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與湖南
中共中央南方局與湖南
抗日戰爭中后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在國民黨統治中心重慶設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機關，是貫徹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前方指揮部。它直接領導了包括湖南在內的南方10多個省區黨的工作。面對國統區復雜險惡的政治環境，身處地下斗爭的特殊戰場，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不顧個人安危，不怕流血犧牲，領導國統區各省黨組織，堅定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卓有成效地開展了黨的各項工作，為抗戰勝利和爭取和平民主斗爭建立了不朽功勛。中共中央南方局對湖南黨的工作十分關心，給予了大量指導和幫助，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博古等南方局領導人不僅在重慶經常聽取湖南黨組織負責人的工作匯報，及時對湖南工作作出指示，而且親赴湖南實地指導統一戰線、抗日救亡、游擊戰爭和黨的建設等工作的開展。正是在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的正確領導和具體指導下，湖南黨組織在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初期長達10年時間里，領導全省人民進行了頑強不屈的斗爭，在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工作、群眾救亡工作、宣傳文化工作和抗日武裝斗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創造了一些好經驗。
要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共南方局與湖南黨的歷史，必然涉及抗戰初期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解放戰爭初期的中共中央南京局，它們是密不可分的前后身的關系，而以南方局歷史最長，影響最大。從1937年“七七”抗戰興起，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到抗戰勝利后，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1947年2月國民黨迫令中共代表機關撤離國統區，國共兩黨徹底決裂，前后共10年。在這10年中，國內政治的焦點是國共兩黨的關系。為了處理好兩黨關系，貫徹執行這一時期黨的政治路線，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局，駐在國民黨中樞機關所在地，統一領導國統區黨組織，發展統一戰線，先是1937年12月在武漢設立長江局，繼爾1939年1月在重慶設立南方局，1946年5月南方局東遷南京，更名南京局。這3個作為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治中心設立的公開代表機關，具有許多共同特點：一是都處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的同一時代背景下，承擔著發展統一戰線的同一任務，并且它們的工作前后相銜接；二是三個中央局的主要領導成員和工作班子基本上相同或前后銜接，在這一時期絕大多數時間里，主要負責國統區工作、相與始終的是周恩來和董必武；三是所轄黨組織所在地區大體相同，主要在國統區和當時的大后方；四是主要活動方式基本相同，幾個中央局均依于八路軍辦事處或中共代表團，主要負責人均以中共代表的公開身份活動，而各中央局和所屬黨的組織則是完全秘密的。
依據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和黨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形勢任務，中共中央南方局(含長江局、南京局)與湖南的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1938年10月武漢撤退、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結束、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入湘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湖南黨組織在長江局領導下，大力恢復發展黨的組織，推動了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展，掀起了以長沙為中心、文化宣傳為亮點的全省性抗日救亡群眾運動高潮；從1938年11月日軍侵湘、長沙大火發生到1939年6月平江慘案前為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湖南黨組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特別是在入湘開展統戰活動的周恩來、葉劍英指導下，克服了湖南戰局政局開始變化而出現的復雜局面，繼續發展壯大了黨的組織，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以邵陽為中心的湘中、湘西、湘南等地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深入發展；從1939年6月平江慘案發生到1944年8月長衡戰役結束為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湖南黨組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針對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事件、政治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確定的國統區工作“十六字”方針和南方局從實際出發提出的“三勤”、“三化”政策，將黨組織轉入農村和地下，實現了斗爭策略的根本轉變，為保存和積蓄力量、準備抗日武裝斗爭和發動民眾支援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付出了艱苦努力；從1944年秋湖南大部分地區淪陷后到1947年1月湖南省工委改由上海局領導為第四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湖南黨組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后為南京局)領導下，繼續執行隱蔽精干方針的同時，逐步實現了工作重點的轉移，在淪陷區積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又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著手恢復發展組織，投入到新的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
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標志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以及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從這時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祖國半壁江山相繼淪陷，中華民族處于危急的生死關頭。國難當頭，中華民族表現出了團結奮戰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全國人民的呼吁下，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社會開始形成新的政治格局。雖然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軍事上節節失利，但全國軍民抗敵御侮的勇氣始終不減，抗日救亡的斗爭日趨高漲。
抗戰初期作為抗戰的大后方，湖南黨的工作是在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領導下開展的，但是與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對湖南的領導有著密切的關系。
抗戰爆發不久，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央工作機構，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1937年8月洛川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長江沿岸委員會”，以周恩來、博古(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會后，因周恩來到山西開展統戰工作，重建長江中下游地區黨組織工作，實際上由博古、董必武等負責。12月13日，南京失守，國民黨政府機關大部分遷到武漢，武漢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為了加強對南方各省黨和軍隊的領導，中共中央于12月9日-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武漢建立中共中央長江局，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負責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同時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協商國共合作事宜。周恩來、王明、博古等抵達武漢后，于12月23日召開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第一次聯席會議，因這兩個機構人員大致相同，為工作便利起見，決定將兩個機構合并，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中共中央長江局，由項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駐西安)7人組成，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中共中央長江局自1937年12月成立到1938年10月撤銷、新組南方局，前后共10個月。根據中共中央決策，長江局開展了各項工作，初步打開了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局面，不僅迅速恢復、重建和發展了十年內戰后期被摧殘殆盡的南方各地黨組織，直接領導了新四軍組建和東進對日作戰，出版發行了《新華日報》、《群眾》周刊，而且積極推進國共合作，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國民黨作了政治改良，成立了國民參議會，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領導，組織大批文化人參加政治部三廳工作，掌握了抗戰文化的部分合法領導權，在國統區掀起了規模浩大、盛況空前的救亡運動新高潮。這些都為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進一步開展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與此同時，長江局領導時期受王明右傾錯誤影響在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方面出現過的失誤，同樣也為中共南方局繼續領導國統區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教訓。
湖南是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下的一個重要省份。長江局成立之前，湖南已建立了中共湖南特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抗戰爆發時，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因為十年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閥何鍵的殘酷鎮壓和嚴密統治，除了湘鄂贛、湘贛等邊界革命根據地和湘南地區外，在國民黨統治區有組織的活動很少。當時在長沙及湘中地區，僅有中央特科長沙工作組和中共湘江特委在活動，這成了抗戰初期恢復湖南地方組織的重要基礎。另外還有三部分黨員亦為恢復發展湖南地方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淪陷區轉移到長沙的文化界人士，有不少是共產黨員；二是一些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以及大革命失敗后逃亡外地的黨員干部陸續返回家鄉；三是隨著外地工廠企業、抗日團體內遷湖南，轉來了一批共產黨員。隨著部分基層黨組織的恢復和以共產黨員、進步青年為核心的抗日救亡團體相繼建立，迫切需要建立黨的省級領導機構來實行統一的領導。于是，中共中央適時地充實和加強了湖南地方組織的領導力量。1937年11月，根據國共合作后國民政府同意八路軍在西安、武漢、重慶、長沙、桂林等地設立辦事處的機會，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高級參議、駐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上校主任的身份，回湖南建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徐特立一行11月26日從延安出發，經武漢，于12月9日到達長沙，隨即在長沙公開建立了八路軍駐湘通訊處。與此同時，經董必武交涉從國民黨“武漢反省院”獲釋的任作民，受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中共湖北省臨時工委委派，從漢口來到長沙，開展恢復、整頓黨組織的工作。他在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密切配合下，以中共湘江特委為基礎，與正在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的一些共產黨員取得聯系，很快在長沙、益陽、湘陰、衡山、衡陽、湘桂鐵路、瀏陽、湘潭、常德等地恢復重建了一批黨的基層組織，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委，下轄2個區委、24個支部，有黨員200多人。湖南特委的建立，結束了過去幾年湖南地方組織分散停頓的局面，為長江局領導下的湖南省(工)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193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為加強對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又從延安派高文華、郭光洲、歐陽奔程(歐陽方)、白云華(王鐵錚)等到湖南工作。他們途經武漢時，中共中央長江局已成立。長江局于1938年1月7日專題討論湖南工作，高文華和湖南特委書記任作民參加了會議。會上，聽取了任作民關于湖南特委工作情況的匯報，決定將中共湖南特委改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由高文華任書記。規定省工委的任務是：加緊黨的新政策宣傳，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而謹慎地發展黨的組織，開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1月16日，由高文華、任作民、郭光洲組成的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長沙秘密建立。此時，省工委的工作范圍為全省75縣中的50個縣，主要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國民黨統治區。在原湘鄂贛、湘贛革命根據地及湘南游擊區的各縣黨組織，另有中共湘鄂贛特委、湘贛特委和湘南特委負責管轄，直接隸屬中共長江局領導。為了進一步增強省工委的領導力量，1938年5月，長江局派聶洪鈞來湘參加省工委工作，并調整了部分領導成員，增設軍事部和宣傳教育委員會，書記仍為高文華，組織兼軍事部長聶洪鈞，統戰部長兼長沙市委書記任作民，民訓部長郭光洲，宣傳部長譚丕模，秘書帥孟奇。此時，省工委的工作區域為52個縣。6月，湘南特委由中共東南分委劃歸中共湖南省工委領導，省工委的工作區域擴大到70個縣市。7月上旬，中共長江局決定將湖南省工委改稱中共湖南省委，并增派蔡書彬參加省委工作。至此，中共湖南省級領導機關在全面抗戰爆發一年后得到完全恢復。
在中共長江局領導下，湖南省(工)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一明一暗，緊密配合，為恢復發展全省黨組織，開展統一戰線和群眾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成績。
一是大力恢復發展黨的組織，準備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核心力量
1938年1月省工委成立后，立即制定了3個月(2、3、4月)工作計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省進行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一方面派干部加強對文抗會、婦工委、中蘇文化協會等抗日救亡團體的領導，在這些團體中建立黨的基層組織，發展進步青年入黨；另一方面抽調一批得力干部，以巡視員的名義，前往省內各地，幫助恢復和建立黨的基層組織。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后，中共長江局向所轄黨組織發出了“大量發展黨員，不要搞關門主義”的指示，要求湖南黨的組織發展10倍。根據中共中央決議和長江局的指示，湖南省(工)委進一步加快了發展黨員和黨的組織的步伐，同年7月，省委提出了“猛烈發展黨組織，建立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口號，決定集中力量放手發展黨員，使黨的組織得到了較大發展。至1938年10月，全省建立了17個縣委、10個縣工委、5個特區委及特支或總支，黨員猛增至3000余人，并且建立了幾個跨縣、市的區工委和中心縣委。全省黨組織的恢復發展，為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準備了核心力量。
隨著全省各地中共組織的逐漸恢復，吸收了大批新黨員，其活動也呈現半公開的狀態。在“幾乎完全是和平發展起來”的情況下，“新黨員沒有經過任何大的斗爭鍛煉，加以混進有個別階級異己分子”，于是，“百倍加強黨的教育、嚴密黨的組織、清除異己分子，以鞏固黨的組織”便成為湖南黨“一刻也不能忽視的嚴重任務”。為了保證發展黨員工作的健康進行，根據長江局關于要嚴防叛徒、漢奸、自首分子等混進黨內等有關指示，湖南省委在大量發展黨員的同時，開始注意對新黨員和新提拔的干部的教育訓練工作，省工委設立了由帥孟奇等5人組成的宣傳教育委員會，領導全省黨的教育和訓練工作。長沙、益陽、南縣、澧縣、溆浦等地的黨組織舉辦了黨員訓練班，通過學習和訓練，使干部黨員的政策水平和理論水平有所提高。
二是積極開展統戰工作，推動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展
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從國共兩黨軍事合作開始的，即紅軍游擊隊改編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并在后方公開設立新四軍留守處或通訊處。全面抗戰爆發后，長期在湖南及其邊界地區堅持斗爭的湘鄂贛、湘贛、湘粵贛和湘南紅軍游擊隊，根據黨中央關于積極與國民黨地方當局和駐軍協商，迅速地切實實行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游擊隊黨組織和地方黨組織緊密配合，積極而慎重地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改編部隊，開赴前線抗日。先是中共湘鄂贛省委提出4項合作條件和5項停戰條件，與國民黨軍隊第五十師代表及平江縣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談判，后又與國民黨武漢行營談判， 1937年8月29日談判獲得成功。湘鄂贛省委機關和紅軍游擊隊官兵陸續下山，在平江縣的長壽、嘉義一帶集中整訓。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江西南昌組建后，湘鄂贛紅軍游擊隊奉命組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下轄3個營，共1100余人，于2月初從嘉義出發，開赴抗日前線，并在嘉義設立了新四軍駐平江嘉義留守處(后改為通訊處)。湘贛邊界的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在陳毅勸說下，向分散各地的紅軍游擊隊發出停止同國民黨的敵對行動并下山參加整編的通知，經過集中整訓后，湘贛邊區紅軍游擊隊奉命組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一大隊，共300余人，于1938年2月從江西省蓮花縣龍上村出發，開赴抗日前線，行至浙江開化時，又奉命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一營。在湘南地區堅持斗爭的中共湘南特委，在中共中央派去的王濤幫助下，于1938年2月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達成了關于雙方停止敵對行動、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和在郴州設立新四軍駐湘南通訊處等協議，湘南紅軍游擊隊第一大隊和湘南赤色游擊第三大隊，分別在宜章縣赤石和耒陽縣江頭集中整訓，組編為新四軍暫編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共300余人，于4月從耒陽縣灶市出發，開赴抗日前線，行至安徽太平時，正式編入新四軍軍部特務營。活動于湖南桂東、汝城及江西崇義之間的東邊山和桂東、汝城、資興之間的西邊山的湘粵贛游擊支隊，在同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談判后，集中在桂東沙田整訓，改名為湘粵贛邊區人民抗日義勇軍，編為兩個支隊，共300多人，于1938年1月開赴江西省大余縣池江，與贛粵邊游擊隊集中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二營及第三營一部，部隊離開桂東時，在沙田設立了新四軍駐沙田留守處。湘境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對促成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和支援前線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開創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黃金時期，是八路軍駐湘通訊建立后與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的團結合作。1937年12月在長沙建立的八路軍駐湘通訊處，是國共合作后在湖南最早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機關，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開展國民黨上層人士、國民黨內民主派、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和各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在湖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建立后，根據長江局關于要利用一切機會去擴大統一戰線的指示，積極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廣泛結交團結各界、各階層愛國人士，有力推動了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
全面抗戰爆發后，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湖南因十年內戰而形成的工農階級與地主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局面逐步趨向緩和。然而以反共禍首何鍵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在政治上一意孤行，堅持反共政策，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憤慨，南京國民政府被迫于1937年11月20日下令將何鍵調離湖南，由張治中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在政治上較為開明。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維護國共兩黨團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將軍。他取代何鍵出任省政府主席后，順應時代潮流，對共產黨采取友好態度，提出國民黨“應該和共產黨在工作中競賽，不應該壓制共產黨”。他極力主張改革政治，開放民運，聯共抗日。圍繞抗日問題，他采取了一些開明措施，如對于抗日民眾團體和抗日言論自由，態度寬容開放；對于發動和組織民眾進行抗日救亡，予以鼓勵和支持，頒發了《湖南省政府組訓民眾改進政治加強抗日自衛力量方案》，成立了親自兼任團長的湖南民眾抗日自衛團，以及親自兼任處長的湖南民眾訓練指導處。并要求各市、縣、區、鎮、鄉、村也建立相應的民眾訓練機構，分期訓練當地的民眾。1937年12月20日，湖南省民訓干部訓練班開學，調集了來自全省各地中學以上教職員，大、中(高中)學生3358人入學，受訓半月以后，分赴各地進行訓練民眾的工作。這些民訓干部中，有許多是進步的青年，其中還有一些共產黨員，他們抱著救國的熱情投身民訓，為推動全省抗日救亡運動做了基礎性的工作。張治中還非常重視基層的政權建設，強調鄉、保長要由鄉村知識分子、校長、教員等擔任。為此，他一方面撤換或改選了大部分的鄉、保長，另一方面在全省分區訓練鄉、保長，并于1938年3月開辦了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學校，力圖以經過訓練的學員為干部來源，實現從縣到鄉鎮人事的更換。
根據張治中主湘后的表現，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和湖南省(工)委緊密配合，積極派出黨員多渠道地做他的工作，徐特立多次與張治中商談抗日救亡工作問題，推動他贊成和允許建立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出版《觀察日報》，釋放被國民黨關押的“政治犯”，組織民眾抗日等。1938年10月，湖南省政府成立民眾抗戰統一委員會，負責動員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張治中任主任，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長兼長沙市委書記任作民等被聘為委員，徐特立還擔任了常委。湖南民眾抗戰統一委員會的建立，標志著湖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中共湖南省委及其各級組織深入基層發動民眾，推動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利用張治中主湘期間采取的開明政策，不斷擴大抗日統一戰線，收到了顯著效果，創造了“抗戰與統一戰線在湖南之黃金的發展和上漲時期”。
三是廣泛發動群眾，掀起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高潮
國難當頭，抗日救亡不僅成為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各階層愛國民眾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動力。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運用張治中主湘形成的寬松政治環境，在全省人民中廣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調動各個階級、階層、愛國人士的抗日愛國熱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于是，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全省各界、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紛紛組織起來、行動起來，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以省會長沙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救亡高潮。特別是以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為骨干的文化、教育界開展的文化救亡活動，成為抗戰初期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大亮點。
建立抗日團體是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組織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十分重視并加強了這方面工作。利用張治中所組織的湖南抗日統一動員委員會的形式，或派人參加湖南人民抗敵后援總會，或直接通過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組織、領導和影響愛國進步人士成立救亡團體。于是，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紛紛建立，全省多達數百個。它們以統戰形式積極開展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全省抗日活動的開展。在眾多抗日救亡團體中，以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最為活躍，影響也最大。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會員發展到1000余人，中共湖南地方組織通過這一團體，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發動民眾、組織民眾，以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湖南的形成和抗日救亡運動在湖南的高漲。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則薈萃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分會中的中共支部充分發揮這些文化名人的優勢，不僅創辦出版了《中蘇》半月刊，還編輯發行了《抗戰前途》、《戰時民眾任務》、《戰時農村問題》、《戰時宣傳技術》、《抗戰壁報》等抗戰小叢書，并組織時事研究會，舉辦俄文補習學校，對推動全省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起了重要作用。
報刊是抗日救亡運動的輿論工具和號角。自1938年2月起，黨的各級組織和各階層愛國進步人士所創辦的報紙、期刊，如同雨后春筍般涌現在三湘大地。僅在長沙市就有30多份報刊。影響最大的是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觀察日報》和《抗戰日報》。另外，《新華日報》、《解放》、《群眾》、《抗戰三日刊》等大量救亡報刊和書籍如潮水般涌進三湘大地，將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主張傳播到廣大民眾之中。圖書出版發行業也因此興盛起來。據不完全統計，抗戰爆發后，全省新增書局書店316家，出版圖書700多種，尤其是黨組織領導的戰時書報供應所湖南分所，在宣傳和銷售抗日救亡的進步書刊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湖南各級組織創辦的進步報刊和組織銷售進步書報，對于在全省廣大民眾中深入進行抗日救亡的思想發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創辦抗日學校，培養民眾運動骨干是開展抗日救亡的保證。中共湖南各級組織領導創辦或影響支持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辦了各類戰時學校、訓練班和救亡圖書室。其中由文抗會所辦戰時常識訓練班，前后共舉辦了6期，每期4周，培訓了學員800余人。特別是通過統一戰線創辦的武岡縣塘田戰時講學院、華容東山戰時中學、郴縣抗日骨干培訓班、桂陽戰時中學、國民革命軍第七十軍戰時步兵干部培訓班等影響最大，培訓了一大批人才。
經過深入廣泛的思想動員和輿論準備，湖南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1938年11月長沙大火之前，湖南作為戰略后方，在籌措物資、支援前線，救護傷兵、接濟難民， 動員民眾參軍參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從1938年2月起，湖南各界發動了多次大規模募捐獻金活動，籌集抗戰物資，廣大人民群眾節衣縮食，慷慨解囊，為支援前線作出了重大貢獻。5月17日，湖南工人抗日后援會發動工人征募襯衣10萬件，捐增前方抗日將士和傷病員；7月7日，湖南抗敵總會等抗日團體舉行紀念抗戰一周年大會，會后在全省開展抗戰周年紀念獻金活動，全省共獻金29.7萬余元。9、10月間，全省民眾響應全國征募寒衣委員會號召，共為前線將士征募寒衣60萬套。“八一三”淞滬抗戰之后，湖南源源不斷接受前線撤退下來的傷兵難民，中共湖南省委發動組織各抗日團體組成傷兵難民服務團，開展“服務軍人難胞活動”，為傷兵洗衣、寫信、讀報、教救亡歌曲等。八年抗戰期間，湖南征募兵員達210萬人，僅次于四川，居全國第2。
全省抗日救亡運動的廣泛深入發展，為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和抗戰后期淪陷區抗日游擊武裝斗爭的開展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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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中國抗日戰爭逐漸轉入戰略相持階段。這時，經過16個月的戰爭，日軍已侵占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等地主要中心城市和周圍大片富饒地區，以及鐵路、水路主要交通線，國民黨軍政首腦機關西遷四川重慶，國民政府軍退守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區。從戰役上看，日軍勝利了，但從戰略上看，它并沒有勝利。日軍的全面進攻，沒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量，更沒有動搖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企圖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計劃完全遭到失敗。隨著日軍在中國占領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和長期戰爭的消耗，日本的財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點逐漸暴露，它已無力在中國大陸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使日軍在其占領區內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線和一些大城市，八路軍、新四軍控制著廣大農村，并不斷襲擊敵人，在敵后形成了敵我互相包圍、犬牙交錯的局面，這種狀況的出現，是日本侵略軍原來沒有估計到的。就中國方面來說，經過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損傷過重，節節后退；人民抗日力量雖有發展，但遠遠沒有達到進行戰略反攻的程度。為了準備戰略反攻的條件，中國人民需要經過長期的艱苦斗爭。
隨著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國內階級關系開始發生變化。面對戰爭轉向長期化的形勢，日本侵略者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對其侵華的戰略策略進行了重新調整。在軍事上，基本上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采取以保守占領區為主的方針，逐漸將注意力轉向打擊和消滅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上，對國民政府由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企圖誘使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與此同時，英、美為了應付德、意在歐洲挑起的戰爭，在東方力求在一定條件下犧牲中國以求同日本妥協，使日本不至于和希特勒站在一起來反對英、美。因此，也對國民黨政府進行過勸降活動。在此背景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以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議會議長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于1938年12月公開投敵；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雖然繼續抗日，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一方面聲言要“堅持抗戰到底”，另一方面卻把對付共產黨問題作為重要議題，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這次會議表明，國民黨集團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對外轉向對內，對抗日的態度日趨消極，對人民抗日運動的限制日益加強。其后，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了一系列反共文件，轉發各地“切實執行”。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內，大肆進行反共宣傳，加強“中統”、“軍統”等特務機構的活動。
全國戰局的變化、政局的逆轉，使湖南的戰局和政局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后，日軍沿粵漢鐵路繼續南犯，進逼湘北。11月9日攻陷臨湘，10日占領城陵磯，12日攻占岳陽，國民黨軍隊向南敗退，湖南的北大門洞開。省會長沙頓時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前線戰略要地。10月29日和11月2日，蔣介石兩次在長沙召集部分高級將領商討戰局。根據以“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打擊敵人“以戰養戰”的戰爭思想，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確定了長沙不守時，予以徹底破壞的方針。
抗戰前的長沙，約有人口30萬，抗戰以來，從蘇、皖、武漢等地逃來難民數，從前線撤來傷兵數，總人口達40萬。自1938年10月下旬開始疏散以來，全城即陷入戰前的混亂和緊張狀況。蔣介石及國民黨的一些重要官員從武漢撤來長沙后，稍作停留，又匆匆撤往西南地區。當戰火燒至湘北時，長沙形勢更為緊張。湖南省政府一方面加緊疏散長沙的黨政機關及市民，一方面則在嚴加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焚城計劃的制定及各項準備工作。11月12日上午，張治中先后接到蔣介石兩道要求“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的電報和電話指示后，當即授權省保安處長兼省政府行署參謀長徐權、長沙警備司令酆悌等負責執行。當日下午，長沙主要街道上便置有大桶汽油、煤油，有些墻壁上用石灰寫著“焦”字，或用日文寫著對敵宣傳標語，氣氛緊張。13日凌晨2點，執行放火任務的警備二團某部誤聽電話后，擅自點火。一見火起，各個放火隊爭相縱火。頓時，長沙籠罩在濃煙烈火之中。大火延燒兩晝夜，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化為焦土。五、六萬棟房屋毀于大火，幾占全城房屋的百分之八、九十。經濟損失更是無法統計，曾為全國最大米市之一的長沙，190余家碾米廠和糧棧僅存12家半，倉儲200余萬石糧食有190余石化為灰燼。綢布業損失折合約300多萬元，幾占全行業資產的80%；湘繡業40家的繡品和畫稿，幾乎與鋪屋同毀于火，僅藥王街錦華麗一家就燒掉三大房間的優秀畫稿和版本；文物古籍損失無數，佘太華金號所藏極為珍貴的440顆漢印，竟熔于大火，成為廢金屬。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長沙大火。
長沙大火又稱“文夕大火”，是蔣介石“焦土抗戰”政策的罪惡結果，它不僅使長沙人民蒙受了巨大災難，而且成為湖南政局開始變化的重要標志。
首先，日軍侵占湘北，湖南由后方轉變為正面戰場的前沿陣地。日軍方面，在鄂南、湘北集結重兵，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南犯，深入湖南腹地，但出于政治上誘降和軍事上兵力不足的考慮，在一段時間內，日軍一直陳兵湘北，并未急于南下；而國民黨政府方面，為了鞏固它在西南地區的后方基地，建立以湖南為前沿陣地的西南屏障，重新調整軍事部署，在湖南地區配備重兵，加強防御力量。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蔣介石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根據已經變化的戰場形勢，將全國正面戰場重新劃分為10個戰區，其中以湖南為主要轄區的第九戰區，擁有53個步兵師，占總兵力的四分之一。12月3日，又成立了以白崇禧為主任的軍委會桂林行營，統籌南方抗日軍事行動。于是，湖南成了戰略相持階段敵我雙方時戰時停、反復拉鋸的重要戰區。
其次，親日派勸降活動加劇，湖南出現了不利抗戰的暗流。汪精衛叛變投敵后，日本間諜和親日勢力加緊在湖南進行勸降離間活動。1939年初，以《紅旗報》、《大公報》、《救國日報》、《和平報》、《東方》等名稱出現的日本報刊，被函寄到省內國共兩黨領導人及各抗日團體負責人手中，散布和平空氣，進行投降勸誘。汪派漢奸分子也氣焰囂張，到處散布投降言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對此聽之任之，甚至壓制各地民眾的反汪討逆斗爭，禁止長沙各報紙登載反汪言論；沅陵、衡陽、祁陽、零陵、湘潭等地的黨部明令禁止本地的反汪活動；《民意》等漢奸刊物，竟可以在許多書店公開出售。
第三，頑固反共的薛岳取代張治中主持湘政，團結抗戰的寬松環境受到破壞。長沙大火發生后，張治中奉命革職留任，辦理長沙大火的善后工作。至1938年12月下旬基本結束。國民政府于1939年1月17日下令改組湖南省政府，免去張治中省主席職務，調離湖南，任命薛岳為省主席。同一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任命薛岳為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2月1日，薛岳在長沙舉行就職儀式。他一上臺，即背棄前任張治中比較開明的各項政策，實行獨裁統治，不斷強化反共政策，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打擊抗日民主力量，如調換縣長，撤銷張治中時期干訓班培訓的鄉、保長，代之以他自己系統下的爪牙；取消青年干部訓練班和民眾抗日自衛軍獨立的系統組織，頒發《湖南省防制奸黨實施辦法》，大力發展三青團和中統、軍統兩個特務組織，使之成為國民黨打擊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和壓迫湖南人民的有力工具。這一系列倒行逆施，使湖南的政治局勢迅速向著專制和反共的方面逆轉。
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平江慘案發生前的這段時間，是抗日戰爭由防御階段向相持階段轉變的過渡時期。由于戰局和政局的變化，湖南抗日斗爭呈現出特殊復雜的局面：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同時在發展，國共兩黨間的合作與斗爭交織在一起。在此新形勢下，中共湖南各級組織及時得到了剛組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力領導，特別是得到了從武漢撤退來湘開展統戰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的直接指導。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和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出席了會議。會上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正確路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重申了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會議期間，中共中央考慮到原來建立的一些黨的領導機構已失去作用，或不能適應戰局變化的需要，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中原局和東南局。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等組成，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鑒于武漢形勢緊急，國民黨政府機關大部分遷往重慶，9月25日，中共中央急電在武漢的凱豐、董必武、葉劍英，對黨在武漢的行動方針作出明確指示：關于組織方面，“即依長江局原定之中原局、東南局、南方局、重慶黨報委員會及中央代表團五個方向布置”；關于機構設置，“南方局暫與中共代表團及辦事處一起，準備入湘”；10月1日，周恩來奉中央指示從延安返回武漢，主持長江局后期工作。他根據中共中央的方針指示，在武漢淪陷之前的20多天里，著力糾正長江局前段工作中的失誤，抓緊各項工作部署，組織干部撤退。10月25日，漢口淪陷前數小時，他和葉劍英率領長江局最后一批工作人員撤離武漢，10月27日抵達長沙，在湖南活動一段時間后，經廣西桂林，于12月中旬到達重慶。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組成名單，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均參加南方局工作。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由周恩來、博古(原長江局組織部長)、凱豐(原長江局宣傳部長)、吳克堅(《新華日報》總編輯)、葉劍英(原長江局委員)、董必武(原長江局委員)等6人組成常委，南方局機關設重慶，桂林設辦事處。湖南省委和湘鄂贛特委均由南方局領導。
中共南方局成立后，大力加強了對湖南黨組織的領導，特別是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由武漢撤退到湖南，前后在湘活動半年時間，實地指導了湖南的抗日救亡斗爭，給湖南黨的各項工作以巨大推動。
第一，傳達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研究部署了湖南黨的工作任務。還在武漢淪陷前的1938年10月中旬，葉劍英就從武漢來過長沙，向湖南省委通報了正在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同湖南省委、湘鄂贛特委負責人一起分析了當前的抗戰形勢和湘鄂贛邊區的政治環境，指示湘鄂贛特委要加強邊區抗日游擊戰爭。11月上旬，從武漢撤退到長沙的周恩來、葉劍英，參加了中共湖南省委和長沙市委負責人在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召開的會議，著重研究了撤離長沙及下一步工作計劃。周恩來在會上講了話，根據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的新形勢，明確指出：要堅持黨的獨立自主方針；要到農村去，把重點放在發動群眾、抓武裝斗爭上。周恩來的講話，為中共湖南地方組織進入相持階段后的工作指明了基本方向。鑒于武漢、廣州失守后長沙日趨緊張的局勢，會議還研究討論了省委機關及進步抗日團體撤離轉移問題，周恩來就此發表了重要意見：沅陵和湘南的工作都要加強，但省委以設在邵陽為好，這樣既便于支援湘北前線，又能統一領導湘南、湘西的工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1月9日，省委機關、《觀察日報》社、文抗會、戰時工作服務團部分人員遷往邵陽；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在長沙大火后先撤沅陵，12月由沅陵遷到邵陽。從此，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克服長沙大火后嚴重局勢造成的困難，根據黨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精神，在邵陽繼續領導全省黨組織進行抗日救亡斗爭。1939年2月初，湖南省委在邵陽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南方局派組織部長博古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傳達了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強調“應廣泛地開展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工作既要軟，又要硬。軟呢，不能軟到喪失立場，硬呢，不能硬得破壞統一戰線”。同時還強調了在新局面下，更要嚴格把握干部標準，“沒有德，不能當干部，沒有才，也不能當干部”。正是在博古指導下，會議總結檢查了省委前段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部署了新形勢下湖南黨組織的工作任務，決定繼續深入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壯大黨的隊伍，鞏固地發展黨的組織；繼續舉辦黨訓班，加強黨員紀律教育與保密教育；組織黨員學習軍事，掌握游擊戰爭知識，準備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派黨員軍事干部到地方抗日武裝隊伍中工作，使其成為抗日同盟軍。此后，湖南黨組織按照這次會議精神，努力開展各項工作。1939年4月底，周恩來從江西返回重慶途經衡陽時，得知國民黨湖南省主席薛岳正加緊策劃反共陰謀，4月18日《觀察日報》被查封，4月20日塘田戰時講學院又被強行解散，湖南形勢將發生不利團結抗戰的情況時，立即召集省委負責人高文華、徐特立、任作民等開會，批評了省委前段在組織方面的錯誤，如作出決議，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等，作出了“轉變黨的組織形式與群眾工作方式”的重要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頓、鞏固黨的組織，向全體黨員進行秘密工作教育；在組織發展上，要堅持“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這些指示，為湖南省委做好應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陰謀準備指明了方向。周恩來、葉劍英在湘期間，還直接領導從武漢撤退來湘的原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部分人員，于1938年11月在衡陽建立八路軍辦事處，1939年初改為交通站。至1939年7月撤銷之前，廣泛開展統戰工作，幫助國民黨籌備了南岳游擊干部培訓班，同時舉辦了共產黨員培訓班，積極培訓地方黨員干部。
第二，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思想，推動促進了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1938年10月27日周恩來、葉劍英到長沙后，針對戰爭失利帶來的人心不穩的社會局面，積極開展了持久抗戰的宣傳活動。他們多次發表演講，鼓舞各界民眾團結御侮的勇氣和信心。10月29日，葉劍英在長沙向《觀察日報》記者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三廳的工作人員講目前抗戰的新形勢，強調對形勢要全面去看，才不會因武漢、廣州失守感到失望和動搖。11月6日，周恩來在湖南各抗日救亡團體召開的歡迎大會上，作了《抗戰第二階段我們的任務》的講演，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思想，號召所有的優秀青年勇敢地到基層去，到敵后去。11月7日晚，周恩來又在省電臺對全省人民發表了激動人心的廣播講話，在更大的范圍進行宣傳發動。周恩來、葉劍英的這些演講宣傳，幫助湖南人民增強了抗戰的信心和勇氣。在南岳期間，周恩來、葉劍英廣泛接觸各界愛國人士，引導和支持他們采取各自的方式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9年4月，南岳福嚴寺的巨贊法師、祝圣寺的暮笳法師等組織了“佛教僧青年救國團”，周恩來予以積極支持，欣然為暮笳法師題詞：“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給宗教界人士以極大鼓舞。5月7日，在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的成立大會上，葉劍英應邀作了題為《普渡眾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的講演，號召廣大愛國僧侶在國家民族危難之時，走出禪房參加抗日救亡，投身到抗日救亡烽火的實際斗爭中去。之后，由南岳僧人組成的青年服務團和流動工作團，在湘潭、衡山、衡陽等地救護被日機炸傷的難民，創辦《獅子吼》期刊，積極進行抗日宣傳。為了喚起民眾、發動民眾支持長期抗戰，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直接領導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起來的文藝大軍，在湖南廣泛開展了抗日救亡文藝宣傳活動，有力推動了湖南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發展。其中以抗敵演劇隊在湘活動最有影響。抗敵演劇隊是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時，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于1938年8月在武漢成立的，它是中國共產黨起領導作用的抗日文藝團體。成立后不久，因武漢局勢緊張，其中的二、八隊便來到湖南，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和戰地演出。抗敵演劇二、八隊在長沙、衡陽等地公演了一大批救亡劇目，引起很大轟動。長沙大火之后，湘北成為正面戰場的前線，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在這里列兵布陣，拉鋸交戰。周恩來決定將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繼續留在這一地區，進行抗日宣傳。離湘赴重慶之前，他特意召集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和湘劇抗敵宣傳隊一隊的隊員講話，諄諄告誡文藝工作者：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后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復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抗敵演劇二、八隊堅持文藝為抗戰服務的方針，在湖南繼續進行宣傳演出。他們直接從火熱的抗日救亡斗爭中，汲取源泉，創作劇目，先后在衡山、衡陽、南岳、湘潭、長沙等許多地方演出，并多次赴湘北前線和江西前線為抗日軍民巡回演出。他們的演出激發了軍民的抗日熱情，許多劇目如《軍民合作》、《三江好》、《壯丁》、《英勇不屈》等，感人至深，受到廣大軍民熱烈歡迎。
第三，維護發展國共兩黨軍事合作，參與舉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抗戰期間，國共雙方都很重視相互的軍事關系。南方局根據中央精神，聯絡溝通，積極維護抗戰初期已經形成的這種合作，支持和推動國民黨對敵作戰。武漢淪陷后，湖南成為抗戰力量集中地之一，國民黨的許多領導人、高級將領均撤退到湖南，還有大批精銳部隊云集長沙、衡陽一線，南岳衡山更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險要山勢，被國民黨選定為臨時大本營，蔣介石曾長時間駐節于此。周恩來、葉劍英到湖南后，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聯絡友黨友軍上層人士和各界名流，開展上層統戰工作。他們多次赴南岳面見蔣介石，磋商國共合作事宜，特別是利用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會在長沙、南岳召開的幾次軍事會議，宣傳抗日持久戰和游擊戰思想，就國共合作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之事進行協商。11月6、8、14日，周恩來3次赴南岳面見蔣介石，商談今后抗戰軍事問題。11月25日至28日，蔣介石在南岳主持召開軍事會議，“檢討前一個時期和展望第二期抗戰形勢”。國民黨三、四、七、九戰區和軍委會機關高級將領250人到會，周恩來、葉劍英出席會議，在會上重申了中共的持久戰游擊戰方針和合作抗日的政策主張。正是在這次會上，國民黨當局接受了中共建議，決定舉辦以訓練軍官能帶兵深入敵后作戰為主旨的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中共中央隨即確定，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率一批中共教官及八路軍駐衡陽辦事處部分工作人員共30余人，參加游擊干部訓練班工作，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稱工作組，葉劍英任團長。中共參加游干班的教官除葉劍英外，還有李濤、邊章伍、薛子正、吳奚如、李崇等人，他們都是南方局軍事組成員。南岳游干班先屬國民黨政府軍委會軍訓部，后直屬軍委會，由蔣介石親自任班主任，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部長陳誠任副主任，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游干班第一期于1939年2月15日開學，有學員1039名，編為8個隊，其中第7隊大部分是中共衡山縣委領導的原衡山青年戰時工作隊成員。游干班以游擊戰術、游擊政工為主要課程，結合講授和訓練軍事基本知識以及特種技術。葉劍英等中共教官承擔了“游擊概論”、“游擊政工”、“游擊戰略戰術”等課程，他們利用課堂，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思想，為辦好游干班付出了巨大心血。葉劍英組織中共教官制定了工作的“六大注意”，讓工作人員張貼在八路軍教育研究室的墻壁上，作為工作準則，將共產黨八路軍的優良作風體現在工作、教學和生活上，向國民黨教官和學員展示出嶄新的風貌。周恩來對南岳游干班也十分關心。1939年4月，他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游干班視察，并擔任該班國際問題講師，作了《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的演講，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在學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5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學員舉行畢業典禮。這時，湯恩伯調回部隊，由李默庵接任教育長；葉劍英回南方局，由李濤接任中共代表團團長。6月20日至9月20日，舉辦了第二期。隨著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來，游干班情況越來越差。辦至第三期時，因日機轟炸，先后遷零陵、祁陽。第三期后，中共人員完全撤回南方局。在湖南境內舉辦的游擊干部訓練班，在維護國共合作、促進抗戰大業、推動國民黨部分軍官進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四，組織指揮長沙大火的善后救災，對國民黨政府不顧民眾利益的片面抗戰路線進行了揭露斗爭。長沙大火發生時，周恩來和葉劍英正在長沙，當大火燒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駐地時，他們率領工作人員沖出火海，撤往湘潭。在湘潭召開緊急會議，研究突發事變和應急對策。隨后趕赴南岳，就大火的責任和善后問題，與國民黨當局及蔣介石進行交涉，提出善后解決辦法。周恩來和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負責人郭沫若商量，調集抗敵演劇隊一、二、八、九隊和湘劇抗敵宣傳隊一隊共120多人，組成善后突擊工作隊，最先趕到長沙組織救災。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組成長沙市火災臨時救濟委員會，進行救災工作，決定發放50萬元救濟費。周恩來、葉劍英組織突擊工作隊發放賑款，并親臨現場指揮，使50萬元救濟款順利地發放到數萬災民手中。與此同時，周恩來親自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嚴厲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說明要穩定后方，支援前線，繼續合作，堅持抗戰的道理，得到了各方面的擁護，對穩定大火后長沙軍民的抗戰情緒起了積極作用。中共南方局主辦的《新華日報》也于11月21日發表了《論堅壁清野》的社論，對國民黨所謂“焦土抗戰”是“戰略需要，是堅壁清野”的論調進行了有力批駁。
正是在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正確領導下，在長沙大火至平江慘案發生前的這段時間里，湖南黨組織堅決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努力克服因長沙大火和薛岳反共帶來的各種不利因素，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努力鞏固并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在黨的建設、群眾工作和武裝斗爭準備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獲得了新的發展。
發展黨的組織方面，堅持在鞏固中發展，全面培訓黨員。一方面，鑒于戰爭已經進入省內部分地區的情況，為了使黨在整個湖南進入戰場的時候，能領導群眾進行抗敵自衛的斗爭，以及在戰爭狀態下，加強省委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省委根據地勢、組織基礎、便利指導等幾項原則，新建立了湘(潭)寧(鄉)、常(德)益(陽)、邵陽、衡陽、南縣5個中心縣委，湘西工委和湘南特委仍歸省委領導。另一方面，鑒于全省黨的組織大多數是在和平的環境中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各級領導機關對秘密工作不夠重視，對可能發生的白色恐怖警惕性不夠，大批新黨員不僅缺乏秘密工作的體驗，而且一些人還容易沖動、好出風頭，從而造成了全省黨的組織基本處于半公開的狀態，而且隨著薛岳推行反共政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嚴重事件相繼發生，于是在1939年4月上旬召開的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上，確定了“大力發展黨組織的同時，注意鞏固提高”的工作方針。根據周恩來4月底所作的“轉變黨的組織形式與群眾工作方式”的指示精神，省委一般地停止了組織發展，著重進行黨內思想教育。從1939年2月起，省委先后舉辦了6期縣區干部訓練班，訓練黨員干部200多人，主要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和進行革命氣節與形勢教育；同時，派省委干部到各中心縣委加強領導，各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不再兼任群眾團體的職務。通過采取上述措施，使全省黨的組織形式開始實行轉變。此時，省委領導1個特委、1個地區工委、5個中心縣委、37個縣委或縣工委、14個以縣為單位的特支，約有黨員5000余人，湖南黨組織在抗戰初期大發展的基礎上又獲得新的發展。
領導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方面，深入基層進行發動，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因長沙大火，大批進步文化人轉移，一時失去了長沙這個抗戰初期的抗日救亡中心，加上薛岳主湘后對群眾運動多方壓制打擊，使得這一時期黨領導的群眾工作遇到不少困難。但湖南省委根據南方局有關指示和省委第一、二次擴大會議確定的群眾工作方針，逐步扭轉過去大轟大擂的方式，深入基層，利用合法的民眾運動，進行抗日救亡斗爭。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新組建了一些進步抗日團體，創辦了一批新的救亡報刊，出版發行了大量進步書刊，以邵陽為中心，形成了遍及湘中、湘西、湘南的抗日救亡運動新局面。1938年11月由共產黨員王禮中、毛特夫等組織的以進步的中、小學教師和青年學生為主的湘鄉抗敵后援會戰時工作團，深入農村開展抗日宣傳和救亡活動。同年12月由省委直接領導建立的長沙育英兒童抗敵工作團，從1939年1月起，奔赴湘潭、湘鄉、邵陽、衡陽、衡山等地巡回宣傳，深受各界愛國人士和民眾歡迎。1939年1月成立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宣傳站邵陽分站和文化服務處，實際上成為省委主持的宣傳機構，并在株洲、衡陽等地成立文化服務分處，在湘中各縣設立60多所宣傳基站。這些由共產黨員掌握的宣傳基站在全省各地分發抗日宣傳品，組織壁報工作團、話劇團、歌詠隊，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此外，還向延安輸送了大批革命青年。
鞏固統一戰線方面，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陰謀和國內投降派的分裂活動，省內各級中共組織和一些抗日救亡團體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斗爭。1938年12月汪精衛出逃后，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提出要堅決打擊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的指示，省委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于1939年1月8日在邵陽組織14個群眾團體，召開聲討汪精衛叛國投敵與肅清漢奸的群眾大會。同時，《觀察日報》、《抗戰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揭露漢奸投降反共的陰謀活動。全省各地黨組織和抗日救亡團體也組織群眾聲討汪精衛的叛國罪行，并對當地出現的投敵賣國現象予以迎頭痛擊。在堅決打擊公開投敵賣國的汪精衛漢奸集團同時，中共湖南各級黨組織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分裂、反共行為，也從團結抗戰的大局出發，一方面繼續爭取與薛岳集團維持合作抗日，一方面進行了有節制的揭露和反擊，力爭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9年4月，當國民黨邵陽縣黨部決定查封《觀察日報》時，報社黨組織先是派人前往省黨部、省政府、第九戰區政治部等國民黨機關進行說理斗爭，并通過周恩來轉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請求登記，在一切努力失敗、報社被查封后，黨組織又組織力量發出停刊特刊，對國民黨當局進行聲討。
準備抗日武裝斗爭方面，開始轉變認識，積極培訓游擊骨干。由于抗戰初期湖南尚處后方，全省各級黨組織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組織領導群眾抗日救亡上，而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準備不足。但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湖南省委根據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的多次指示，逐步重視并加強了軍事武裝工作。在1939年4月召開的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上，強調要全副精力進行緊急戰爭動員，把武裝工作提到第一位。在此前后，湖南省委和各地黨組織開始組織黨員學習軍事，掌握游擊戰爭知識，同時通過國共合作舉辦的南岳游干班、塘田戰時講學院、國民黨第七十軍戰時步兵干訓班、桂陽戰時中學以及各地開辦的民訓班等，培養了一大批抗日游擊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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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9年6月12日，在薛岳一手操縱下，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血洗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原名新四軍駐平江嘉義留守處，是1938年2月設立的，對內實際上又是中共湘鄂贛特委機關，特委負責人均以公開身份參加留守處工作。與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一樣，新四軍駐平江留守處把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緊動員與組織群眾參軍參戰作為中心工作來做，為團結抗日作出了重大貢獻，受到平江民眾贊譽。但是也因此成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心腹之患。1939年1月，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率二十軍駐防平江，隨即開始緊鑼密鼓地策劃取締留守處的陰謀活動：派人突然襲擊了中共平江縣委開辦的“大眾書店”，非法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進步書刊；由二十七集團軍發起，召集湘鄂贛邊區各軍、師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組織“地區防范異黨委員會”，在各區、鄉普遍建立特務班、巡邏隊，增加特務經費，積極發展國民黨組織，公開宣稱要借漢奸名義處置共黨分子；4月15日，頒布了《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戰區服務團隊管理辦法》，公然規定：凡非本戰區所屬部隊一律不得擅自設立后方機關，否則，一經查獲或舉發，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動。楊森還授意以國民黨平江縣黨部、縣政府、縣三青團的名義，聯名呈文要求取締新四軍駐平江嘉義留守處，并指使嘉義鄉隊副楊楚新秘密繪制了留守處周圍地形圖和軍事進攻路線圖。對于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留守處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為顧全大局、團結抗日起見，經請示新四軍軍部同意，留守處決定改為通訊處，并搬遷縣城辦公。可就在通訊處派人進城察看房子準備搬遷時，國民黨頑固派迫不及待地對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下了毒手。1939年6月12日下午，楊森根據由薛岳轉來的蔣介石密令，以搜捕逃兵為名，派兵包圍了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相繼殺害了通訊處主任、新四軍上校參議、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涂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中共湘鄂贛特委書記羅梓銘，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少校秘書、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以及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秘書主任吳淵、軍需員吳賀泉、干事趙綠吟等6人。
平江慘案標志著薛岳為首的國民黨湖南當局全面公開反共的開始。1939年6月以前的幾個月里，接替張治中主政湖南的薛岳，雖然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湖南堅決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反共方針，采取了許多倒行逆施的政策，但畢竟剛到湖南，由于抗戰初期湖南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比較深入、普遍，而以中共各級組織為核心的進步力量比較強大，加之張治中時期實行的一些開明政策的影響，使他不敢貿然發動全面公開的反共，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反共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上。在宣傳教育方面，先是以“未予登記”為借口，查封了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觀察日報》，接著又以“未經主辦機關立案，擅自招生講學，所授課程多系不利于抗戰之反動思想”等莫須有罪名，勒令解散了中共湖南省委領導的塘田戰時講學院。在大肆排斥打擊各種抗日救亡宣傳教育陣地的同時，加緊向青年灌輸蔣介石的那套思想，公開宣稱要學生“信仰三民主義，服從最高領袖”。在組織方面，大力強化特務組織，使得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兩大系統“中統局”和“軍統局”獲得了大發展，各地各部門各機關普遍設立機構，發展了大量成員，在全省形成了星羅棋布的特務網，開展了無孔不入的特務活動。正是在進行了全面反共的思想、組織準備后，薛岳開始著手進行反共的大動作，于是便有了武裝襲擊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的“平江慘案”。
從平江慘案到1944年長衡戰役結束，湖南抗戰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方面，由于薛岳堅持反動立場，大搞白色恐怖，使湖南的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平江慘案之后，以薛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繼續肆無忌憚地反共，在全省各地制造了一系列逮捕共產黨員和抗日進步分子、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惡劣事件。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薛岳在三、四個月的時間里，先后破壞了中共湘南特委、資(興)汝(城)桂(東)中心縣委、南縣中心縣委、攸(縣)醴(陵)萍(鄉)中心縣委、岳陽中心縣委、湘西工委以及20余縣的基層組織，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數千名，搗毀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迫使新四軍駐桂東沙田留守處撤銷，通令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停止辦公。特別是薛岳兼任國民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后，進一步加強黨務系統的反共活動，會同省政府、軍管區、三青團等舉行特種會報，先后印發多種“奸黨分子脫黨宣言”，并指使各級黨部嚴厲取締“異黨宣傳品”。1940年下半年間，國民黨頑固派先后制造了“上富慘案”和“湘潭慘案”，逮捕在國民黨第七十軍“云干班”工作的7名共產黨員，將其中6人殺害于江西上富鎮。10月上、中旬，在湘潭殺害彭榮華、彭金華等8名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制造了繼平江慘案后又一起震驚全省的反共慘案。12月，國民黨會同縣當局活埋了26歲的女共產黨員賀瓊。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國民黨頑固派反共行動更加瘋狂。在全省各地普遍開展了清查異黨活動，數月間，在湘潭、衡陽、邵陽、常德、益陽等地逮捕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及其家屬3000余人，破壞了邵陽、益陽、湘陰、溆浦、沅陵、郴縣、沅江、鳳凰、桃源、藍田、新化、郴縣、耒陽等地的中共組織，僅被殺害的縣委主要負責人就有10余人。在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許多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化人士被迫離湘，各種救亡團體或被迫解散，或成為官方御用工具；一些進步報刊不得不停刊，各地進步書店也多被封閉，抗戰初期形成的湖南抗日救亡高漲局面遭到嚴重破壞。中共湖南省委機關不得不頻繁搬遷，自1938年年底遷邵陽后，1939年12月遷衡陽，1940年2月遷湘潭，同年12月底再移至湘鄉縣的永豐鎮。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則從1938年11月開始，輾轉沅陵、邵陽、衡陽、湘潭、長沙等地，到1940年2月，通訊處工作人員撤往廣西桂林；8月，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撤離湖南；9月，通訊處主任王凌波被國民黨湖南省政府強押出境。這一系列情況表明，湖南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出現了嚴重危機，湖南黨組織處境日益困難。
另一方面，由于湖南一直處在正面戰場的前沿陣地，作為中國軍隊正面抗擊日軍的一個主要戰場，戰事十分緊張。從1939年9月至1944年春夏的數年間，中日兩國軍隊打打停停，反復拉據，先后進行了3次大規模的“長沙會戰”和常德戰役、長衡戰役，三湘大地硝煙彌漫，人民飽受戰火之苦。1939年9月中旬，為配合歐戰爆發，駐湖北咸寧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率10萬之眾，從贛北、鄂南、湘北三路南侵，以求“一個星期內占領長沙”，消滅中國軍隊主力。而中國軍隊先后出動37個師，約30萬兵力迎敵。經過50天的激烈戰斗，日軍的進攻被挫敗，不得不退回到戰役發起前的陣地。1941年9月到10月，日軍第十一軍趁日美談判陷于僵局和蘇德戰爭爆發之機，再次調集10萬余眾兵力和大批飛機、艦船，發動了二犯長沙的戰爭，企圖以更大的軍事壓力迫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投降。國民黨第九戰區出動了14個軍、40個師，共30萬人與來犯之敵交戰。中國守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日軍還是一度占領長沙。后在中國軍隊的反擊下，日軍最后不得不退回湘北。1941年12月初，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背景下，駐武漢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南下援助香港英軍，由第十一軍司令阿南率10萬兵力，分兩路第三次進犯長沙。第九戰區的中國軍隊集結14個軍、約40個師、30余萬兵力迎戰。中國守軍先是在長沙以北的地區節節抵抗，爾后又在長沙城內與日軍肉搏廝殺。血戰數日，在中國軍隊的包圍打擊下，侵入長沙城的日軍被迫突圍后撤。這次長沙會戰歷時一個多月，最終以日軍的慘敗而結束。1943年秋，日軍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戰場上的被動局面，開始在中國實行以策應太平洋戰爭為主要目的作戰方針。在湖南地區，日軍于1943年10月底發動了以破壞中、美、英聯軍反攻緬甸作戰計劃為主要目的的常德戰役，即“よ”號作戰。日軍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指揮10萬兵力，從華容、石首、彌陀市、荊州、監利等地出動，向以常德為中心的洞庭湖西部地區大舉進犯。中國軍隊以第六、第九戰區的16個軍、約26萬兵力迎戰。開始日軍攻勢十分猛烈，在連陷石門、慈利、桃源、南縣、安鄉、澧縣、臨澧等地之后，于11月21日將湘西北重鎮常德完全包圍。駐守常德的第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官兵，在常德市民眾的支持下，進行了英勇的保衛戰。雙方鏖戰十余日，在守城部隊大部傷亡的情況下，常德于12月3日一度陷落，但由于中國軍隊在常德外圍對日軍形成了反包圍，最后迫使日軍退出常德。至12月24日，中國守軍收復長江以南的失地，又一次粉碎了日軍的南犯企圖。1944年春夏，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夕，日軍為了打通中國東北到越南河內的大陸交通線，摧毀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空軍基地，發動了豫湘桂戰役。5月27日，日軍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指揮7個師團10余萬兵力，分“三路兩線”大舉侵湘。國民黨第九戰區16個軍、48個師共30萬人，以長沙為重心布陣迎戰，由此開始了長衡戰役。在日軍猛烈攻擊下，國民黨一敗再敗，6月17日長沙失陷，接著日軍占領了株洲、湘潭。6月20日，日軍進抵衡陽，28日完成了對衡陽的四面包圍。在日軍兵臨城下之際，奉命“死守衡陽”的國民黨第十軍，依托城市構筑了堅固的防御體系。戰斗從6月20日打響，日軍先后出動了4個半師團的兵力，在飛機、大炮等強大火力的掩護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守軍的陣地攻擊。守城的愛國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頑強的精神，在留城百姓的支援下，與來犯的敵人進行了殊死搏斗。在外援不力、內力不足的情況下，第十軍官兵堅持苦戰47個晝夜，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8月7日，在日軍攻陷城內大部陣地，而增援的部隊受阻不前的情況下，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等于8日拂曉率余部投降，衡陽陷落。之后，日軍繼續向零陵、邵陽等地區進犯。全省大部分地區淪入日軍鐵蹄之下。
湖南抗戰形勢的這種重大變化，反映了國統區整個形勢的變化。在1939年至1943年間，由于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強化反共政策，使得黨在國統區斗爭的處境十分艱難：一方面要抗擊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又要對付國民黨不斷制造的種種刁難和磨擦事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堅定的信念和正確的策略，率領國統區廣大黨員干部，始終堅守陣地，與國民黨既合作又斗爭，在斗爭中求團結，在合作中進行斗爭，努力維系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到底。
面對湖南不斷惡化的政治形勢和作為正面戰場緊張的戰事，出于維護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和保存黨的骨干力量的考慮，一直高度關注和重視湖南革命斗爭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堅決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國統區尤其是湖南工作的有關重要指示和部署，精心地指導了中共湖南地方黨組織進行斗爭策略的轉變和地下斗爭的開展。
首先，就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平江慘案，依據中共中央制定的“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三大政治方針和“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斗爭策略，領導湖南黨組織采取了有理、有利、有據的斗爭，即徹底揭露、明辨是非、爭取多數、孤立少數、適可而止、主動團結的斗爭原則，力爭政治上的主動。
平江慘案發生后，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一系列交涉與抗議。1939年7月1日至28日，周恩來、葉劍英分別致電陳誠、何應欽、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參謀長白崇禧、軍委會軍令部長徐永昌等，提出嚴正抗議，要求迅速予以徹查。7月31日，周恩來答《新中華報》記者問，再次表示抗議，要求撫恤死者，懲辦兇手，保證以后再不發生此類事件。另一方面，抓住平江慘案這個題目開展政治斗爭，介紹真實情況，爭取中間勢力和公眾的了解和同情。8月1日，延安各界人民舉行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發表演講，指出國民黨反動派的行經，是“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為了堅持抗戰，“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大會還通電國民黨中央政府，強烈要求嚴查主使，懲辦兇犯，明令取締《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保證不再有此類慘案發生。8月13日，南方局在重慶組織了盛大的追悼會，到會的有各中間黨派、社會團體代表和新聞界人士1000余人。與此同時，《新華日報》發表了由葉劍英組織南方局軍事組撰寫的《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啟事》和《追悼遇害烈士專刊》，尖銳激烈地譴責反共投降派的陰謀。南方局領導下的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均舉行了追悼大會。徐特立、王凌波以“第十八集團軍駐湘通訊處同人”名義著文《悼涂正坤、羅梓銘等死難同志》，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行徑進行了義正辭嚴的聲討。通過這一系列活動和斗爭，雖然并沒能夠阻止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但畢竟在全國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嚴正立場，使人民充分認清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真實面目，在政治上贏得了主動。
其次，針對湖南黨組織內部存在組織形式、工作方式不適應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活動加劇形勢的問題，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國統區工作“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研究制定了加強黨的秘密工作、整頓鞏固組織的一系列措施，迅速指導湖南黨組織實現了斗爭策略的轉變。
面對反共逆流，從1939年5、6月起，中共中央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就國統區工作發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國統區的中共各級組織，轉變斗爭策略，改變工作方法，整頓鞏固組織。到1940年 4月22日，在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完整提出了黨在國統區實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十二字方針和“短小精干”的原則。5月4日，在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進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確地把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工作方針概括為“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從此，這一方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斗爭中的正確方針。
平江慘案前后發生的一系列反共事件，反映出湖南各級黨組織內部存在著種種不適應新形勢問題：一是組織形式方面，黨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公開機關與秘密組織嚴重混淆，如新四軍駐平江留守處與湘鄂贛特委、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與湘南特委、新四軍駐桂東沙田留守處與資汝桂中心縣委等都是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公開的群眾工作和秘密的黨員活動，都是同一些人，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活動缺乏警惕性，致使許多領導同志暴露了身份；二是在黨員干部隊伍方面，抗戰初期大規模發展黨員，存在一定程度的重數量輕質量現象，使得一些基層干部和黨員素質不高，加上缺乏黨性、黨紀教育，遇到白色恐怖，便驚慌失措，或退黨、或自首、或變節，給黨的組織造成損失；三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習慣于組織領導轟轟烈烈的公開的群眾救亡斗爭，忽視扎扎實實的秘密工作，特別是對抗日武裝斗爭的認識準備不足，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不夠。
針對湖南黨組織存在的這些問題，按照黨中央制定的“十六字”工作方針，自平江慘案發生起，南方局對國統區地下黨工作進行了周密的布置。1939年6月中旬，南方局專門召開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指出，在力爭局勢好轉的同時應準備應付突然事變，特別強調黨的工作方式和斗爭方式須作必要的改變。6月29日，南方局發出《關于組織問題的緊急通知》，指示各地黨組織必須立即轉變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下決心調離已暴露的干部，并作出了黨組織應從半公開轉到基本上是地下黨等10條規定。這個《緊急通知》，為湖南黨組織全面轉入地下狀態作了初步的準備。從1939年7月至1942年年底，隨著時局的發展變化，南方局領導中共湖南省委有計劃有步驟地將省委機關和各地組織轉入地下。
1939年7月下旬，南方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要求各地黨組織建立完全的秘密機關，并實行與此相適應的工作方法。根據這一精神，湖南省委決定將已暴露的黨員干部分批撤往延安或新四軍；對尚未暴露的黨員干部進行調整，以社會職業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疏散黨所領導的戰時書報供應所及各地宣傳基站，各中心縣委也遷入農村，黨的工作由半公開狀態轉入秘密狀態。統戰工作的重點也由上層轉向縣、區、鄉鎮的地方實力派，學校工作由校外宣傳轉為校內宣傳。與此同時，為了適應由公開工作向秘密工作的轉變，根據南方局指示，省委在全省黨組織中普遍開展了組織整頓和保密教育。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的《關于鞏固黨的決定》下發后，湖南省委根據南方局指示，立即組織學習貫徹，并于10月明確指示各級黨組織，以整頓、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的中心任務，要求各地停止發展黨員，集中力量整頓各級組織，清洗叛徒、奸細、投機自首分子和異己分子；同時，加強黨內馬列主義教育，正確處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公開黨員與秘密黨員等關系。經過3個月整頓，32個縣級干部調動了工作，黨員人數由原來的5000余人減為2300人。在整頓組織過程中，各地黨組織的思想、作風、紀律建設均得到明顯加強。194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鑒于湖南的政治形勢，專門發出《關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湖南黨所處的政治環境必然向更壞的方向逆轉，湖南黨的工作總方針是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湖南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要按照這一方針來一個徹底轉變。根據中央這一明確的指示，湖南省委于5月在湘潭召開會議，專門研究精簡組織，進一步撤退、轉移、隱蔽干部，建立精干支部等工作。會后，各中心縣委、特委按照省委的部署，積極進行組織精簡與干部職業化工作。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精簡黨委組織機關的指示，從1940年2月起，從省委到縣委，一律減為3人。到1940年11月，聶洪鈞等調離，湖南省委僅由高文華、袁德勝(袁學之)、文士禎3人負責，省委機關遷至湘鄉永豐鎮，直接領導的基層組織只有湘寧、常益、邵陽3個中心縣委和湘西工委(湘南特委此時已劃歸中共南方工委領導)，共有黨員900余名。至1942年6月，根據周恩來傳達毛澤東關于取消大后方的省委、特委一級機構的指示精神，撤銷了中心縣委等機構，并進一步撤退和隱蔽了200多名干部黨員。同年12月，高文華、文士禎奉命調往延安，工作移交周里(原名周禮)、張春林、劉鼎3人，并將中共湖南省委改為中共湖南省工委，周里任書記。至此，湖南黨組織從組織形式、工作方式等完全轉入了秘密狀態，省工委領導的黨員600余人，與組織保持聯系的黨員僅180余人。
第三，從國統區復雜的斗爭形式和特點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任務，并用以指導了轉入隱蔽斗爭的湖南共產黨員和干部，使湖南地下黨的工作更加深入社會，扎根群眾。
抗戰初期，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沒有社會職業和社會身份尚可生存，但自從1939年平江慘案發生后就困難了，特別到了1940年皖南事變之后更不行了。周恩來在領導國統區黨組織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的過程中，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針對國統區復雜險惡的政治社會環境，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或合法化)的具體政策和工作方法。早在1940年6月，南方局通知湖南、湘鄂西、廣西等省(特)委負責人到重慶匯報工作時，周恩來在與他們的談話中曾指出：要把工作轉到地下去，要到工廠、學校、農村等基層單位去；要研究使黨的工作生根于工人、農民、學生、教員中間。9月10日，南方局開會討論研究湖南工作時，周恩來又強調干部要真正的職業化。12月3日，周恩來在重慶聽取聶洪鈞、宋濂關于湖南工作的匯報后，再次指示湖南省委：目前的中心任務仍然是鞏固黨的組織，要由最可信任的干部擔當領導工作。他提出的4條具體措施中，其中一條就是可靠的干部都要安排社會職業。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統區的政治環境更加險惡，黨的活動更為困難，南方局在指導各地黨組織進一步撤退疏散黨員干部、改變組織聯系方式以及加強黨員教育的同時，明確提出了“三勤”、“三化”要求。周恩來強調：處于地下狀態的共產黨員應該“職業化”和“社會化”，“每個黨員及領導干部都要有職業”。“除了必要的少數人，一般的黨員不能依靠黨生活，要讓黨員在社會上為生活而斗爭”，“要使黨員社會化，不僅不脫離社會，而且要深入社會”。黨員要“研究學問，學習主義”，“多交朋友”。在1941年4月15至5月22日南方局召開的多次會議上，針對湖南等地黨組織“在清洗內奸、鞏固組織、審查干部等方面取得了成績，干部已職業化，但還未社會化”的實際情況，要求各級黨從組織領導形式到工作方法，實行完全的轉變，真正走向地下。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政策日益走向法西斯化，即特務化，中共中央確定的隱蔽精干、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很正確。但政治路線要靠組織路線來完成，我們要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提拔新干部，這是保存力量的重要措施。但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的。如果不及時改變人們的組織路線和工作方法，干部和黨員還會繼續暴露，黨的組織還不夠鞏固，甚至還不能立足。要研究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徹底拋棄不好的現在不適應的方式。黨員要在社會上生根，每個黨員及領導干部都要有職業，在職業中鞏固，多交朋友，認識社會，鑒別各種人，研究學問，學習主義，巧妙地實現黨的政策來為黨工作。正是根據周恩來這一系列講話精神，經中共中央批準，被總結概括為“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和“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或合法化)”的“三化”。所謂“勤學”，就是學生黨員要努力學好功課，爭取優異成績，只有功課好，在同學中才有威信，才能站穩腳跟；“勤業”，就是要依靠家庭社會關系找到合法社會職業，廣泛進入地方保甲、教育、軍事、經濟等單位和團體，努力搞好本職業務，反對急性和暴露。“勤交友”，就是所有黨員都要廣泛聯系群眾，廣交朋友。實質上就是要求黨員干部徹底轉變作風，搞好本職工作，在群眾中扎根。“三勤”、“三化”是對白區工作“十六字”方針的具體化，是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總結歷史經驗對秘密黨組織建設的創造性發展。它成為黨在國統區建設堅強的戰斗的黨組織而必須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和政策。
湖南省委按照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提出的“三勤”、“三化”要求，在精簡組織、轉移撤退干部的同時，加緊了黨員干部職業化、社會化的進程，并取得明顯的成績。從1940年5月起，省委多次開會強調黨員干部職業化問題，特別是1942年3月，省委書記高文華從重慶回到湖南后，根據南方局指示，進一步抓了“三勤”、“三化”的落實，明確規定：沒有暴露的黨員，要切實做到職業化，隱蔽到中小學校和工業、商業等部門里去，勤學習、勤業務、勤交友，扎根基層，爭取群眾；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壓迫人民的活動，要通過民主人士和地方實力派，作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于是，從省委成員到基層組織負責人乃至一般黨員，都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了合法的社會職業，并以此作掩護，秘密開展了黨的工作。如省委機關轉移到湘鄉縣永豐鎮后，當時的3名省委成員高文華、袁德勝、文士禎就分別以小商販、難民的身份作掩護，居住在附近的農戶中，以此為基地，領導全省黨組織的工作。至于各地隱蔽下來的基層干部和黨員，更是深入到社會各個方面，勤學習、勤工作、勤交友，默默無聞地為抗戰做了大量工作。如有的黨員深入到國民黨政府、軍隊、黨務、財政經濟部門，在廣交朋友基礎上，對國民黨軍政要員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有的黨員深入教育界，掌握中小學領導權，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干；有的黨員在文化科技界，利用各種合法的地位，宣傳了黨的團結、抗日、進步方針，開展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的斗爭；有的黨員打入幫會組織，當上頭目，廣泛深入開展下層統一戰線工作。正是由于湖南共產黨人切實做到了“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因而使黨的組織得到了更好的隱蔽，渡過了抗日戰爭時期最艱難的一段時間，使黨的群眾工作更加深入扎實，并在各地培養和積聚了一批密切聯系群眾、有一定群眾工作經驗的積極分子和骨干力量，為1944年下半年以后黨的工作重新活躍起來作了思想、組織準備。
第四，在指導湖南黨組織進行斗爭策略的轉變過程中，不時地將湖南黨組織負責人召集到重慶，幫助他們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研究確定下一步的工作目標與措施，并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領導班子，為保證湖南黨組織順利轉入地下斗爭和不斷提高領導人政策水平、工作能力付出了大量心血。
轉變斗爭策略的任務提出之后，抓好領導班子的建設是關鍵。南方局十分重視這一問題。南方局成立后，便在重慶多次舉辦黨員干部訓練班，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人親自為學員們講課，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和黨的建設知識，進行革命形勢和氣節教育，幫助黨員干部認清形勢，提高認識，增強革命信念。特別是從1940年至1944年的數年間，每當時局出現新的變化或者中共中央對國統區工作有新的指示部署時，南方局總是及時地召集湖南黨組織負責人到重慶，聽取工作匯報，組織學習討論，甚至重新安排其工作。1940年6月至9月，為了傳達貫徹中共中央發出的“五四”指示(即5月4日《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示，提出了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陸續通知所屬各省委、省工委、特委負責人到重慶，聽取工作匯報，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代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相繼赴重慶，匯報了湖南的工作情況，南方局于6月16日、9月10日專門開會討論他們的報告，并研究了湖南工作，給予了明確具體的指示。周恩來還專門單獨與高文華進行交談，指出 ：湖南局勢很危急，應加緊轉移已暴露的干部，隱蔽黨的組織，以隱蔽求生存，秘密開展活動，適應群眾斗爭的需要，進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斗爭。高文華回湘后，按照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指示，在著手轉移大批下級干部、黨員的同時，也先后安排了省委成員的轉移，如將聶洪鈞撤離湖南，將袁德勝(袁學之)、文士禎調省委工作。1941年7月，袁學之受省委委派，到重慶向南方局匯報了湖南黨的干部的疏散情況；湘南特委書記周里也根據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通知，赴重慶匯報湘南特委工作，并根據周恩來等領導人指示，在重慶停留5個月，看文件，學習毛主席著作，寫工作報告，多次聆聽周恩來所作的形勢報告和關于開展秘密工作的指示，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此期間，因湘南特委與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失去聯系，南方局決定復歸湖南省委領導。11月14日，南方局開會討論湖南黨組織問題，認為湖南黨基本的工作作風有了較大改變，能埋伏下來，但還不能說是鞏固的，于是決定派周里回去聯系可靠干部建立交通關系。周里于12月中旬回湖南后，及時向省委書記高文華匯報了去重慶學習工作的情況和南方局對湖南工作的指示。1942年年初，高文華又一次奉令去重慶匯報工作，為了便于及時保持聯系，高文華向南方局請求建立通訊聯系網，南方局隨后派報務員朱春枝和另一位同志來湘建立無線電臺。1942年至1943年，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統一部署，南方局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學習委員會，領導國統區黨組織開展整風運動，湖南省委及有關特委負責人被分批調回南方局參加了南方局機關的整風學習。1942年5月以后，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郭潛叛變，帶著特務四處搜捕華南各省黨組織負責人，周恩來考慮到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住址有人知道，為防不測，決定將高文華調回重慶；同年12月，根據南方局指示，高文華、文士禎正式撤離湖南，后經重慶赴延安。從此，由周里、張春林、劉鼎3人組成了新的湖南省工委。
從平江慘案發生到1944年湖南大部分地區淪陷前的這段時間里，湖南黨組織由于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及時領導，順利地實現了斗爭策略的轉變，成功地將黨的組織和黨員干部轉入到秘密狀態。那些冒著生命危險隱蔽下來的共產黨人，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利用各種合法身份，一直堅持革命斗爭，推動湖南的抗日救亡運動，為支持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和準備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做了許多艱苦細致的工作，發揮了積極的重要的作用。
一是深入農村基層，發動組織群眾，準備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湖南黨組織在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過程中，湖南省委將工作重心逐步由上層轉到了基層、由城市轉到了農村，并確定黨在農村工作的方針策略是：力爭保、甲長位置，展開保、甲長的活動，百倍的提高對小學教員地位的認識，并加緊其工作。握緊農民活動分子，重視農民切身要求，并為此積極地參加保、甲會議，通過保、甲形式將農民組織到我們手里，從注意中間階層利益與各種活動將它爭取到黨的周圍。正是按照這一方針策略，全省各級黨組織在農村中隱蔽，在農民中工作，爭取人心，積蓄力量，為抗戰后期開展抗日游擊斗爭積極作準備。通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一些打入國民黨基層政權、學校、合法團體、國民黨部隊的共產黨員，把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轉變為各單位內部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利用合法形式，隱蔽發展，創造了許多新的群眾工作方法，并在當時當地條件下，進行了一些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和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尤其是爭取和掌握到一些合法的抗日武裝。如湘潭縣工委隱蔽在鐵江壩、坳柴一帶鄉村，秘密地整頓各地黨組織，進行黨員訓練，教育黨員開展合法的斗爭。1943年秋，反動分子潘佑安任清溪鄉鄉長后，縮小保甲規模，擠壓進步人士。當地的黨組織和共產黨員聯合進步人士，發動群眾與其進行斗爭，不僅將被抓的幾十名壯丁從鄉公所解救出來，而且將潘佑安趕走，使鄉政權又掌握在進步人士手中。南縣中心縣委利用駐澧縣新洲國民黨五十三軍在濱湖一帶招募志愿兵團機會，派地下黨員劉玉舫、李祖藝、韋來寬等招收500名青年組成志愿兵營，前往應招被錄，編入國民黨第五十三軍第一三○師野戰補充團第二營，隨后又在南縣、華容、石首、公安6縣抽調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民先隊員140人余人，組成志愿兵連，由地下黨員段中執任連長，編為該營第五連，并在連隊中秘密建立了黨支部，計劃利用進行軍事訓練或集會的機會脫離五十三軍，將隊伍拉到濱湖一帶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常益中心縣委于1939年夏至1941年冬，選派30多人打入國民黨鄉、保兩級政權。中心縣委所屬漢壽縣委書記戴武孝，以農場董事長的身份作掩護，隱蔽地發展黨員，要求黨員勤工作、謹言行、觀察敵情，積極作好抗日游擊戰爭的準備，并組織黨員學習《論持久戰》和《游擊戰爭中的戰略與戰術》等著作，向黨員進行武裝抗日的教育；澧縣縣工委在宜昌、沙市危急情況下，發動黨員，掌握武裝，準備打游擊，通過爭取掌握了100多支長短槍，分布在各鄉槍兵班，只要下命令，隨時可以拖出。常德縣地下黨員童冠群于1940年春，先后擔任常德縣周士鄉、新德鄉鄉長，利用偽職作掩護，秘密發展黨員，相繼建立了周士支部、周(士)渡(口)區委，并任區委書記。他在附近組織30余人成立了黨的外圍組織——民眾抗日自衛團，并任團長。衡山鄉村師范于1939年暑假般遷到新寧后，利用假期組織學校師生和社會青年，組織了兩個宣傳隊，深入城鄉各地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在全縣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邵陽金稱寺支部于1940年初，讓一批黨員聘進古峰鄉中心小學教書，以此為陣地，培養了一批革命人才。這些青年后來都成了“湘中二支隊三團”的骨干力量。
二是利用種合法形式，廣泛進行抗日救亡，以實際行動多方支持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
在湖南黨組織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的過程中，湖南作為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的前線，戰火一直未曾停息。從1939年9月至1943年12月，中日兩國軍隊在湘北地區進行了3次大規模的長沙會戰和常德會戰，每次都是鏖戰數十天，據當時國民黨方面發布的戰報，三次長沙會戰中，日軍死傷人數分別為，第一次1萬余人，第二次4萬余人，第三次5萬余人；歷時50多天的常德保衛戰，中國軍隊以傷亡6萬余人代價，打退日軍的進犯，消滅日軍3萬余人。這些戰績，雖然是國民黨軍隊取得的。但是那些隱蔽下來的共產黨人，積極做好爭取國民黨愛國人士的團結抗戰工作，以各種合法身份從事抗日救亡活動，通過多種途徑動員群眾，投入保家衛國的抗日斗爭之中，為國民黨軍隊取得三次長沙會戰和常德會戰的勝利起到了直接的支持配合作用。
正是在堅持地下隱蔽斗爭的共產黨員發動組織下，許多愛國民眾積極參加戰地服務隊，奔赴前線救護傷兵，慰勞將士，鼓舞士氣，激勵官兵英勇殺敵，在后方，廣大民眾涌躍捐款捐物，支援前線軍隊作戰，涌現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例如，衡陽縣委委員李華楫領導的歌詠隊，組織宣傳隊員上街募集慰勞前方將士的款物，歌唱、講演剛剛完畢，聽眾紛紛涌向募捐箱，捐錢捐物，有的婦女摘下金戒指、金耳環，小學生們掏出了自己的零用錢，最感人的是一位人力車夫，當場揭開車座的木蓋，從車斗里把所有的鈔票、銅板一齊捧出投進募捐箱，隊員們和不少在場群眾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根據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指示留在湖南堅持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的抗敵演劇隊，在這期間，為了完成周恩來交給的“鞏固部隊，發動群眾，廣交朋友，宣傳黨的政策，擴大統一戰線”的任務，抗敵演劇二隊(后改名劇宣九隊)三上湘北前線舉行慰問演出，抗敵演劇八隊(后改名劇宣六隊)亦二上湘北前線進行勞軍演出，甚至還直接組織了戰地服務隊到前線工作。在后方，這兩支隊伍曾在長沙、衡陽等地多次到當地駐軍舉行公演，并到當地醫院為傷兵舉行慰問演出。通過這些演出，給了前方將士、后方官兵以極大的鼓舞，激勵著他們去前線英勇殺敵。在前線，有個戰士看完演劇隊的演出后，帶著對敵人的極大仇恨，于當天晚上只身越過封鎖線前往敵營活捉了一日軍。第四軍軍長歐震看過抗敵演劇隊的戰地演出后，認為這項工作對部隊鼓舞士氣來說很重要，于是邀請抗敵演劇隊協助他們也建立了一支類似的演劇隊伍，即鐵血劇團。1941年3月，抗敵演劇一、九隊以第四戰區宣訪團名義來湘慰問，與抗敵演劇二、八隊在長沙會師。為了擴大抗戰戲劇的影響，4個隊在長沙舉行聯合公演，連續10天，演出了《保衛大湖南》、《國家至上》等一系列優秀劇目，特別是由5個團隊聯合組成了100多人的合唱隊，演唱了《黃河大合唱》。這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僅次于“西南劇展”的一次盛大的戲劇音樂演出，在長沙引起了震動，激發了廣大青年和愛國人士的抗戰熱情，推動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開展。
此外，抗戰初期由中共湖南省工委領導建立的長沙育英兒童抗戰工作團，在得到第九戰區政治部備案后，奔赴湘北抗日前線進行慰問演出，從1939年9月起，一個月時間內，行程近千里，演出20多場，受到湘北國民黨駐軍第十集團軍總司令關征麟及各軍師高級將領的接見和夸獎。
可以說，三次長沙會戰和常德會戰的勝利，是在湖南共產黨人以大局為重、堅持團結抗日精神影響和鼓舞下，軍民齊心協力共同奮戰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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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入到1944年下半年后，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渡過嚴重困難，重新進入再發展時期，各根據地軍民普遍對日、偽軍展開了局部反攻，抗日戰爭開始發展到第三階段，即戰略反攻階段。這時，國民黨仍然采取避戰觀戰態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繼1943年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國民黨軍隊又在1944年春夏日軍發動的豫湘桂戰役中一敗涂地，8個月時間丟失146座城市、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潰敗和國統區內政治經濟危機的加深，激起各階層人士的強烈不滿。于是，國統區民主運動迅速高漲。
湖南形勢是全國形勢的縮影。湖南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在戰略相持階段曾與日軍幾度大戰，抵御了日軍深入湖南腹地，但在不依靠民眾的片面抗戰路線指導下，最終在1944年6月至8月的長衡戰役中喪師失地，數月之間，全省78個縣市的55個縣市淪為敵手。從此，湖南由中國正面抗擊日軍的一個主要戰場變為主要是日軍占領下的新淪陷區。日軍侵占湖南后，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制造了一樁樁怵目驚心的大慘案，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摧殘。早在1943年5月，日軍合圍以南縣廠窖為中心的方圓百余里區域，展開大搜捕和大屠殺。3天殺害中國百姓和潰兵3萬余人，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廠窖慘案”。湘北的岳陽、臨湘、湘陰是日本法西斯鐵蹄踐踏時間最長的縣份，人民遭受的苦難更是難以言狀。據不完全統計，被日軍燒毀的房屋，岳陽縣98000余棟，臨湘縣40000余棟；被日軍殺死的群眾和遭日軍輪奸致死的婦女，岳陽縣達41000多人，臨湘縣有25906人。僅有4000多人的湘陰縣城，被日軍炸成廢墟，慘死者達1700人以上，40余戶人家被炸成了“絕戶”。1939年9月，日軍在湘陰營田街小鎮橫行10余天，慘殺和活埋800多名無辜百姓，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營田慘案”。1941年9月，日軍在洞庭湖中的一個青山島捕殺300多名老百姓和200余名國民黨官兵，制造了又一樁血案。在湘西、湘東、湘中和湘南地區，日軍也犯下了累累罪行。1943年11月日軍攻陷常德后，被俘的群眾遭殺戮、活埋和奸污致死者達2300多人；茶陵縣的芫上村僅有200戶、1200多人，一周內遭日軍三次“清剿”，被害群眾竟達897人，全家被殺絕斷煙的有47戶；1944年8月日軍占領衡陽市，將擄獲的千余百姓作為打掃戰場的苦力使用后，竟集中關閉在一間銀行內，然后投擲炸彈全部炸死。1944年9月，日軍入侵邵陽，在新渡口慘殺國民黨軍隊傷兵200余人，并在途中殺害散兵數十人；進入邵陽城后，在大同街、大坡嶺、板橋、五峰鋪等地，慘殺傷病員、無辜群眾500余人。尤其令世人震驚的是日軍竟不顧國際公法，在1941年11月，由專事細菌戰研究的731部隊在常德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細菌武器實際運用的實驗，給常德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3個月時間奪去了600余人的性命。日本侵略者對湖南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據戰后不完全統計，在日軍侵占湖南期間，無辜百姓遭慘殺者92萬多人，重傷者170萬人，合計達262萬人之多；被搶走的耕牛、糧食，以及被燒毀的房屋、被毀損的財物更是不計其數。面對日軍的暴行，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湖南各族人民懷著極大的義憤，紛紛起來進行自衛反抗，特別是一些回鄉的具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士和一些熱血的青壯年農民，自發地組織武裝，與日軍進行英勇的抗爭。
在中國抗日戰爭開始進入戰略反攻階段的新形勢下，為了將全民族抗戰堅持到底，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和部署：一方面，鑒于國統區民主人士爭取民主的斗爭空前活躍起來，于是在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了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這一主張提出后，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獲得各民主黨派、廣大民主人士的贊同和擁護，成為全國人民奮斗的目標。另一方面，鑒于華中、華南大片國土在國民黨軍隊的潰敗中被日軍占領，便在1944年秋制定了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的戰略方針，并作出了相應的戰略部署。部署之一，就是組織八路軍南下支隊，深入敵后，建立湘鄂贛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力爭北與新四軍五師的鄂豫皖邊區，南與東江縱隊聯成一線，進而在華南創建一個新的解放區，以便在即將到來的大反攻中，或在以后國民黨發動內戰時，能以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戰略根據地互相策應，配合作戰。
中共中央南方局堅決貫徹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在傾力領導和推動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開展的同時，及時領導包括湖南在內的新淪陷區黨組織開始了工作重點的轉移，即在繼續執行隱蔽待機方針的同時，動員組織人民，發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
早在1944年5月下旬日軍大舉進攻湖南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便通知湖南省工委負責人周里等前往重慶匯報工作。長衡戰役開始后，南方局負責人王若飛(此時周恩來已赴延安)、董必武等一直關注湖南戰局的發展，王若飛與暫時留在重慶學習的周里多次交談工作情況。7月8日，董必武根據湘南形勢的發展，特地致電中共中央，認為日軍將打通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線，敵后必甚空虛，建議即派干部赴湘南秘密組織游擊隊。10月25日，中共中央就湘、粵、贛三省工作指示南方局，同意派周里、張春林(白毛)、謝竹峰等3人從重慶秘密轉回湖南，布置敵后各縣游擊戰爭，但要求在敵未到或只經過而無久占意圖地區的黨組織，切莫過早暴露，免為頑方所乘，至于國民黨所在地區的中共黨員，仍應堅守隱蔽待機方針。
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上述指示，湖南省工委負責人周里等很快回到湖南。臨行前，南方局負責人王若飛找周里談話，并特別交代：黨中央將派一支部隊南下，創建湘粵贛抗日革命根據地。你對湖南情況比較熟悉，準備回湖南，和南下部隊取得聯系，開展敵后人民武裝斗爭。正是根據南方局的這一叮囑，當1945年3月王震等率八路軍南下支隊進入湖南時，周里設法與之取得了聯系，配合南下支隊在湖南開展了抗日武裝斗爭。
周里等回湘后，在湘鄉召開省工委會議，決定恢復、發展黨組織，加強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宣傳共產黨武裝抗日主張，派地下黨員赴湘中、湘南一帶組織抗日游擊武裝，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同時派一些黨員進入基層政權組織，擔任鄉、保長，掌握鄉保政權或建立兩面政權，掩護黨組織和地下工作，爭取國民黨鄉、保甲長站到人民方面，共同抗日。會后，省工委即派何大群、王來蘇、朱漢樵等赴湘南，組織抗日武裝；派劉鼎、孔福生等到長沙河西，秘密聯系和指導地下黨組織；周里、張春林等省工委領導成員則轉移到湘潭、湘鄉、寧鄉3縣邊界地區的韶山，以此為據點，在湘中地區領導抗日斗爭。于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影響下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便在湖南一些淪陷區開展起來。雖然斗爭的規模并不大，卻給了日偽軍以一定程度的打擊，減少了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捍衛了民族尊嚴，為奪取抗日戰爭在湖南的最后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湘北地區是湖南淪陷最早、人民受蹂躪時間最久的地區。臨湘、岳陽等地早在1938年11月淪陷后就出現了受中國共產黨影響而建立的抗日游擊武裝。特別是中共湘鄂贛特委根據南方局領導人葉劍英的指示，先后派共產黨員在岳陽發動群眾，爭取抗日的合法武裝，建立了兩支游擊隊，人數達千人以上，開展了敵后游擊戰爭。湘陰縣1944年淪陷后，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抗日游擊隊，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何源渤領導的“湘陰人民抗敵自衛團”和諶茂點游擊隊。平江縣1944年淪陷后，形成了10余支抗日游擊隊，廣泛開展了抗日游擊戰爭，其中張禮仁為隊長的“平北抗日自衛隊”在八路軍南下支隊1945年3月到達平江后，率領154人參加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被任命為平江獨立團團長，配合南下支隊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地下黨員潘哲夫受黨組織指派，在湘鄂邊界農民中建立了“湘鄂西邊區抗日游擊縱隊”，隊伍發展到3000余人。當日軍發動常德戰役時，這支隊伍在石門、澧縣等地積極配合國民黨軍狙擊日軍，影響較大。
湘東地區的瀏陽淪陷后，在中共黨員的帶動和影響下，全縣人民開展了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影響較大的有共產黨員歐陽斌領導的洞陽游擊隊、周化馴領導的北鄉爐煙洞游擊隊、南鄉金剛游擊隊、彭漢云領導的永安游擊隊、彭志堯游擊隊。日軍占領長沙后，共產黨員楊海清奉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組建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河西挺進隊，伺機出擊敵人。醴陵共產黨員余志宏利用其伯父的30余支槍，組織了“醴陵抗日自衛隊”；攸縣洣南等地也建立了游擊隊，以伏擊偷襲等方式，打擊外出侵擾的日軍。
湘中地區在省工委直接領導下，抗日游擊斗爭獲得了較好較快發展。1944年冬成立了由省工委書記周里兼任書記的湘中工作委員會，省工委轉移到韶山后，成立了直屬省工委領導的韶山特別區委會，通過爭取工作，掌握了韶山清溪鄉鄉政權和鄉自衛隊，在日軍占領湘中地區的情況下，地下黨領導鄉自衛武裝與日偽政權及武裝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保護了當地群眾利益，在湘潭、湘鄉、寧鄉等縣造成較大的影響。湘潭縣自1944年6月陷于敵手后，中共湘潭縣工委即在農村建立抗日先鋒隊和解放小組，發動農民群眾組織起來，武裝自己，進行抗日保鄉，尤其是爭取和掌握了張鵬飛、馬揚德兩支抗日游擊隊，使之成為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1945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隊路經湘潭期間，將這兩支抗日武裝組編成“湘粵贛人民抗日自衛軍”，在抗擊日、偽、頑的進攻和保護南下支隊過境作戰等方面作出了貢獻。湘鄉、新化等地于1944年淪陷后，由國民黨回鄉軍官組建的游擊隊和縣抗日自衛團，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一年多時間同日軍進行了大小戰斗400余次，殲滅日軍1000余人。
湘南地區，衡陽淪陷前，中共衡陽地下黨組織即利用創辦的雪竹山“青年游擊訓練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抗日游擊骨干，衡陽淪陷后，這批游擊骨干團結四鄉群眾，樹起抗日義旗，向日本占領軍展開了游擊戰。衡陽各種抗日游擊隊大小30多支，其中牌樓沖和金蘭游擊隊、衡南地區抗敵自衛團、洪市抗日游擊隊等幾支在打擊日軍的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冬受命赴湘南組織抗日武裝的何大群、王來蘇、朱漢樵等，與在湘南堅持斗爭的原中共衡陽中心縣委書記謝介眉等會合后，成立了湘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并在耒陽、宜章、郴縣、桂陽、資興、永興、安仁等地相繼建立了抗日武裝，發動依靠群眾，狠狠打擊日軍。耒陽游擊隊遍布各地，神出鬼沒打擊敵人。宜章縣城1945年1月淪陷后，組建了由宜(章)、樂(昌)工委書記羅良名任隊長、擁有近千人的宜章抗日游擊自衛隊，以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為骨干，堅持抗日統一戰線，廣泛聯系當地上層人士和鄉公所、警察所武裝，在宜章、坪石、乳源一帶，用土槍土炮痛擊下鄉搶掠的日偽軍，打死打傷一批日軍。郴縣淪陷后，共產黨員曹志民在小溪一帶組織成立了“殺日寇戰斗團”，共產黨員王奇在保和、華塘一帶組織了抗日聯軍，還有以共產黨員李達海為首的游擊隊，活躍在棲風渡、五里牌、油榨圩一帶。安仁縣華王共產黨員何丁茍聯合當地進步人士，組織成立的抗日游擊隊，在當地開展保境保鄉的抗日游擊斗爭。永興、資興、桂陽、嘉禾等地淪陷后，均建立了游擊隊，開展了抗擊日軍活動。
湘西南地區，共產黨員劉布谷奉命在湘桂邊區和雪峰山一帶建立抗日武裝據點，開展游擊戰爭。他發展原黃埔軍校第二分校政治教官兼副大隊長謝錦濤加入中國共產黨，籌集了一批槍械，聚集了一批抗日愛國青年，正式組建了湘桂邊抗日游擊縱隊，下轄3個支隊，共計1000余人，500多支槍，在新寧、武岡、東安等淪陷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后對日作戰10余次，這支抗日武裝堅持到1945年春，因遭國民黨頑固派“圍剿”而被打散。1944年8月邵陽淪陷后，共產黨員尹如圭在邵陽縣太一鄉(今屬邵東縣)建立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在衡陽、湘鄉、邵陽邊境一帶襲擊日軍，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游擊隊發展到300多人。武岡平鎮鄉(今屬洞口縣)共產黨員蕭健階領導的抗日自衛隊，在1945年4月湘西會戰中，多次配合國民黨軍對日作戰。
當湖南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領導或影響下積極開展有組織、有計劃的抗日游擊斗爭時，中共中央華中局和中共中央相繼派出了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和八路軍南下支隊深入到湖南淪陷區，發動群眾進行敵后游擊戰爭，恢復發展了黨組織，建立了民主抗日政權，開辟了抗日游擊根據地，極大地推動了湖南人民的抗敵斗爭，為奪取抗日戰爭在湖南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地處湘鄂邊界的湖北石首、公安和湖南華容三縣，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明確指示過湘鄂邊特委：在該地區未被日軍占領時，一切工作按“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辦事，盡可能保存黨的力量，盡可能多地團結革命群眾。在時局發生變化、有了發動游擊戰爭的條件時，應迅速與華中局所轄的鄂豫邊區黨委取得聯系，將石公華劃歸鄂豫邊區，在其領導下迅速發動游擊戰爭。于是，當1943年這一地區淪陷后，轉入地下的湘鄂邊特委即按照南方局既定方針開始活動起來，當年8月，派公安縣委書記張澤生前往鄂豫邊區取得聯系，新四軍第五師黨委決定派遣由楊震東任支隊長、張澤生任政委的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向石公華地區進軍，于1943年12月抵達華容、石首邊界的桃花山，以此為中心，開辟了石公華抗日根據地，成立了中共石公華縣委，在根據地內開展了政權、經濟、地方武裝、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設，并打退了日偽軍對根據地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掃蕩”，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江南挺進支隊也由1個武裝連發展為5個連隊、800多人槍。1945年春后，為了進一步擴大鄂南根據地，進而創立以洞庭湖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據地，鄂豫邊區黨委決定撤銷石公華縣委，新建立江南中心縣委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在江南中心縣委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領導下，江南挺進支隊緊緊依靠根據地群眾的支持，向日偽薄弱據點不斷發動進攻，取得了很大成績，摧毀了根據地周圍的一些日偽據點，使石公華根據地擴大到岳陽境內。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江南指揮部于10月初奉命北撤，石公華抗日根據地宣告結束。這是抗戰期間出現在湖南境內的一塊主要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它的建立，直接威脅了日軍控制的華容、岳陽、常德、南縣、澧縣等重要城市及大批重要集鎮，有力地打擊和鉗制了日軍在這些地區的有生力量。
為了發展湘鄂贛等地的抗日武裝斗爭，1944年9月1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發展湘、鄂、贛等地的工作。10月上旬，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第三五九旅主力組成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支隊(簡稱南下支隊)，下轄6個大隊共5000余人(進入湖南的是4個大隊4000余人，另有兩個隨軍南下赴新四軍五師工作的干部大隊，共900余人)，由王震任司令員，王首道任政委，并組成了以王首道為書記的軍政委員會。11月9日，八路軍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過黃河，越長江，經鄂南，于1945年3月23日抵達湖南平江境內。為了適應斗爭發展的需要和擴大政治影響，南下支隊更名為“國民革命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下屬各大隊改為支隊，由4個大隊擴編為6個支隊。3月28日，在平江建立了第一個抗日民主政府。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在湘鄂邊工作一個時期，建立聯系南北間的、包括崇陽、通城、平江、瀏陽、岳陽、湘陰、長沙、湘潭的根據地，然后再繼續南進”的指示，南下支隊于4月13日召開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建立湘鄂贛邊區黨委會、軍區和行政公署，全面領導平江、瀏陽、湘陰、岳陽、臨湘、通城等14縣的斗爭。經中共中央批準，王震為軍區司令員，王首道為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從此，南下支隊艱苦轉戰在湘東北地區，宣傳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并與企圖置南下支隊于死地的國民黨頑軍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為創建湘鄂贛抗日根據地作出了巨大努力。后因形勢變化，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繼續南進，直至湘粵邊，與廣東東江縱隊會合，打開南方局面”的命令，南下支隊主力于7月初離開湘東北地區向南進軍。8月初，在湘潭與堅持地下斗爭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書記周里和工委委員張春林、劉鼎等接上關系，并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由周里兼任書記的湘中地委，同時將徐國賢、廖明領導的第四支隊300多人留在湘中一段時間，協助湖南地方黨組織收編抗日武裝，開展抗日工作。8月7日，南下支隊主力離開湘潭，繼續南進至湘粵邊。抗戰勝利后，根據中共中央對各戰略區的調整部署，到達廣東南雄縣百順地區的八軍路南下支隊，放棄了與東江縱隊會合的計劃，于8月下旬開始由湘粵邊北返中原，擬與新四軍第五師會合，擴建鄂豫皖根據地。從1945年3月下旬入湘到9月下旬離湘，南下支隊在湖南艱苦轉戰了半年時間，戰斗足跡遍及臨湘、岳陽、平江、湘陰、長沙、瀏陽、寧鄉、湘潭、衡山、衡陽、耒陽、安仁、永興、資興、汝城、桂東、酃縣、茶陵、攸縣等19個縣市，先后在平江、岳陽、臨湘、湘陰等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恢復了平江、岳陽、臨湘、湘陰、瀏陽等縣黨組織，建立了湘鄂贛邊區黨委和湘中地委，開辟了以白鶴洞為中心的湘陰敵后抗日根據地，與日偽軍展開了數十次英勇戰斗，收復了一些失地，成功策反了左欽彝部等偽軍，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侵略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勝利階段，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在中國戰場，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發動攻勢作戰，對日軍占領的點線包圍得越來越緊，打通了許多解放區之間的聯系，在行動上取得主動地位，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重要條件。在湖南，4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日軍隊進行了中國正面戰場的最后一戰——湘西會戰。經過兩個月戰斗，以日軍狼狽潰逃告終。
就在德國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出席大會的湖南代表共11人，其中正式代表有帥孟奇、周恩來、徐特立、高文華、李濤、毛朗明(又名石生)、歐陽奔程(又名歐陽方)、謝竹峰等8人，候補代表有李振鵬、賈璉、曾恂等3人，全體代表分為8個代表團，代表團下又分成若干小組，湖南代表分在了大后方代表團的兩湖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政治路線，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正確的斗爭方向和走向勝利的道路。大會以后，全黨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下，貫徹七大路線，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努力奮斗。
黨的七大閉幕后，抗日戰爭已進入到最后關頭。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隨后，150萬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給日本主要戰略機動部隊關東軍以毀滅性打擊。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號召一切抗日力量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8月14日，日本天皇發表《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國簽字投降。8月21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軍代表的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至此，經過8年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在抗戰勝利后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通過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分析，在8月25日發表的《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總方針；8月28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9月19日，針對國民黨的內戰企圖，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各戰略區的力量部署，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即在集中力量爭取東北的同時，同意讓出南方8省區的根據地。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國統區工作進行了專門研究部署，確定黨在國統區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是：擴大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廣大友好的及可能爭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組織廣大群眾，發動要求民主、懲治漢奸、挽救經濟恐慌、救濟失業人民與援助還鄉人民等項運動，并與政府當局繼續談判尚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黨中央確定的總方針和關于國統區工作的新部署，中共中央南方局(一度改稱重慶局)從抗戰勝利至1946年5月的這一段時間里，積極采取措施，恢復、重建或加強了國統區黨的各級組織，領導國統區群眾進行了一系列斗爭，特別是在開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發展人民民主運動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后，因蔣管區政治中心轉移，周恩來、董必武先后率領中共代表團和南方局工作人員由重慶遷往南京，改稱中共中央南京局，為了工作方便，中共代表團與南京局合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是中共南京局，駐梅園新村。中國共產黨領導南部國統區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指揮中心由此移至南京。開始時，南京局仍由周恩來負責總責，自1946年11月中旬國民黨破壞政協決議、關閉談判大門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南京局工作便由董必武主持。南京局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除了繼續擔負公開的談判交涉與統戰活動外，秘密領導了包括湖南、四川、云南、貴州、西康、上海、武漢、廣東、廣西及香港等地的地下黨組織以及平津兩市的黨組織。從此，湖南地下黨組織又在南京局領導下開展黨的工作。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為了進一步加強蔣管區的工作，作出了調整蔣管區黨組織的指示，決定新增設由劉曉、錢瑛等負責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負責領導和發展蔣管區秘密黨的工作。從此，湖南黨組織進入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領導的新階段。
從抗戰勝利到1947年1月，湖南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確定的總方針與抗戰勝利后湖南的政治經濟形勢，先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領導下，恢復發展黨的組織，發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和各階層群眾，揭露和反對國民黨在湖南的反動統治，為爭取和平民主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為日后湖南革命斗爭的順利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首先，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
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關于恢復發展黨組織的部署，1945年10月，省工委在長沙召開會議，主要討論抗戰勝利后的全國形勢和湖南情況，著重研究在全省范圍內恢復發展黨組織和開展黨的工作問題。會上確定近期省工委的工作方針是：重新進入城市，到工人、學生中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礎，發動和領導城市民主運動；繼續抓好農村工作，并在全省范圍內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建立城鄉工作據點。根據這一方針，在解放戰爭初期的一段時間里，省工委為恢復發展各地黨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湖南省工委自1942年底將黨員干部完全轉入地下隱蔽待機后，到1944年時，全省與省工委保持聯系的黨員只有15人，干部2人。經過1945年以后湖南黨組織的積極工作，在發動群眾開展反日、反頑固派斗爭重新發展壯大了黨員隊伍，到抗戰勝利時，全省黨員有700多人，但全省縣一級黨組織只有湘潭縣特區工委、湘鄉縣工委和新成立的潭湘寧邊區縣工委。9月下旬南下支隊離湘北返時，為了堅持和發展湖南黨的地下工作，不僅將曾隨軍南下的湖南省工委成員周里、張春林留下，還在撤銷了湘鄂贛邊區委和湘中地委后，留下劉亞球、谷子元、李林、方用、林煦春等一批領導骨干，充實了湖南省工委的領導力量。根據省工委10月會議確定的工作任務，省工委將機關設在長沙，一批地下黨員先后進入長沙工作，從事民主運動和合法斗爭。同時還先后派出一批骨干到各地開展工作。經過一段時間，逐漸建立了一些基層組織和工作據點，為黨組織的恢復發展奠定了基礎。
1946年1月，省工委書記周里奉命到湖北大悟縣宣化店向中共中央中原局匯報工作。中原局代理書記鄭位三聽取匯報后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要注重黨員質量，在發展中求鞏固，在鞏固中求發展；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建立進步群眾組織；黨組織要隱蔽，不要暴露，進行合法斗爭。2月，省工委在湘潭韶山召開會議，傳達中原局指示，討論當前的國內形勢，研究在城市發動工人、學生開展民主運動，在農村，準備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時開展武裝斗爭等問題。此時，全省一些地方的黨組織相繼恢復，邵陽、長沙、醴陵、瀏陽、岳陽、耒陽、永興、郴縣、宜章等縣黨組織，都在省工委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1946年6月，國民黨30萬軍隊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9月，省工委派劉亞球去南京局匯報工作。南京局負責人董必武聽了匯報后指出：國共和平談判已無希望，內戰已經開始，湖南省工委要按照黨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做好黨的工作。此后，省工委根據南方局指示，繼續恢復發展黨組織的同時，重點領導群眾開展合法的民主運動。
其次，領導學生、城市工人和農民開展愛國民主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國民黨湖南當局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一方面強化鞏固其一黨專政，另一方面玩弄虛假民主，欺騙人民群眾。1945年9月，省政府根據國民黨中央規定，頒發了《湖南省政府限期成立縣(市)各級民意機關實施辦法》，演出了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爭選參議員的鬧劇。1946年5月15日在“民主”名義下成立的省參議會，實際上只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一個裝飾品和御用工具。成立后發出的第一個“通電”，即要求國民政府實行“戡亂”，下令“討伐”共產黨。1946年4月，王東原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反共氣焰更加囂張。他秉承蔣介石的反共方針，積極配合蔣介石打內戰的需要和部署，在全省實行擴軍備戰，反共清鄉。至于抗戰勝利后的湖南經濟，由于日軍入侵遭受空前浩劫，戰后國民黨反動派又橫征暴斂，地主階級超經濟剝削，加上連年水、旱、蟲災，完全處于大崩潰、大蕭條的境地。湖南人民同全國人民一樣，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中共湖南地方組織根據黨中央和中共南方局關于開展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力量發動和組織了學生為先鋒的愛國民主運動，為后來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打下了重要基礎。
湖南的愛國學生運動，是以湖南大學進步學生為先導，以長沙市為中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中共中央東南局的指示。在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這個指示的時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的思想中存在著嚴重的右傾觀點，沒有堅決實行中央的方針，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對國民黨的反動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個反動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中央這個指示到達后，中共中央東南局委員、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立即執行了；項英卻仍然不愿執行。他對于國民黨的可能的反動進攻，仍然不作準備，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間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時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軍九千余人遭受覆滅性的損失，項英亦被反動分子所殺。一二·一“慘案，揭開了愛國學生反內戰、爭民主的序幕，立即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20多個大中城市都以集會、游行、罷課、致電慰問、捐款等方式，聲討國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宣言鉛印數千份，寄發長沙各學校和全省各地，影響很大。學術文化團體聯誼會成立后，針對國民黨煽動的反蘇反共逆流，于2月下旬組織舉行擁護和平與民主的游行，同國民黨、三青團圖謀策動反蘇反共大游行相對抗，粉碎了反動勢力的陰謀。同時創辦刊物《天下文萃》，著重揭露國民黨政府以和談為煙幕、進行內戰獨裁的真面目。湖大世紀社在斗爭中迅速成長為該校學生運動的領導核心，其主要骨干在斗爭中先后加入共產黨，并經湖南省工委批準，于1946年5月成立了湖南大學黨支部。從此，湖南大學學生運動在黨組織直接領導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46年冬，以反對美國扶蔣反共、助蔣內戰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湖南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形成高潮。這年12月24日，發生了美國士兵強奸北京大學女學生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空前憤怒，引發了一場全國規模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群眾運動。從12月底到1947年夏，天津、上海、南京等幾十個大、中城市50多萬學生舉行了反美罷課游行示威。湖南省工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要求各大城市地下黨組織積極動員群眾，發動游行示威，以最廣泛的陣容，采取理直氣壯的攻勢，徹底揭露國民黨的賣國和內戰面目，反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響應和支援北平學生的斗爭的指示，積極領導全省各級黨組織開展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要求把斗爭提高到促使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助長內戰，以及廢除中美商約、抵制美貨的口號上去。湖大學生于1947年1月首先舉行了控訴美帝國主義侵略罪行大會，開展了一系列反美愛國活動，要求“美軍滾出中國去”。長沙、南岳、衡陽、湘潭、岳陽、常德等地學生，紛紛舉行游行集會，召開控訴會，舉辦墻報，印發傳單，抗議美軍暴行，通電聲援北大學生的正義要求，強烈要求美軍撤出中國領土，要求美帝國主義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反對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反動派打內戰。1947年后，省工委因勢利導，以長沙市為重點，長沙又以湖南大學為中心，組織進步學生開展了規模更為廣泛的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
湖南工人的罷工斗爭開始時主要是圍繞提高工資、改善生活條件而展開的，但隨著內戰的擴大，在黨的正確引導下，逐步轉為反內戰、反迫害、爭民主的斗爭。抗日戰爭結束后，由于國民黨政府推行獨裁、內戰的政策，城市經濟進一步凋蔽，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廣大工人處于失業、半失業的狀態。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城市各階層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湖南省工委遵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和指示精神，及時地把黨的工作由農村轉向城市，領導城市人民開展了民主運動與經濟斗爭。先是在長沙等城市恢復與發展了黨的組織。1946年3月，省工委委員羅振坤等深入泥木、紡織工人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據點，從開展經濟斗爭入手，領導工人階級進行了一系列的罷工斗爭，并與“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斗爭結合起來。1946年5月，在共產黨員的發動和領導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長沙泥木工人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最后取得勝利，迫使資本家將工人原來每日的工資5角6分提高到每日8角。受泥木工人罷工的影響和鼓舞，園木、鋸木、竹篾、造船、石工、縫紉、織染等其他行業工人在共產黨員組織發動下，相繼舉行罷工。6月下旬，3000多長沙人力車工人舉行大罷工，國民黨政府公然出動軍警鎮壓，死傷工人十幾人。受長沙工人階級罷工斗爭的影響，全省各地在黨組織的發動下，罷工斗爭也不斷發生。如1946年6月，祁陽觀音灘煤礦工人為提高工資舉行罷工，迫使礦方答應了工人的要求。同年8月，交通部駐長沙第二運輸處的工人要求提高行車費而罷工，使湘川線近400輛客、貨車停使，迫使公路運輸總處將每噸公里的行車費由60元提高到100元。
湖南農村的農民斗爭，經歷了由自發到有組織的“三抗”斗爭。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在農村強行征兵、征糧，地主豪紳殘酷剝削，加上災害連年，廣大農民生活十分艱難，他們為此紛紛自發起來進行反抗。1946年4、5月間，常德、桃源、臨澧一帶，饑民成群結隊，背著米袋飯鍋去“吃大戶”，打開地主豪紳的糧倉，攤分谷米。華容縣農民成立“打糧隊”，先向地主豪紳借糧，如若不允，就自已動手分糧。邵陽、新化等縣的饑民，拿著土槍梭標，沖進地主土豪家里，奪糧充饑。廣大饑民提出“寧可坐牢不挨餓，寧可槍斃不餓死”、“米倉里不許餓死老鼠”等斗爭口號。衡陽饑民還聚眾奪取反動政府的軍糧。湖南省工委和各地黨組織十分關心農民的疾苦，采取多種方式，發動群眾組織和武裝起來，與國民黨反動派及地主豪紳進行了堅決斗爭。并因勢利導，及時提出了反對征兵、征糧、征稅的口號，從1947年初起，領導廣大農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三抗”斗爭，不僅直接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而且有效地發動了農民群眾，為解放戰爭中后期在農村廣泛開展武裝斗爭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