效抗敵演出隊進行救亡活動，使在湘的抗戰演劇隊伍又增添了一支生力軍。1941年初，在廣東工作的抗敵演劇第一、九兩隊再次來到長沙，與演劇第二、八隊“會師”，加上鐵血劇團，大家互相交流經驗，堅持宣傳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直至取得最后勝利。
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后，日軍沿粵漢鐵路繼續南犯。省會長沙頓時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前線戰略要地。是守是退，舉國關注。10月29日和11月2日，蔣介石兩次在長沙召集部分高級將領商討戰局并確定了長沙不守時予以徹底破壞的方針。11月上旬，日軍鐵蹄踏入湖南。9日攻陷臨湘，10日占領城陵磯。12日，國民黨軍隊將岳陽部分城區燒毀后向南敗退，岳陽失陷，湖南北大門洞開。12日上午，張治中先后接到蔣介石侍從室的電話和急電，指令“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張當即授權省保安處長兼省政府行署參謀長徐權、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等負責執行。入夜，日軍侵犯長沙的流言四起。13日凌晨2點左右，執行放火任務的警備第二團某部誤聽電話后，擅自點火。有如驚弓之鳥的各個放火隊，一見火起，爭相縱火。頓時，長沙很快籠罩在濃煙烈火之中。大火延燒兩晝夜，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化為焦土。五六萬棟房屋毀于大火，幾占全城房屋的百分之八九十。經濟損失更是無法統計。這就是抗戰期間使長沙人民蒙受巨大災難的 “文夕大火”，它是蔣介石“焦土抗戰”政策的罪惡結果。
長沙大火前，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和長江局軍事部長、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正在長沙領導國統區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動。12日深夜，熊熊大火很快燒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周恩來、葉劍英率領工作人員沖出火海，撤往湘潭。13日夜，周恩來、葉劍英在湘潭召開緊急會議，研究突發的事變和應急對策。次日，又趕赴南岳，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和善后問題，與國民黨當局及蔣介石進行交涉，提出善后解決辦法。迫于縱火帶來的嚴重后果和群眾輿論的壓力，蔣介石被迫將具體執行放火密令的酆悌、徐昆(警備第二團團長)、文重孚(長沙市公安局長)等3人處決，將省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以平民憤。15日，周恩來趕赴長沙組織領導善后救災。17日，他和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負責人郭沫若，調集抗敵演劇隊第一、二、八、九隊和湘劇抗敵宣傳隊一隊共120多人，組織善后突擊工作隊，全力承擔了善后救災工作。在周恩來、葉劍英的精心組織下，國民政府下撥的50萬元救濟款順利地發放到數萬災民手中。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嚴厲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說明要穩定后方，支援前線，繼續合作，堅持抗戰的道理，得到了各方面的擁護，對穩定大火后長沙軍民抗戰情緒起了積極作用。
鑒于武漢、廣州失守后長沙日趨緊張的局勢，11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機關、《觀察日報》社、文抗會、戰時工作服務團部分人員遷往邵陽。長沙大火后，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先撤沅陵，12月又由沅陵遷到邵陽。雖然輾轉遷徙，但省委克服長沙大火后嚴重局勢造成的困難，在邵陽繼續領導全省黨組織進行抗日救亡斗爭。與此同時，從武漢撤退的原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部分人員在衡陽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在周恩來、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積極培訓黨員干部，廣泛開展統戰工作，推動湖南的抗日救亡運動。
在省委的領導下，全省各級黨組織仍然堅持發動群眾，進行抗日救亡斗爭。11月23日，湘鄉黨組織成立了湘鄉抗敵后援會戰時工作團，深入農村開展抗日宣傳和救亡活動。12月25日，長沙育英兒童抗敵工作團成立，團內建立了省委直屬的黨支部。1939年1月，工作團赴湘潭、邵陽、衡陽等地巡回演出，宣傳抗日救國，受到各界愛國人士和民眾歡迎。同年1月5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宣傳站邵陽分站和文化服務處成立，共產黨員張邁群任站長和服務處主任，這實際上成了省委主持的宣傳機構。不久，株洲、衡陽等地相繼成立文化服務分處，湘中各縣設立了60多所宣傳基站。這些由共產黨員掌握的宣傳基站在全省各地分發抗日宣傳品，組織壁報工作團、話劇團、歌詠隊，開展抗日宣傳活動。衡陽黨組織利用長沙大火后全國各地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抗日救亡團體云集衡陽的機會，加大統一戰線的工作力度，采取多種形式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漢口基督教女青年會戰時服務團撤來衡陽后，即與八路軍駐衡辦事處和衡陽黨組織取得聯系，投入到為駐衡醫院傷兵服務的工作中。
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陰謀和國內投降派的分裂活動，省內各級中共組織和一些抗日救亡團體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斗爭。1938年12月27日，《觀察日報》發表《斥近衛的狂言》的社論，指出：日本首相近衛22日的聲明，是“分裂我國內部團結來實現其‘以華制華’的政治陰謀”，因此，要“加緊國內團結和動員一切力量，打擊漢奸托派親日分子，使日寇的政治陰謀，在中國得不到任何反響，失去其破壞抗戰的任何作用”。汪精衛出逃后，根據中共中央所提出要堅決打擊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的指示，省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于1939年1月8日在邵陽組織14個群眾團體，召開聲討汪精衛叛國投敵與肅清漢奸的群眾大會。同時，《觀察日報》、《抗戰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揭露漢奸投降反共的陰謀活動。全省各地黨組織和抗日救亡團體也組織群眾聲討汪精衛的叛國罪行，并對當地出現的投敵賣國現象予以迎頭痛擊。在衡陽，中華全國基督教青年戰時服務團主持召開討汪座談會，當有人在會上為汪精衛辯解時，以湘江書店代表身份與會的共產黨員向愚立即予以駁斥。在益陽，黨組織發動了聲勢較大的控訴曹明陣搶槍當漢奸的活動。靠反共起家、曾任益陽縣保安團長的曹明陣，長沙大火后，攔截奪取國民黨部分隊伍和散兵的槍支，甚至到十師的臨時倉庫搶槍，以組織漢奸武裝。這一行徑激起益陽各界公憤，第十師迫于輿論壓力，扣押了曹明陣。益陽的黨組織利用這一機會，動員被曹明陣所害的死難者家屬寫控訴信，并編印“討曹小報”和快郵代電，將曹明陣的罪行公之于眾，接著又發動死難者家屬前往省法院請愿。迫于確鑿的證據和強大的社會壓力，省政府于1939年2月判處曹明陣死刑，從而打擊了汪派漢奸的囂張氣焰。
周恩來、葉劍英在湘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后，周恩來、葉劍英撤退來到湖南。
面對戰爭失利帶來的人心不穩的社會局面，周恩來、葉劍英一到長沙就積極開展堅持抗戰的宣傳，鼓舞各界人民團結御敵的信心和勇氣。10月29日，葉劍英向《觀察日報》的記者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人員講《目前抗戰的新形勢》，強調指出，對目前形勢要全面去看，才不會因武漢、廣州失守感到失望和動搖。他說，由于日寇給予我們以亡國的威脅，因此推動了整個民族抗戰；抗戰的戰略將經過退卻、相持、反攻3個階段，最后勝利是中國人民的。接著，周恩來在11月6日湖南各抗日團體召開的歡迎大會上，作了《抗戰第二階段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宣傳中國共產黨關于持久戰的思想，指出在抗戰第二階段即戰略相持階段，中心任務是深入基層和深入敵后，號召所有優秀青年勇敢地到敵后去。11月7日晚，周恩來又在省電臺對各界人民發表了激動人心的廣播講話，在更大的范圍進行宣傳發動。周恩來、葉劍英的這些演講宣傳，使全省人民在嚴酷的敵情威逼面前增強了抗戰的信心和勇氣，擴大了共產黨的政治影響。
為了爭取海內外一切積極力量參加抗戰，11月2日，周恩來、葉劍英以八路軍駐湘代表的名義聯合致信香港《救國時報》，指出抗日戰爭是“為保衛領土之完整，主權之獨立，民族之存亡”以及“維護世界人類之正義與和平”的戰爭，并介紹了抗日軍隊“展開血戰，足令敵寇膽寒”的英勇戰績，揭露日偽軍施毒布菌、殘害人民的罪惡行徑，希望《救國時報》迅速動員僑胞支援對日作戰。這封信動人以愛國之情，曉人以民族大義，在海內外同胞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們紛紛從各方面支援抗日軍隊，將捐款和藥品及其它物資，通過不同渠道送給在敵后艱苦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
周恩來、葉劍英還為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傾注了大量心血。1938年11月，國民黨當局提出“二期抗戰，游擊戰重于正規戰”的方針，遂接受了中共建議，決定舉辦以訓練軍官能帶兵深入敵后作戰為主旨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中共中央隨即確定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率李濤、邊章伍、薛子正、吳奚如、李伯崇等一批中共教官及八路軍駐衡陽辦事處部分工作人員，參加游擊干部訓練班的教育工作。1939年1月24日，該班宣布成立，蔣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陳誠兼任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后由李默庵代理)，葉劍英任副教育長。2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正式開學，1039名學員編為8個隊，其中第7隊大部分是中共衡山縣委派往游干班學習的原衡山青年戰時工作隊成員。游干班以游擊戰術、游擊政工為主要課程，結合講授和訓練軍事基本知識以及特種技術。葉劍英等中共教官承擔了“游擊概論”、“游擊政工”、“游擊戰略戰術”等課程，他們利用課堂，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思想。此外，一些中外名人也曾來此講課和作報告，其中有蘇聯顧問講授炮兵協同作戰；胡愈之先生講“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分析”；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講述“對日軍閥的解剖和日本國內的民主斗爭”。5月15日，第一期學員舉行畢業典禮(其中第7隊因是4月上旬入班，至7月上旬畢業)。接著，6月20日至9月20日，舉辦了第二期游擊干部訓練班。
葉劍英在南岳游干班內努力實行民主，堅持啟發式教學，提倡教、學、做合一。他組織中共教官制定了工作的“六大注意”，即堅定的立場，苦干的作風，謙和的態度，簡樸的生活，虛心的學習，嚴肅的紀律。他讓工作人員把這“六大紀律”書寫張貼在八路軍教育研究室的墻壁上，作為工作準則，將共產黨八路軍的優良作風體現在工作、教學和生活上，向國民黨教官和學員展示出嶄新的風貌。他除擔任繁忙的教學領導工作外，還親自講授《游擊概論》和《游擊政工》課程，其中《游擊概論》頗受學員的歡迎，連附近戰區的一些國民黨高級將領也常常被吸引著專程趕來聽課。
1939年4月，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游干班視察，并擔任該班國際問題講師，作了《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的演講，他指出：抗日戰爭必須是長期的、持久的，我們要堅持；必須是全面的、全民的，我們要發動；必須是主動的、自主的，我們要爭取。他的演講在學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演講的內容很快被報刊以專文或以小冊子的形式刊載發表。
周恩來、葉劍英在南岳還廣泛接觸各界愛國人士，引導和支持他們采取各自的方式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9年4月，南岳福嚴寺的巨贊法師串連上封寺的知客僧演文、祝圣寺的暮笳法師，組織“佛教僧青年救國團”，周恩來予以積極支持，他在暮笳法師的紀念冊上欣然題詞：“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給宗教界人士以極大鼓舞。5月7日，在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的成立大會上，葉劍英應邀作了題為《普渡眾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的講演，號召廣大愛國僧侶在國家民族危難之時，不要再獨坐禪房祈禱、祝福，而要走出禪房參加抗日救亡，投身到抗日救亡烽火的實際斗爭中去。之后，南岳的僧人組成青年服務團和流動工作團，由巨贊、演文、暮笳和尚等率領，在湘潭、衡山、衡陽等地救護被日機炸傷的難民，為抗日陣亡將士超度，散發《南岳佛道救難協會告同胞書》，并創辦了《獅子吼》期刊，積極宣傳抗日。
周恩來、葉劍英前后在湖南歷時半年，廣泛進行了統戰活動，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戰主張，有力地推動了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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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現戰略轉變，堅持長期抗戰
國共合作抗日形勢逆轉和平江慘案發生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隨著日本對華策略由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到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調整，國民黨內部對日妥協、對內反共的傾向明顯增長。在湖南，接替張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國民黨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積極推行防共、反共的政策。他先是以國民黨和省、縣政府包辦的動員委員會取代了有八路軍駐湘代表參加的抗戰統一委員會；繼爾又將共產黨排除在省臨時參議會之外。在薛岳的縱容下，1939年上半年，沅江、耒陽、茶陵、安仁、衡陽、岳陽、瀏陽、長沙、溆浦等地都發生了暗中逮捕共產黨員和抗日進步分子的事件，其中安仁縣政當局還將中共安仁縣委書記唐名煌、縣委委員賀經學暗殺。4月，衡陽黨組織創始人之一的劉留侯，曾任耒、安衡中心縣委組織部長的鄒代富先后慘遭毒手。一些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化人士被迫相繼離湘，各種救亡團體，如湖南文抗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湖南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工委、一九三六劇社、衡山青年戰時工作隊等，或是被迫解散，或是成為官方御用工具；一些進步報刊不得不停刊，各地進步書店也多被封閉。抗戰初期形成的抗日救亡高漲局面遭到嚴重破壞。這一系列情況表明，湖南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嚴重危機。
在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的重大轉變時刻，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討論決定了抗戰相持階段開始后黨的主要任務。會議認為，堅持長期抗戰，要進一步動員全國各族人民，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及全國各抗日黨派的長期合作，同時，會議強調了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會議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設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任書記，領導長江以南黨的工作和大后方的統一戰線工作。湖南省委和湘鄂贛特委均由南方局領導。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參加了這次全會，并向中央匯報了湖南工作。與此同時，于剛、陶永金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全國青年工作會議。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后不久，省委和長沙市委負責人在長沙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開會，周恩來、葉劍英出席會議。周恩來根據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講了抗戰相持階段的形勢和任務。指出：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方針；要到農村去，把重點放在徹底發動群眾、抓武裝斗爭上。
為了貫徹六屆六中全會精神，1939年2月初，省委在邵陽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南方局負責人博古出席會議，并宣讀了六屆六中全會決議。省委書記高文華傳達了六中全會精神，批判了統戰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右傾錯誤，強調黨的獨立自主，放手發動群眾，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會議總結檢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布置今后的任務為：繼續深入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壯大黨的隊伍，鞏固地發展黨的組織，繼續舉辦黨訓班，加強黨員紀律教育與保密教育，組織黨員學習軍事，掌握游擊戰爭知識，準備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派黨員軍事干部到地方抗日武裝隊伍中工作，使其成為抗日同盟軍。會議選舉高文華、徐特立、任作民、聶洪鈞、郭光洲、王濤、蔡書彬為省委委員，帥孟奇、袁德勝(袁學之)為省委候補委員，高文華任書記。為了使黨在整個湖南進入戰場的時候，能領導群眾進行抗敵自衛的斗爭，以及在戰爭狀態下，加強省委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會議根據地勢、組織基礎、便利指導等幾項原則，決定建立湘(潭)寧(鄉)、常(德)益(陽)、邵陽、衡陽、南縣5個中心縣委，湘西工委和湘南特委仍歸省委領導。會議以后，省委對各地組織進行了整頓。4月上旬，省委又在邵陽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確定今后的工作方針是：以全副精力進行緊急戰爭動員，把武裝工作提到第一位；繼續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加強民眾動員，利用合法的民眾運動；大力發展黨組織，同時注意鞏固提高。
就在省委根據戰略相持階段的形勢和任務對工作方針和策略進行調整的時候，國民黨湖南地方當局加緊了對共產黨的打壓。4月18日，國民黨邵陽縣黨部查封了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觀察日報》；《抗戰日報》于4月27日發表《觀察日報停刊了!》的消息和《遙慰我們的戰友——謹書于聆悉觀察日報停刊之日》的文章，以示抗議，結果被國民黨當局新聞檢查機關刪除，以致當日的《抗戰日報》被開了兩個天窗。4月20日，武岡縣政府派出3個連的武裝士兵，強行解散了塘田戰時講學院。講學院于次日發出《塘田戰時講學院全體學生告別武岡父老書》，同時，遵照省委指示，學院黨支部組織師生及時轉移與撤退，部分共產黨員參加呂振羽在武岡油塘舉辦的黨訓班，然后由省委派往武岡、新寧、城步、綏寧等縣開展黨的工作。部分教師和學生撤往桂林，在那里成立了“石火出版社”，繼續斗爭。
《觀察日報》被封和塘田戰時講學院被解散，是薛岳推行反共政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嚴重事件。4月底，周恩來路經衡陽，召集省委負責人開會，針對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后反共反人民活動的加劇，以及湖南黨組織缺乏對秘密工作警惕性的問題，作出了關于轉變黨的組織形式與群眾工作方式的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頓、鞏固黨的組織，向黨員進行秘密工作教育；組織發展要堅持“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的方針。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省委一般地停止了組織發展，著重進行黨內思想教育；同時，派省委干部到各中心縣委加強領導，各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不再兼任群眾團體的職務。在群眾工作中，扭轉過去大轟大擂的方式，把群眾工作放在合法團體中去開展。
然而，國民黨頑固派變本加厲，反共摩擦事件不斷升級，終于導致了平江慘案的發生。
國共合作之后，湘鄂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為了及時治療和安置在后方的傷病員、安排和照顧抗屬的生產與生活、動員與組織群眾參軍參戰，新四軍軍部決定在平江嘉義鎮設立新四軍留守處，任命湘鄂贛特委宣傳部長黃耀南為留守處少校主任。留守處把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緊參戰動員作為中心工作，為團結抗日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們不僅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動員群眾參加抗日民族斗爭，還先后動員了400余名青年參軍。同時，留守處治療部隊改編時留下來的傷病員和從前線下來的傷員，使70余名傷病員痊愈出院，重返抗日前線。
1939年1月，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率第二十軍駐防平江。不久，即緊鑼密鼓地策劃了一系列取締新四軍平江留守處的陰謀活動。對此，留守處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同時，為了顧全大局，團結抗日，當國民黨平江縣當局提出要留守處搬遷至縣城的要求時，留守處經請示新四軍軍部同意，將留守處改為通訊處，并搬遷縣城辦公。而就在通訊處準備搬遷的時候，國民黨頑固派卻迫不及待地下了毒手。6月12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特務營營長何學植根據楊森的命令，率重兵包圍了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先將正在休息的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新四軍上校參議涂正坤誘騙出來，槍殺在離通訊處30步遠的“秀記”雜貨店前。緊接著，大隊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軍隊鳴槍沖進通訊處，扣押了通訊處工作人員，并在通訊處恣意抄查。通訊處秘書主任吳淵嚴厲斥責暴徒們的行為，竟被拖出門外槍殺。之后，國民黨軍隊抓走了湘鄂贛特委書記、八路軍中校團副羅梓銘，新四軍少校參謀曾金聲，留守處軍需吳賀泉和留守處機要員趙綠吟等4人。并在當天晚上將這4名共產黨員、新四軍通訊處的工作人員押往嘉義鎮旁的虎形嶺，推入數丈深的廢淘金洞里殺害。
慘案發生后，僥幸脫離險境的特委宣傳部長、留守處少校主任黃耀南起草了一份《快郵代電》，于6月16日通告全國，公布“平江慘案”的事實真相。7月2日至28日，周恩來、葉劍英連發數電致陳誠、徐永昌、何應欽等，一方面嚴正指出：嘉義留守處抗日政績當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楊森卻混淆是非，“身為方面大員，受國家重寄，不顧強敵入侵，挑起鷸蚌之爭……隨便栽誣，草菅人命，如此荒謬顢頇，實為古今中外所罕見”。另一方面陳詞國民黨政府：“國共團結，為我國戰勝日寇之基本條件，強敵入侵，顛危之禍，迫于燃眉，我國人只有同心合力，庶可挽狂瀾于既倒”。 8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發表演說，嚴正聲明“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就要取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大會沉痛哀悼涂正坤等革命烈士：為民族解放、為階級翻身，功在人民，彪炳千古。大會通電國民黨中央政府，強烈要求嚴查主使，懲辦兇犯，明令取締《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保證不再有此類慘案發生。重慶、皖南、桂林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也舉行了追悼會，在全國人民面前徹底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丑惡嘴臉。
貫徹“十六字”方針，轉變斗爭策略
平江慘案之后，以薛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繼續在全省各地肆無忌憚地反共，大搞白色恐怖。
國民黨桂東縣政府對新四軍駐桂東沙田留守處實施監視，揚言沙田地區不能有共產黨的武裝存在，其武器彈藥要交國民黨政府“代管”。為了顧全大局，中共湘南特委不得不撤銷了新四軍駐桂東沙田留守處，將武裝人員全部調往新四軍部隊。但國民黨地方當局得寸進尺，將包括湘南特委負責人在內的32名共產黨人列為“要匪”，進行密查，并借故搗毀了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封閉了中共湘南特委開設的牖智書店，殺害了郴縣縣委委員段錄成等共產黨員。湘南特委領導成員被迫轉移。
1940年10月4日，國民黨湘潭縣當局派槍警40多人，突然包圍烏石彭家圍子，槍殺了共產黨員彭榮華，逮捕了共產黨員彭金華。彭金華和彭榮華均是彭德懷的堂弟，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彭金華就在彭德懷的引導下前往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4月，彭金華受組織派遣回鄉，他先是組織30余名思想進步的青年建立民族解放先鋒隊，繼而又和同是抗大學習歸來的胡鍔一道發展彭榮華等人入黨，組建了彭家圍子黨支部。他們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宣傳，不想卻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毒手。11日，彭金華等6名共產黨員和2名愛國人士被秘密押解至易家灣鳳形山龍骨坡集體殺害。
12月，國民黨會同縣當局活埋了26歲的女共產黨員賀瓊。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賀瓊在長沙讀高中時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初作為“民訓”隊員回到家鄉會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組織“洪江女子工讀團”，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中共洪江支部組織的抗日救亡活動。遇害前的賀瓊留下了這樣一首絕命詩：“辛苦遭遇事未全，悲民悲國不悲身；此身愿為山河碎，一寸丹心共月明”。
類似的反共慘案不時在全省各地發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由于國民黨當局對共產黨組織的摧殘，湘南特委、資(興)汝(城)桂(東)中心縣委、南縣中心縣委、攸(縣)醴(陵)萍(鄉)中心縣委、岳陽中心縣委、湘西工委，以及20多個縣的黨組織，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數千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及其他們的家屬被捕，老共產黨員陳希周和一批縣委負責人遇害。在白色恐怖下，上層進步人士大多流散，有些與共產黨失去了聯系。
面對嚴峻險惡的環境，省(工)委一方面貫徹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堅持不懈地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另一方面，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開始轉變工作方式，整頓黨的組織，切實加強黨內教育，以在思想上、組織上做好應對突然事變的準備。
1939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要求各地黨組織建立完全的秘密機關。根據這一指示精神，省委決定分批撤退暴露了的黨員干部去延安或去新四軍；對沒有暴露的黨員干部則進行調整，以社會職業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同時，撤退黨所領導的戰時書報供應處(所)及各地宣傳基站。各中心縣委也遷往農村，黨的工作由半公開狀態完全轉入秘密狀態。統戰工作重點也由上層轉向縣、區、鎮的地方實力派。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要求黨的發展一般的應當停止，而以整理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工作為今后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根據這些精神，10月，省委明確指示各級組織，以整頓、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要求各地停止發展黨員，整頓各級組織，清洗叛徒、奸細、投機自首分子和異己分子；同時，加強黨內馬列主義教育，正確處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公開黨員與秘密黨員等關系。為了做好黨組織的整頓工作，省委用3個月的時間，將32個縣一級的干部調動了工作；同時，確定以湘寧中心縣委、衡陽中心縣委、湘南特委為工作的重點，省委和中心縣委、特委的負責人分赴各縣指導工作。
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一方面加強對黨員的教育，特別是開展對秘密工作的討論；另一方面按秘密工作的要求對組織進行整頓。湘寧中心縣委制定了“五不、四要、三努力”準則，即：不應說的不說，不應問的不問，不要在會外談論組織，不要發生橫的關系，不要經常聚集在一起；要開會，要繳費，要聽黨指揮，要團結群眾；努力學習理論，努力學習經驗，努力在群眾中學習。湘潭黨組織對黨員進行3個方面的教育，一是黨的理論方面，如共產主義是什么?為什么組織共產黨?共產黨目前與將來的任務怎樣?中國革命的過程怎樣?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應用；二是黨的組織方面，如共產黨員的基本條件與任務，共產黨員通常的守則，關于黨的秘密工作；三是對于具體政治環境與社會問題的認識等等。
1940年2月，省委召開會議，根據中央關于精簡黨委組織機關的指示，決定從省委至縣委，領導成員都減為3人。此時，因蔡書彬、郭光洲、任作民、帥孟奇已先后離湘，省委由高文華、王濤、聶洪鈞3人組成，書記高文華。省委還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以嚴密地下工作組織，加強紀律。2月24日，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工作人員被迫撤往桂林。8月，徐特立撤離湖南。9月，王凌波被國民黨湖南省政府強押出境。
194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湖南黨的工作總方針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湖南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要按照這一方針來一個徹底轉變。為貫徹這一指示，省委在5月專門開會研究干部撤退問題，決定王濤撤離湖南，將袁德勝調省委工作，由毛達恂接任湘寧中心縣委書記。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強調：“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應和戰爭區域、敵后區域不同。在那里，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6月5日，南方局為貫徹中央的“五四”指示，進一步要求各級黨組織采取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上層與下層既相互區別又緊密配合的工作策略。
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上述方針，省委在對前段審查及精簡工作進行總結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了轉變策略的力度。首先是慎重地配備領導干部，對中心縣委與特委的人選嚴格把關；其次是抽調得力干部設立交通站，建立通訊網，改變以往省委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缺乏掩護機關和秘密聯系渠道的狀況；第三是改變領導機關和領導方式，從省委直至支部，都由3人組成。各中心縣委、特委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開始在組織上和工作上實行轉變。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頓，部分中心縣委、特委停止了活動，撤銷了領導機構。11月，聶洪鈞離湘，省委由高文華、袁德勝、文士禎3人組成，省委機關遷至湘鄉永豐鎮。這時，省委直接領導的基層組織，只有湘寧、常益、邵陽等3個中心縣委和湘西工委，共有黨員約900余人。
皖南事變之后，針對國民黨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先后發出《關于大后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于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督促各地黨組織堅持執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于是，湖南省委再一次精簡，將袁德勝、毛達恂等撤往重慶。12月，南方局在重慶召開所屬各省黨的負責人會議，高文華代表湖南省委出席。次年3月高文華回湘，在省委會議上傳達了周恩來關于建設堅強的戰斗的西南黨組織的講話和黨員要勤業、勤學、勤交友，做到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指示，并對進一步貫徹執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方針作了研究和部署。
1942年6月13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今后兩年將是很艱苦、很困難的兩年，為保存革命力量，要取消大后方的省委、特委一級機構，只留縣、區委，必要時縣、區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各級干部轉入支部工作。根據這一精神，湖南省委撤銷了中心縣委等機構，又撤退與隱蔽了200余名干部和黨員。12月，根據南方局的指示，高文華、文士禎調赴延安，省委改為省工委，由周里任書記，張春林任組織委員，劉鼎任宣傳委員。此時，全省有組織領導的黨員僅600余人，與組織保持聯系的黨員約180人。
從1939年開始，中共湖南地方組織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在轉變斗爭策略的過程中，重視思想轉變，強調組織轉變，注意方法轉變，從而在艱難的環境中，保存了黨的力量，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了抗戰的總目標，為爭取湖南抗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日軍大舉侵湘，全省軍民奮起抗擊
1938年11月日軍侵占湘北部分地區之后，湖南就一直處于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前線。中國軍隊在這里集結大量兵力，以拱衛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日軍由于將主要兵力用于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及其武裝，因而對正面戰場僅保持鉗制性的軍事壓力，在正面戰場與國民黨軍隊打打停停，從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先后在湖南發動了3次“長沙會戰”，而每次都是鏖戰數十天后，又基本回復到雙方交戰前的態勢。
1939年9月中旬，為配合歐戰爆發，駐湖北咸寧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率10萬之眾，從贛北、鄂南、湘北三路南侵，以求“一個星期內占領長沙”，消滅中國軍隊主力。而中國軍隊先后出動37個師，約30萬兵力迎敵。經過50天的激烈戰斗，日軍的進攻被挫敗，不得不退回到戰役發起前的陣地。
1941年9月到10月，日軍第十一軍趁日美談判陷于僵局和蘇德戰爭爆發之機，再次調集10萬余眾兵力和大批飛機、艦船，發動了二犯長沙的戰爭，企圖以更大的軍事壓力迫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投降。國民黨第九戰區出動了14個軍，40個師，共30萬人與來犯之敵交戰。中國守軍雖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日軍還是一度占領了長沙。在中國軍隊的反擊下，日軍最后不得不退卻。
1941年12月初，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背景下，駐武漢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南下援助香港英軍，由第十一軍司令阿南率10萬兵力，分兩路進犯長沙。第九戰區的中國軍隊集結14個軍，約40個師，30余萬兵力迎戰。中國守軍先是在長沙以北的地區節節抵抗，爾后在長沙城內與日軍肉搏廝殺。血戰數日，在中國軍隊的包圍打擊下，侵入長沙城的日軍被迫突圍后撤。第三次“長沙會戰”歷時一個多月，最終以日軍的慘敗而結束。
三次長沙會戰之后，中日兩國軍隊在湘北一線列兵布陣，處于膠著狀態。到1943年，情況發生一些變化。在蘇聯取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倒臺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也節節敗退。而在中國戰場，中國國民政府抽調了7個精銳軍組成遠征軍，聚集昆明，準備參加盟軍反攻緬甸作戰。為挽救不利戰局，遏制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日軍發動了以攻擊“政略、戰略要沖常德”為主要目標的“よ”號作戰。10月底，日軍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指揮10萬兵力，向常德、桃源一帶進攻。中國軍隊以第六、第九戰區的16個軍，約20萬兵力迎戰。
日軍的攻勢十分猛烈， 11月21日將湘西北重鎮常德完全包圍。駐守常德的第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官兵，在常德市民眾的支持下，進行了英勇的保衛戰。守城軍民從師長到勤雜兵、留城警察及一切能夠拿起武器的百姓，都投入了戰斗，他們憑借民房和簡陋的工事，與來犯的日軍展開了逐房逐點、一街一壘爭奪的城市巷戰。雙方鏖戰十余日，在守城部隊大部傷亡的情況下，12月3日，常德陷落。由于守城軍民的英勇抵抗，贏得了時間，使中國軍隊能集中兵力，在常德外圍對日軍形成了反包圍，迫使日軍很快就向后退卻。至12月24日，守軍收復了長江以南的失地，又一次粉碎了日軍的南犯企圖。
到了1944年春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日軍為打通中國東北到越南河內的大陸交通線，摧毀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空軍基地，發動了豫湘桂戰役。
5月27日，日軍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指揮7個師團10余萬兵力，分“三路兩線”大舉南侵。國民黨第九戰區16個軍、48個師共30萬人，以長沙為重心布陣迎戰。戰斗打響20天之后，日軍就攻到了長沙城下。守城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城市周圍的陣地和岳麓山與來犯之敵進行過激烈的戰斗，但由于缺乏決戰的信心和認真的備戰，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下，長沙城在不到3天的時間里即告失陷。接著，日軍又長軀直入占領了株洲、湘潭。6月20日，日軍進抵衡陽，至28日，完成了對衡陽的四面包圍。
衡陽是湘南重鎮，為湘桂鐵路的起點，且建有能起飛直達日本本土的轟炸機的美國空軍基地，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在日軍兵臨城下之際，奉命“死守衡陽”的國民黨第十軍，依托城市構筑了堅固的防御體系。日軍先后出動了4個半師團的兵力，在飛機、大炮等強大火力的掩護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守軍的陣地攻擊。守城的愛國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頑強的精神，在留城百姓的支援下，與來犯的敵人進行了殊死搏斗。他們先是在城市周圍的山頭陣地與敵人反復廝殺，繼爾在城內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頂著烈日高溫，冒著槍林彈雨，在外援不力、內力不足的情況下，第十軍官兵堅持苦戰47個晝夜，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
8月7日，在日軍攻陷城內大部陣地，而增援的部隊受阻不前的情況下，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等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最后發電稱：“敵人今晨已由北門突入以后，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為報國家，……來生再見。” 8日拂曉，率余部投降，衡陽陷落。
延安《解放日報》為此所發社論指出：“守衡陽的戰士們是英勇的。但是他們的努力沒有人支援，因為我們政府和我們統帥部的不要民眾與自愿放棄主動權的消極戰略不能支援他們，人民雖然焦急萬分，也無法自動去支援。”這是衡陽保衛戰失敗的根源。
衡陽失陷之后，日軍繼續向零陵、邵陽等湘南、湘西南地區進犯。至此，全省78個縣市的50余縣市淪入日軍鐵蹄之下。
侵入湖南的日軍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罪惡滔天。
1943年5月8日，日軍合圍以南縣廠窖為中心的方圓百余里區域，展開大搜捕和大屠殺。野蠻的日軍先是在永固垸將圍困的逃難群眾和國民黨軍隊潰兵1000余人集中起來，或是用機槍、步槍掃射，集體槍殺；或是用繩索串捆起來，推入塘中活活淹死。接著，又沿河溝、大堤作梳篦式的“清掃”，殺死被迫在溝港、湖汊、樹叢、莊稼地等處藏身的中國人，燒毀在湖中及港灣的大小民船。從5月9日至11日，日軍瘋狂殺戮3天，殺害中國老百姓和潰兵3萬余人，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廠窖慘案”。
湘北的岳陽、臨湘、湘陰是日本法西斯鐵蹄踐踏時間最長的縣份，人民遭受的苦難更是難以言狀。據不完全統計，被日軍燒毀的房屋岳陽縣為98000余棟，臨湘縣為40000余棟；被日軍殺死的群眾和遭日軍輪奸致死的婦女，岳陽縣達41000多人，臨湘縣有25906人。僅有4000多人的湘陰縣城，被日軍炸成廢墟，慘死者達1700人以上，40余戶人家被炸成了“絕戶”。1939年9月，日軍在湘陰營田街小鎮橫行10余天，慘殺和活埋800多名無辜百姓，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營田慘案”。1941年9月，日軍在洞庭湖中的一個青山島捕殺300多名老百姓和200余名國民黨官兵，制造了又一樁血案。在湘西、湘東和湘南地區，日軍也犯下了累累罪行。1943年11月日軍攻陷常德后，被俘的群眾遭殺戮、活埋和奸污致死者達2300多人；茶陵縣的芫上村僅有200戶、1200多人，一周內遭日軍三次“清剿”，被害群眾竟達897人，全家被殺絕斷煙的有47戶；1944年8月日軍占領衡陽市，將擄獲的千余百姓作為打掃戰場的苦力使用后，竟集中關閉在一間銀行內，然后投擲炸彈全部炸死。
尤其令世人震驚的是日軍竟不顧國際公法，由專事細菌戰研究的731部隊在常德進行了大規模的細菌武器實際運用的實驗，給常德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41年11月4日，日軍一架飛機在常德城上空投下大量帶有鼠疫桿菌的谷子、豆子、高粱等糧食和爛棉絮塊、破布條、稻草屑等物。數天后，街頭巷尾出現許多死老鼠。12日，家住關帝街一位12歲的女孩感染鼠疫，發病36個小時后死亡。緊接著，城內居民接二連三發生類似病例，平均每天都在10人以上，而且傳染極為迅速，一人患病往往波及全家甚至鄰居，3個月時間就奪去了600余人的性命。經當時的檢驗和調查，證實常德鼠疫正是日軍拋投帶有鼠疫桿菌的物品所致。戰后公布的有關史料進一步證明日軍731部隊不僅研制了細菌武器，而且常德鼠疫也正是其所為。
日本侵略者對湖南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據戰后不完全統計，在日軍侵占湖南期間，無辜百姓遭慘殺致死者92萬多人，重傷者170萬人，合計達262萬人之多；被搶走的耕牛、糧食，以及被燒毀的房屋、被毀損的財物更是不計其數。
組織抗日游擊武裝，開展對日斗爭
日軍侵占湖南之后犯下的累累罪行，激起了全省人民的義憤。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和推動下，許多地方的民眾紛紛起來反抗，特別是有一些回鄉的具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士和一些熱血的青壯年農民，還自發地組織武裝，與日軍進行英勇的抗爭。全省各級黨組織因勢利導，將一些自發的、分散的反抗斗爭，逐漸引向有組織、有領導的斗爭軌道上來。
1944年5月，長衡戰役爆發前夕，省工委負責人周里等，鑒于湖南面臨的新形勢，秘密前往南方局匯報和請示工作。10月25日，中共中央就湘、粵、贛三省工作指示南方局，同意周里等人從重慶秘密轉回湖南，布置敵后各縣游擊戰爭，但要求各地黨組織堅持隱蔽待機的方針，不要過早暴露。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周里等回湖南后，召開了省工委會議，決定一是恢復和發展黨組織，單線聯系，秘密活動；二是加強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發動群眾抗日救國；三是派地下黨員赴湘中、湘南一帶組織抗日游擊武裝，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四是派一些黨員進入基層政權組織，擔任鄉、保長，掌握鄉保政權或建立兩面政權，掩護黨組織和地下工作，同時爭取國民黨的鄉、保甲長站到人民方面來，共同抗日。
會后，省工委成立了周里任書記的湘中工作委員會。考慮到地處湘潭、湘鄉、寧鄉3縣邊界地區的韶山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和黨的工作基礎，省工委轉移到了韶山，并很快在韶山及其附近地區恢復和發展黨組織，成立了直屬省工委領導的韶山特別區委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黨組織動員開明士紳劉伯庚出任韶山所屬的清溪鄉鄉長，并發展他入黨，從而掌握了鄉政府，繼而又成立了一支由地下黨掌握的、有40多人槍的鄉自衛隊。在日軍占領湘中地區的情況下，韶山區委掌握的鄉政權和自衛武裝，與日偽政權及武裝進行了抗爭，保護了當地群眾，在湘潭、湘鄉、寧鄉等縣都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湘潭縣工委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經過組織整頓和對黨員的政治教育后，各級組織也逐漸恢復和鞏固，并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了石潭壩、新民、鐵江、坳柴等4個區委和一些基層支部。縣工委還根據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精神，積極爭取和領導了張鵬飛、馬揚德兩支抗日游擊隊。
張鵬飛原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連長，因不滿國民黨的政策，于1940年秋自動離隊回家。湘潭淪陷后，他在中共鐵江區委的幫助與支持下，聚集10多個年輕力壯的愛國農民，組成忠信鄉巡邏隊。在一次伏擊戰中，他們以一支槍和幾顆手榴彈，消滅10多個日軍，繳獲步槍18支、機槍一挺，以及日軍從鄉下搶得的食品等。由此聲威大振，遂建立了一支抗日游擊隊。湘潭縣工委選派黨員參加游擊隊工作，幫助游擊隊建立了嚴明的紀律和政治工作制度。游擊隊轉戰在鐵江壩、坳柴一帶農村，狠狠地打擊了日軍下鄉搶劫的活動，繳獲了大量的槍支和彈藥，隊伍迅速發展到200多人槍。1945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隊路經湘潭期間，將這支抗日武裝組編成“湘粵贛人民抗日自衛軍”，任命張鵬飛為自衛軍隊長。
馬揚德又名馬福和尚，湘潭淪陷后，他只身來到五龍山古寺，削竹為器，準備擒殺敵寇。他潛入日軍兵營，先后奪得長短槍30余支。然后，邀集一些愛國青壯年，組織起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在中路鋪、馬家堰一帶襲擊日軍。湘潭縣工委選派了一些共產黨員對這支隊伍做爭取教育工作。縣工委負責人張忠廉還陪同省工委負責人周里與馬揚德面商，就如何共同抗日問題達成一致協議。嗣后，縣工委應馬揚德的要求，派地下黨員去游擊隊工作，任命黨員徐若飛為游擊隊政治指導員，使這支抗日游擊隊成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他們集中打擊日本侵略軍的活動，使得陳家垅、茶園鋪、長嶺鋪一帶的日軍，再也不敢恣意下鄉為非作歹。1945年8月初，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首長接見馬揚德，將他率領的游擊隊組編為“湘粵贛人民抗日自衛軍”，馬揚德任自衛軍隊長，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4年冬，湖南省工委派何大群、王來蘇、朱漢樵等人赴湘南恢復和發展黨組織，建立抗日武裝。他們與在湘南堅持斗爭的謝介眉等人取得聯系，并成立了由謝介眉負責的湘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發布《湘南人民行動起來，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告湘南人民書。不久，宜章、耒陽、郴縣、桂陽、資興、永興、安仁等地也相繼建立了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宜(章)、樂(昌)工委書記羅良名領導的抗日游擊自衛隊，以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為骨干，堅持抗日統一戰線，廣泛聯系當地上層人士和鄉公所、警察所武裝，在宜章、坪石、乳源一帶，用土槍土炮痛擊下鄉搶掠的日偽軍，打死打傷一批日軍。安仁縣共產黨員何丁茍聯合當地進步人士，組織成立了一支擁有步槍30余支、手槍10余支、輕機槍2挺的抗日游擊隊，在當地開展保境保鄉的抗日游擊斗爭。
衡陽地下黨組織和中央軍委特科工作組利用國共合作關系，在進行廣泛的抗日宣傳教育的同時，創辦了雪竹山“青年游擊訓練學校”、“自治女子職業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抗日游擊骨干。衡陽淪陷后，這批游擊骨干成了各敵后游擊隊的積極鼓動者和組織者。牌樓黨支部以地域武裝自衛名義，公開成立了一支擁有30多人槍的抗日游擊隊。
1944年夏，邵陽淪陷前夕，共產黨員劉布谷奉命在湘桂邊區和雪峰山一帶建立抗日武裝據點，開展游擊戰爭。他吸收黃埔軍校第二分校政治教官兼副大隊長謝錦濤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要謝籌建抗日武裝。謝錦濤在軍校籌集了一批槍械，聚集了一批抗日愛國青年，正式組建了湘桂邊抗日游擊縱隊，謝錦濤為司令，負責軍事工作，劉布谷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黨的工作。縱隊下轄3個支隊，共計1000余人，500多支槍，在新寧、武岡、東安等淪陷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后對日作戰10余次，擊斃日軍中佐小谷吉田和吉田龍炎等官兵百余人，繳獲大量槍支彈藥，并解救了一批被抓民夫。后來，這支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遭到國民黨頑軍和地方武裝的“圍剿”而被打散，謝錦濤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1944年8月邵陽淪陷后，共產黨員尹如圭在邵陽縣太一鄉(今屬邵東縣)建立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在衡陽、湘鄉、邵陽邊境一帶襲擊日軍，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在黃龍大山的一次襲擊中斃敵30余人，游擊隊也發展到300多人。武岡平鎮鄉(今屬洞口縣)共產黨員蕭健階領導的抗日自衛隊，在湘西會戰中，多次配合國民黨軍對日作戰。1945年5月，蕭健階率領抗日自衛隊參加王耀武部夾擊三角坳日軍主陣地，斃敵1000余人，取得輝煌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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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路軍、新四軍艱苦轉戰，爭取抗戰勝利
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開辟石公華抗日根據地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國民黨中央政府退至四川重慶之后，湘鄂邊界地區成為敵我雙方拉鋸交戰的戰場。處于這一區域的湖北石首、公安和湖南華容三縣，地屬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萬里長江在此迂回東下，河汊交錯，水網密布，戰略地位重要，特別是這一帶的糧食等戰略物資，更為敵我雙方所注目。1942年，南方局明確指示湘鄂邊特委，在該地區未被日軍占領時，一切工作按“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辦事，盡可能保存黨的力量，盡可能多地團結革命群眾。在時局發生變化、有了發動游擊戰爭的條件時，應迅速與華中局所轄的鄂豫邊區黨委取得聯系，將石公華劃歸鄂豫邊區，在其領導下迅速發動游擊戰爭。
1943年3月，侵華日軍發動鄂西戰役,石首、公安、華容等縣先后淪陷。按照南方局和華中局的既定方針，鄂豫邊區黨委和新四軍五師黨委立即作出了“準備由襄南向江南敵后發展待機挺進洞庭湖畔”的指示。9月1日，成立了由楊震東任支隊長、張澤生任政委的40余人的江南挺進支隊,并組建了以張澤生為書記的石公華縣委。11月上旬，江南挺進支隊趁日軍發動常德戰役、后方相對空虛之機，為配合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的對日作戰，決定躍過長江，向桃花山進軍。
桃花山地跨湖南華容與湖北石首，東瀕洞庭湖，北臨長江，是武漢西去宜昌、南通常德的必經之地。這里群峰聳立，古木參天，地勢險要，便于部隊迂回作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里曾是湘鄂西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日軍攻陷華容后，在華容地下黨組織的鼓動和組織下，一些抗日民眾就已經先后集聚到桃花山、青竹溝一帶深山叢林之中，準備開展抗日武裝斗爭。11月28日，江南挺進支隊從石首齋公橋渡過長江，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于12月1日抵達桃花山。繼爾揮師西進，沿桃花山周邊地區活動，發動群眾，擴大影響，很快就開辟了以桃花山為中心的石公華抗日根據地。
為了鞏固新生的石公華抗日根據地，石公華縣委和江南挺進支隊開展了政權、經濟、地方武裝、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設。
石公華縣委首先開展了區、鄉黨組織的恢復發展工作，將石公華劃分為江北、池東、池西、官撓旗、桃花山、東山等6個區，建立了黨的區委會，并從各區抽調了骨干分赴各鄉，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使石公華縣黨組織得到了較大發展，為開展武裝斗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堅強的保證。隨后，石公華縣委著手籌建抗日民主政府。按照“三三制”建政原則，1943年10月中旬正式成立了石公華縣行政委員會，由魏恒若任主席，李樹人任副主席(后接任主席)，下設民政、財糧、建設、教育、司法、動員6個科。至1944年7月，又充實和建立了6個聯鄉民主政權，即聯鄉辦事處。8月成立了有共產黨員、進步人士、開明紳士、國民黨員等各方代表參加的石公華臨時議會，由張澤生任參議長，愛國民主人士劉文斌、徐國珍為副參議長。一些地主、紳士、資本家看到抗日民主政府對他們很重視，共產黨、新四軍主動請他們參政，原存的恐懼心理消除了，不少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使石公華地區出現了群眾性的抗日熱潮。
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縣行委領導軍民著力進行經濟建設。1943年冬，縣行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討論通過了《反對敵人經濟封鎖，開展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決議案，制定了正確的經濟建設政策。在田賦稅收方面，按照財產等級和所得多寡，實行單一累進制，做到財稅統一，合理負擔，將月征改為年征，人民的負擔得以減輕，群眾因而踴躍交納田賦。為了籌集抗日資金，縣行委發行了100多萬元建國公債。在黨的統戰政策感召下，不僅根據地內的士紳、富商、地主認購了建國公債，連日偽軍盤踞集鎮的商家和一些偽軍官員都認購了公債券。縣行委還根據長江兩岸經常遭受洪災的特點，盡可能地開展一些水利建設，在根據地內的30多個大小堤垸上各配了一名修防主任。1944年洪汛期間，行委撥款數萬元搶修新碼頭和小河口一帶大堤，確保垸內安全，保證農作物免受損失。
江南挺進支隊屯兵桃花山后，加強了軍事訓練，干部戰士苦練射擊、刺殺、投彈技術。部隊還要求干部戰士愛護群眾，服從政府法令，頒布了不宣傳不走、不把門板上好不走、不把地掃干凈不走、不把水缸挑滿不走、不檢查不走的“五不走”規定，和不準侮辱婦女、不準強買民間小菜和雞蛋、不準亂抓民伕的“三不準”禁令，從而密切了軍民關系。在擴大武裝方面，石公華縣委除了不斷充實和擴大江南挺進支隊，由1個連發展為5個主力連外，還大力抓了地方武裝建設。到1944年7月，根據地所轄6個聯鄉都建立了區中隊，各聯鄉所轄的鄉也都建立了民兵基干隊。
石公華抗日根據地象一把利劍，攔腰截斷了日軍控制的長江航道，直接威脅華容、繡林、麻豪口、調關、焦山河、塔市驛等地的日偽據點。日偽軍為此深感不安，他們對根據地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掃蕩”。1944年1月，駐守華容縣城日軍300余人進犯桃花山。江南挺進支隊采取聲東擊西戰術，主力向磚橋方向邊打邊退，支隊長楊震東則率少數兵力向敵人空虛的華容縣城發動佯攻，誘使敵人回援華容。待敵趕回華容時，楊已率部撤回桃花山，取得了反“掃蕩”戰斗的勝利。1月24日，楊震東率兩個連夜襲墨山鋪日軍據點，一舉繳獲步槍20多支、子彈3000余發，使日軍在一段時間內不敢外出騷擾，根據地軍民過了一個太平年。3月，楊震東率部隊夜襲橫堤市的日偽軍，打死打傷敵人30余名，繳槍10余支。5月，華容縣偽保安大隊長張世杰帶200多人從廣興洲到岳華邊境“掃蕩”，挺進支隊一連襲擊張部，打死偽軍10余人，俘敵40余人，繳槍50余支。8月，楊震東率部襲擊新沙洲偽軍，殲敵100余人，繳槍80余支、彈藥10多箱。9月，日軍30余人在寡婦峽搶劫財物，支隊第七連第一排兵分三路包抄敵人，打死敵軍10余人，繳槍30余支，子彈2000多發。10月，駐華容墨山鋪日軍50余人準備“掃蕩”桃花山，支隊派兵伏擊，打死日軍10余人，迫使敵人狼狽逃回華容縣城。
1945年1月29日，八路軍南下支隊到達鄂豫邊區，向邊區和第五師移交了隨軍南下的兩個干部大隊，加強了邊區的領導力量。在此形勢下，鄂豫邊區決定第三軍分區以襄南根據地為依托，進而創立以洞庭湖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據地。為此，根據邊區黨委指示，石公華縣委撤銷，建立了以梁誠為書記的江南中心縣委和沈國棟為首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
江南中心縣委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建立后，進一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積極發動群眾，策動偽軍反正，不斷擴大江南指揮部隊伍，向日偽薄弱據點發動進攻，取得了很大成績。1945年4月，日偽軍300人到岳陽縣柿樹嶺一帶搶糧，楊震東率部攔擊敵人，打死打傷敵人40余名，繳槍50多支，俘敵80多人。同月，楊震東、鄭懷遠又率部襲擊新沙洲偽軍古鼎新部，殲敵一個排，繳槍數十支。月底，楊震東調離石公華后，由鄭懷遠繼任支隊長。5月初，鄭懷遠率警衛連攻打華容三封寺的日偽軍，斃俘敵人各30余名，繳槍10多支。7月24日，日軍300余人從廣興洲向桃花山進犯，鄭懷遠指揮部隊給敵人以迎頭痛擊，打死打傷敵中隊長以下官兵50余人，繳槍70多支。通過一系列的進攻戰斗，江南挺進支隊先后摧毀了根據地周圍的一些日偽據點，將根據地擴大到岳陽境內。與此同時，江南中心縣委在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軍隊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繼續鞏固和擴大了石公華抗日根據地。在地方政權方面，除原有的6個聯鄉外，部隊挺進到岳陽，組建了第七聯鄉籌備處，岳陽河西的全義、全興等3個鄉已分別委任了鄉長、副鄉長，建立了政權或秘密情報站，開展了征糧征稅工作。武裝力量也得到了較大增強，部隊發展到1000余人槍，不到半年時間，隊伍擴大了一倍多。
石公華抗日根據地是抗戰期間出現在湖南境內的一塊主要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它存在的時間雖短，所轄的范圍雖小，但在湖南抗戰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它直接威脅著日軍控制的華容、岳陽、常德、南縣、澧縣等城市及大批重要集鎮，有力地打擊和鉗制了日軍在這些地區的有生力量，極大地鼓舞了湖南人民敵后抗戰自衛的信心與勇氣。
八路軍南下支隊入湘，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盟軍先后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轉入戰略反攻，戰局朝著不利于德、意、日法西斯軍隊的方向發展。在此情勢下，日軍于1944年4月，發動了旨在打通平漢、粵漢、湘桂鐵路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戰役中，雖然在一些在戰斗中進行了較為頑強的抵抗，但仍然在8個月的時間內，使得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的廣大地區淪于敵手。
面對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共中央于1944年秋制定了鞏固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發展華南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并作出了相應的戰略部署。其部署之一就是組織八路軍南下支隊，深入敵后，建立湘鄂贛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力爭北與新四軍五師的鄂豫皖邊區，南與東江縱隊聯成一線，進而在華南創建一個新的解放區，以便在即將到來的大反攻中，或在以后國民黨發動內戰時，能以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戰略根據地互相策應，配合作戰。
按照以上戰略部署，1944年10月上旬，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第三五九旅主力組成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支隊(簡稱南下支隊)，下轄6個大隊共5000余人(其中包括派赴新四軍五師工作的兩個隨軍南下干部大隊900余人)，由王震、王首道分任支隊司令員、政委，郭鵬、王恩茂分任副司令員、副政委，朱早觀任參謀長，劉型任政治部主任。并組成了以王首道為書記的軍政委員會。著名作家周立波為了深入工農兵群眾，接受實際斗爭的鍛煉，也作為司令部秘書參加行動。11月9日，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渡過黃河，馳騁中原，飛越長江，進軍鄂南，戰勝了險惡的自然環境，打垮了成千上萬的日偽頑軍的圍追堵截，于1945年3月23日抵達湖南省平江縣沙鋪里。為了適應斗爭發展的需要和擴大政治影響，南下支隊更名為“國民革命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下屬各大隊改為支隊，并由4個大隊擴編為6個支隊。部隊隨即兵分左、右兩路縱隊南下，于3月26日夜乘隙進占平江縣城。
27日一早，南下支隊的指戰員就分頭到大街小巷刷寫標語，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并張貼公布了《國民革命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部布告》，號召“工農商學各界，軍隊地方士紳，不分階級黨派，一致聯合對敵”，“愿我三湘子弟，一致義憤填胸，起來保鄉衛國，充當抗日英雄”。
28日，南下支隊在平江縣城景福坪體育場召開群眾大會，城關及附近鄉村的民眾聽說當年的紅軍回來了，扶老攜幼趕來參加。王震操著鄉音在大會上講話，他從全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講到八路軍、新四軍對敵斗爭取得的勝利。他說：“我們這次回到湖南，就是為了來打日本鬼子的。過去的斗爭事實說明，我們湖南人民從來是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爭精神的。我們要打敗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一個婦女高聲問道：“還搞不搞婦女會、兒童團啊?”王震笑著回答：“要搞，一定要搞!可是先要有自己的政府，要有真正領導抗日的政權機關。我們今天這個大會，就是要選舉自己的縣長、漢昌鎮長和縣政府委員。”會議最后，與會群眾舉手通過了王震的提議，組成了以方正為縣長，姜勝、張正光為副縣長的平江縣抗日民主政府。與此同時，恢復了以方正、張光正為正副書記的平江縣委。南下支隊在湖南建立的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標志著其創建抗日游擊根據地的開端。
隨后，南下支隊深入基層，廣泛發動群眾，在漢昌鎮、思村鄉、梅福鄉、談岑鄉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這些鄉、鎮抗日民主政權成立后，積極配合部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發動群眾支援部隊，參軍參戰。20多天內，全縣各地報名參加南下支隊的就有477人。平北自衛隊隊長張禮仁在統戰政策感召下，率部百余人槍加入了救國軍。在平江人民的積極支持下，南下支隊迅速打開了局面。4月13日，南下支隊在汪坪召開了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建立湘鄂贛邊區黨委會、軍區和行政公署，全面領導平江、瀏陽、湘陰、岳陽、臨湘、通城等14縣的斗爭。經中央批準，王震為軍區司令員，王首道為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張體學為副司令員，王恩茂為副政治委員，聶洪鈞為行政公署主任。湘鄂贛軍區分為東、西、湘北3個分區，湘北軍分區由張仲翰、曾紀杖分任司令員、政委。
國民黨對于南下支隊在湘鄂贛邊界開辟抗日根據地耿耿于懷，欲置南下支隊于死地而后快。4月初，王陵基指揮第九十九軍、五十八軍、七十二軍2個師以及王翦波第四游擊縱隊，從南、西、北三個方向進犯平江，圍攻南下支隊。南下支隊避敵鋒芒，先向妄圖堵截南下支隊后路的王翦波部發起攻擊，激戰3天，消滅了大部分頑軍，迫使王翦波率殘部逃回臨湘藥姑山。隨后，南下支隊調頭迎擊第七十二軍，在南江橋重創敵第十三師，暫時遏止了頑軍的攻勢。
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6萬余人又向平江逼進。南下支隊以抗日大局為重，于15日主動撤出平江縣城，將部隊分散到平北、岳陽、臨湘等地廣大農村，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裝。16日，支隊指揮機關移駐岳陽張谷英村。次日成立了岳陽縣抗日民主政府和岳陽縣抗日游擊總隊，由周繼佶任縣長兼總隊長，南下支隊派管瑞才任政委、李大元任政治部主任，協助周工作。岳陽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積極配合南下支隊開展抗日宣傳和統戰工作，先后在岳郡聯中、岳陽縣中召開教職員工大會，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亡方針，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在縣政府的努力工作下，岳陽人民踴躍參加游擊隊，使縣抗日游擊總隊很快發展到200余人。5月21日，縣抗日游擊總隊在南下支隊配合下，勝利攻占了臨湘縣境內的白羊田鎮。在此，岳陽縣抗日民主政府改為岳臨縣民主政府，岳陽縣抗日游擊總隊改為岳臨縣抗日游擊總隊。南下支隊司令部、政治部等機關也移駐到此。
國民黨頑軍合擊平江撲空后，迅速舉兵北進。4月22日至26日，南下支隊在西嶺、南江橋、小水嶺、孫家源、月田等地與國民黨軍展開激戰。南下支隊在消耗敵人有生力量之后，主動撤出戰斗，退往鄂南抗日根據地。5月4日，黨中央指示南下支隊必須建立作為南北樞紐的湘鄂贛邊區根據地，并由王震率精干支隊向南行動。根據這時國民黨軍隊全力進剿鄂南，湘北地區力量較為空虛的實際情況，王震率領第一、二支隊及五、六支隊一部，于5月10日再次跳躍式地向湘北挺進。5月13日進入臨湘、岳陽地區。5月20日向王翦波部的老巢大云山進擊，徹底打垮了王翦波部800余人的反動武裝，為民除了一害。
大云山戰斗后，南下支隊尚未來得及繼續向湘中日偽后方挺進，國民黨第九十九軍的2個師就向大云山地區撲了過來，日偽軍一個聯隊也從岳陽進至黃岸市一帶，與之相呼應。6月6日夜，南下支隊先頭部隊與國民黨軍在黃岸市附近展開了一場惡戰。戰斗異常激烈，王震率領直屬隊也參加了戰斗。在爭奪一處制高點時，一顆手榴彈突然落在他的腳下，眼看就要爆炸，幸虧警衛員眼疾手快，沖上來把他推倒在路邊的深坑里，才使他幸免于難。第二支隊支隊長陳冬堯在指揮作戰時，不幸中彈犧牲。經過一夜苦戰，南下支隊突破了國民黨軍的重圍，于6月13日再次返回鄂南。
南下支隊主力在湘東北地區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轉戰，遭到國民黨頑軍重兵圍剿而未能建立起湘鄂贛抗日根據地，但宣傳發動了群眾，建立了平江、岳陽、臨湘等縣抗日民主政權，壯大了地方抗日武裝力量，擴大了政治影響，給日偽頑軍以沉重打擊。
開辟湘陰抗日游擊根據地
南下支隊為了深入湘中，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決定派遣熟悉湘陰情況的楊宗勝、吳遠光率第六支隊進駐湘陰敵后地區。1945年4月2日，第六支隊138人趁著黑夜離開平江，穿過敵人的防守空隙，順利到達湘陰神鼎山，4月7日進駐白鶴洞。不到10天時間，便在神鼎山、白鶴洞地區站穩腳跟，并爭取到湘陰縣自衛團和源塘鄉自衛隊部分偽軍投誠，使第六支隊由2個連擴大為3個連。隨即各連分散活動，迅速在湘陰敵后開展了宣傳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策反偽軍、領導群眾恢復生產和打擊日偽軍等各項工作
第六支隊進駐湘陰后，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每到一處，張貼抗日布告，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利用會議、座談等多種形式，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軍就是當年的紅軍，是毛澤東從延安派來湖南幫助老百姓的，調動了群眾的抗日積極性。5月中旬，在白鶴洞召開了清溪、源塘等27個鄉的群眾代表、鄉保長、知名人士共300余人參加的大會，成立了湘陰縣抗日民主政府，由楊宗勝任縣長，李成鐵任副縣長。隨后，建立白鶴洞、西北兩個黨支部，成立了由李鐵成任書記的中共湘陰縣委。
為了壯大抗日力量，第六支隊成功策反了日偽湘陰縣長兼保安司令左欽彝(小名左八)。左是一位飽讀詩書、愛打抱不平、深孚眾望的地方紳士，1944年春又當上了湘陰“大漢神鼎山”洪幫山頭的寨主，拉起了一股勢力。日軍占領湘陰后，到處燒殺擄掠，地方紳士紛紛上門勸請左出山，與日軍周旋。就這樣，他當上了日偽縣長。為了加強自己的勢力，他招兵買馬，組織了一支800人槍的保安部隊。左自任職以來，未直接殘害過百姓，對部下管教亦嚴。根據這種情況，六支隊認為左可以作為策反的主要對象，于是制定了周密的策反計劃。以供給部政委譚庚棠為首的4人策反小組潛入湘陰縣城，順利地打入左部，并贏得了左的信任。他們利用接近左的機會，啟發他的民族意識，多次轉送毛澤東的著作，反復說明共產黨的政策，勸左投奔抗日救國軍。經過20多天的爭取說服工作，左欽彝終于認識到只有棄暗投明，倒戈抗日，才是自己的出路。他寫信給楊宗勝，表示愿悔過自新，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領導，并提出與楊宗勝結拜為兄弟。為顧全大局，楊宗勝經請示王震、王首道同意后，與左欽彝結拜為兄弟。抗日救國軍司令部將左部改編為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一師，任命左欽彝為師長。為了更好地開展統戰抗日斗爭，左部仍打著偽軍旗號，以搜取敵偽內部的情報，準確地打擊敵人。
策反左部后，第六支隊如虎添翼，頻頻打擊日偽軍。5月的一天，左欽彝送來情報，有一小隊日軍從縣城運送一批物資去金雞山據點。楊宗勝親自帶兩個連的兵力在浸米塘設伏，出其不意地消滅了11名日軍。5月下旬，六支隊又在冷水井伏擊從川山坪車站運物資到李家塅據點的日軍，繳獲200多車糧食和布匹。6月下旬，六支隊配合左部在老閘口河堤上伏擊日軍派往長沙送鹽的3條民船，打死日軍13人，繳獲食鹽500多擔，不僅解決了部隊自身的軍需，還通過將繳獲的食鹽分配或平價賣給民眾的方式，解決了老百姓的缺鹽問題。為了策應主力部隊渡江南下，第六支隊派部隊到北起營田、南至銅官一帶，偵察渡口，搜尋船只。由于渡口船只全被日軍擄掠和控制，六支隊便在湘江下游與日軍展開了英勇斗爭。5月，第六支隊在營田炸沉日軍在湘江中橫沖直撞的一艘汽船；不久又在樟樹港殲滅日軍一個兵站，毀掉5艘運輸艇，控制了湘江下游，占領了銅官至樟樹港一帶的數處渡口，搜集了大批民船。7月23日，第六支隊組織力量，積極配合主力部隊渡過湘江。送走主力后，楊宗勝仍率領六支隊在湘陰地區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直到9月上旬奉命北返。
第六支隊在湘陰地區艱苦戰斗了5個多月，開辟了以白鶴洞為中心的湘陰敵后抗日游擊根據地，頑強地打擊了日偽軍，并在斗爭中發展壯大了隊伍，有力地策應了主力部隊南下。
奪取抗日戰爭在湖南的最后勝利
在南下支隊積極開辟湘鄂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同時，湖南的國民黨軍與日軍的正面戰場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1945年4月，日軍第二十軍拉開了以奪取芷江機場為主要目標的芷江作戰的戰幕。日軍集結了5個師團、1個旅團共8萬兵力；迎戰的中國軍隊投入了8個軍23個師，總計11萬人。雙方在綿延的雪峰山區展開了激戰。戰役的第一階段，日軍兵分3路，全面進攻，而中國守軍則利用有利地形，逐點阻擊，使日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經過20多天的戰斗，日軍不僅未達到在雪峰山東麓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盡快攻占芷江機場的戰役目的，而且還深深陷入崎嶇險峻的山谷之中，糧彈缺乏，補給困難，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5月9日，戰役進入第二階段，中國軍隊轉入反攻作戰，至6月9日，收復在戰役開始階段所失地方，迫使日軍退回到戰前的據點，雙方恢復了作戰前的態勢。這一仗，歷時50余天，共斃傷敵28000余人，粉碎了日軍攻占芷江機場的企圖。此役過后不久，中國軍隊即乘勝收復桂林、柳州，并在緬北滇西展開反攻作戰。中國抗日正面戰場開始進入戰略反攻階段。
就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情況下，為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為了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并使這個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作好各方面的準備，中國共產黨于194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湖南代表分在了大后方代表團的兩湖組，由于七大籌備時間很長，期間中共湖南地方組織領導成員不斷調整，湖南黨組織推選的七大代表也有所變化。到七大召開時，湖南代表共11人，其中正式代表8人，他們是：帥孟奇、周恩來、徐特立、高文華、李濤、毛朗明(又名石生)、歐陽奔程(又名歐陽方)、謝竹峰；候補代表3名，他們是：李振鵬、賈璉、曾恂。帥孟奇是兩湖組的副組長，高文華是兩湖組湖南小組的組長。
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正確的斗爭方向和走向勝利的道路。同時，大會還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從而為黨領導中國人民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組織的基礎。
黨的七大之后，黨中央鑒于抗日戰場形勢的急劇變化，同時考慮到國民黨軍隊在湘鄂邊地區對八路軍南下支隊的擠壓、圍剿，認為南下支隊在湘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已不可能，遂于6月下旬命令南下支隊迅速南進，直至湘粵邊，與廣東東江縱隊會合，打開南方局面。遵照這一指示，湘鄂邊區黨委決定：楊宗勝率部繼續以白鶴洞為中心，堅持湘陰敵后游擊戰爭；張仲翰、左齊率第三支隊協同張體學所部繼續鞏固鄂南，發展湘北；王震、王首道則率主力取道敵占區南進。這個行動方針報告黨中央之后，毛澤東立即回電指示南下支隊：“你們決定南進是正確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時間外，不宜停留過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裝，應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種子，助其擴大；主力不宜浪戰，過份消耗精干力量。”
7月7日，南下支隊主力冒著灸熱的夏陽離開鄂南，途經臨湘、岳陽、平江、湘陰等地，于24日夜到達長沙銅官下洞子一線，次日拂曉渡過湘江。27日，在寧鄉新田灣收到毛澤東的電報，指示部隊“唯一任務是爭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時間，在粵北、湘南創立五嶺根據地，并與我軍連成一片，準備于內戰時牽制南方一翼”。于是，南下支隊又火速南進。8月1日到達湘潭鹽埠，與湖南省工委書記周里和工委委員張春林接上了關系，并舉行聯席會議，成立湘中地委，由周里兼任書記，同時將徐國賢、廖明領導的第四支隊300多人留在湘中，協助地方黨組織收編抗日武裝，開展抗日工作。原擬成立由王首道為書記的湖南省委，因部隊迅速轉移而未果。王震還派人前往韶山，將毛澤東的侄子、毛澤覃烈士的兒子毛楚雄接到部隊(毛楚雄隨南下支隊南下北返，1946年在陜西門家溝英勇捐軀)。8月7日，南下支隊主力離開湘潭。
此時，抗日戰爭進入了最后關頭。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14日，150萬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給日本關東軍以毀滅性的打擊。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號召一切抗日力量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中國抗日軍民配合蘇、美盟軍的進攻，對大陸的日本軍隊展開了全面大反攻。
8月14日，日本天皇發表《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天皇詔書向日本全國廣播。21日，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全權代表，在湖南芷江縣的軍用機場，與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定的代表、駐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進行了受降洽談，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此時已沒有了往日的威風，不得不俯首就范。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國簽字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中國人民8年的艱苦抗戰，終以日本侵略者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抗日戰爭的勝利，時局的迅速發展，使南下支隊的行動也隨即發生了變化。當部隊進至衡山的南灣(現屬衡東縣)時，收到黨中央來電：“蘇軍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你們的任務仍是迅速到達湘粵邊與廣東部隊會合，堅決創造根據地，準備應付內戰。”于是，南下支隊加快了南進的步伐，并命令留在湘中的四支隊隨后跟進。8月14日，四支隊離開湘潭，向南追趕主力部隊。省工委領導成員周里、張春林等均隨部隊南下。
南下支隊迅速挺進華南，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不安。蔣介石立即電令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組成聯軍，在湘粵贛邊界地區嚴密布防，妄圖三面包抄夾擊，消滅南下支隊。8月17日夜，南下支隊在桂東縣四都圩，與早兩個小時到達這里的國民黨軍隊發生激戰。雖然攻占了四都圩，但卻暴露了部隊的行蹤，國民黨第四軍、暫編第二軍和第四十四軍迅速合圍上來，南下支隊被逼入海拔1000多米的八面山中。
八面山，縱貫資興、汝城、桂東之間，山高路險，方圓數十里不見人煙。實行合圍的國民黨軍8個團的兵力，占領了山周圍所有的山隘、險要和通道，然后步步緊逼。經過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南下支隊，被包圍在荒山野嶺，處境極其險惡。部隊進山后，攜帶的干糧吃完了，指戰員們餓得走不動路，只得采些菌子和野果充饑。副參謀長蘇鰲忍痛殺掉戰馬，分給每人一小塊馬肉。山區的氣候也是變化無常，白天赤日炎炎，灼熱難當，夜晚又突然風雨交加，冷得人直打哆嗦。戰士們雖然又饑又冷，但士氣高昂。部隊領導連夜下達了突圍命令，第二天拂曉便開始了突圍行動。然而，幾千人的隊伍要從數萬敵軍包圍中沖出去，靠硬拼是不行的。幸虧偵察員在深山中找到了一位老赤衛隊員，由他帶路，部隊避開強敵，翻越天險帽子峰，于8月19日進入汝城南洞邊境，殲滅了國民黨軍隊在板寮的一個排哨，擊退了敵人在田莊的堵擊，21日到達汝城濠頭鄉淇江垅、白袍一帶，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重圍。
南下支隊到達濠頭后，得到當地群眾的熱情支持和幫助，22日進入江西崇義縣境，27日翻過大庾嶺，到達廣東南雄縣百順地區。這時，奉命北上的東江縱隊第五支隊1200余人，經過艱難跋涉，到達了粵北的始興地區。就在兩軍即將會師、完成黨中央交給的戰略任務時，國內時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日本投降，國民黨內戰鋒芒畢露。南下支隊更敏感到腥風血雨正向他們襲來。從南雄到始興一線有余漢謀2個軍張網以待，后面有薛岳兵團緊緊尾追，左翼江西的敵人也在步步逼近，至少有5個軍的兵力對南下支隊形成合圍之勢，情況十分危急。為此，南下支隊決定放棄與東江縱隊會合的計劃，立即北返中原，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擴建鄂豫皖根據地。這一決定報告中央后，立即收到中央軍委的復電，同意南下支隊北上向新四軍五師靠攏。8月29日，南下支隊開始了北返行動，部隊沿湘贛邊界前進，途中又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發生多次戰斗，到9月20日從臨湘的羊樓司出湖南向鄂南挺進。9月底北渡長江，回到鄂豫皖邊區，取得了北返的勝利。湖南省工委成員周里、張春林仍留在湖南開展地下工作。
八路軍南下支隊從1945年3月23日入湘到9月20日出湘北返，在湖南艱苦轉戰了半年時間，戰斗足跡遍及臨湘、岳陽、平江、湘陰、長沙、瀏陽、寧鄉、湘潭、衡山、衡陽、耒陽、安仁、永興、資興、汝城、桂東、酃縣、茶陵、攸縣等19個縣市，對湖南人民革命斗爭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南下支隊先后在平江、岳陽、臨湘、湘陰等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開辟了以白鶴洞為中心的湘陰敵后抗日根據地，與日偽軍展開了數十次英勇戰斗，收復了一些失地，成功策反了左欽彝部等偽軍，從而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侵略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與此同時，還對國民黨頑軍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為全省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次，南下支隊積極宣傳發動群眾，保護群眾利益，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聲譽，擴大了政治影響。南下支隊始終把宣傳發動群眾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每到一處，都向群眾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宗旨，同時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與民爭食，從而贏得了群眾的信賴。第三，南下支隊播下了革命火種，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各地，特別是湘東北、湘中地區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南下支隊先后恢復了平江、湘陰、岳陽、臨湘、瀏陽等縣的黨組織；幫助建立了湘中地委(后撤銷)。南下支隊還留下了劉亞球、谷子元等一批湘籍干部在湖南堅持斗爭。這些為以后全省黨組織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執筆：劉建平 朱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