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風”何以打敗“西安作風”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培育形成的重要歷史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黨風問題，創造性地運用整風形式推動黨的作風建設，明確提出并培育形成使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延安作風”，成功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最終“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養成一種新的風氣

1935年，剛剛落腳陜北的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承擔起抗日救國、挽救民族危亡的歷史使命。面對極其嚴酷的斗爭環境，中國共產黨要如何凝聚起全民族的磅礴之力，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任務？毛澤東明確提出：“共產黨員不能不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象的重大的責任。在這里，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基于對作風建設極端重要性的清醒認知，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大力倡導代表共產黨人先進性的新型作風。

1940年初秋的一天，毛澤東應邀前往延安馬列學院作報告，途中遇到特意前來迎接的4位同志，毛澤東嚴肅地對他們說：“一個人作報告要四個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我們要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毛澤東從一件看似細微的小事入手，不僅精準區別了兩種作風的根本不同，又明確指出了“延安作風”的強大戰斗力。1940年3月，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回國，先后到重慶和延安考察，他深為國民黨官場的腐朽景象所震驚，又被延安黨政軍民艱苦奮斗的精神所折服：“那樣簡樸是我意想不到的，他們上下刻苦耐勞，努力求進步精神，是值得稱贊的”，由是判定國民黨政權必敗，“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著重打牢思想基礎

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延安時期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成功解決黨員思想入黨問題，為“延安作風”的培育形成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延安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爐，“到延安去”，曾經是千萬有志之士的共同愿望。詩人何其芳曾這樣描述：“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這些愛國青年懷著對共產黨的向往投入組織的懷抱，卻并不了解黨的性質和黨的綱領，不了解怎樣做一個合格共產黨員，解決他們的思想入黨問題成為鞏固黨的重要任務。為此，毛澤東明確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掀起了黨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學習運動。一位叫高魯的魯藝學員曾記錄自己在1939年9月于行軍途中完成的學習內容：讀《中國啟蒙運動史》《民族問題》《列寧主義概論》等理論著作，在野外聽何干之、沙可夫的課各兩次，參加一次軍政測驗和多次小組討論。高魯感嘆：這確實是在戰斗中學習，停下了就上課，這是中國共產黨能成為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主力的原因！

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作風問題，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黨風”概念，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黨內矛盾，糾正錯誤思想，端正黨的作風，毛澤東形象地稱之為“打掃房子”和“洗臉”。作為一場全黨范圍內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取得巨大成效，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優良作風。黃炎培在其1946年所著《延安歸來》中用“平凡”“務實”形容當時的作風，稱延安一切設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不求好聽好看，絕對不唱高調。

密切聯系群眾

作風問題的核心是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延安作風”的培育形成指明了路徑。延安時期，毛澤東明確提出并完整論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系統形成黨的群眾路線、群眾觀點和群眾工作方法。那么，共產黨人又該如何將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毛澤東直截了當予以回答：“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以改善人民醫療衛生條件為例，陜甘寧邊區嬰兒死亡率一度高達60%以上。為了在文盲率90%以上的情況下達到宣傳教育的目的，1944年7月，邊區政府舉辦了一場特殊的婦女兒童衛生展覽會，將婦嬰衛生知識和造成嬰兒死亡流產的原因畫成圖畫、圖表，內容現實且極具感染力和沖擊力，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這一年，毛澤東向邊區提出一村有一個接生員的倡議，號召邊區政府大力培養婦幼衛生人員，推行新法接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認為，考慮到邊區的實際情況，其在醫療衛生、教育和民間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這些成就實在了不起”。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證明了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貨真價實，帶給邊區人民安居樂業的新生活。在延安，人們常用魚水關系比喻共產黨與群眾的關系，毛澤東對此卻有更深一層的理解：“水可以沒有魚，魚不能沒有水”，共產黨人因此形成了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

反腐倡廉、從嚴執紀

正風必須肅紀，延安時期的反腐倡廉、從嚴執紀，為“延安作風”的培育形成提供了強大保障。毛澤東對黨在局部執政條件下可能的腐敗問題始終保持高度警覺，持續推動教育倡廉、立法保廉、執紀促廉。邊區政府成立后，所有工作人員均無薪俸，只有微薄津貼，最高每月5元，各縣縣長每月2.5元，生活簡樸蔚然成風。1940年陳嘉庚到訪延安，毛澤東設“晚宴”歡迎，據《陳嘉庚回憶錄》記載，“筵僅一席，設于門外露天，取一舊圓桌面置方桌上，已陳舊不光潔，乃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桌巾”。黨的領袖“人民公仆”的真實形象在一位華僑的筆下得以生動再現。

邊區政府曾出臺一系列法規條例，其中包括大量反腐倡廉的內容。1941年5月1日批準實施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這條“從重治罪”的規定，彰顯了黨對腐敗問題零容忍的決心。1937年10月，參加革命多年的抗大第六大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不成，槍殺陜北公學學員劉茜，被判處死刑。毛澤東在致審判長雷經天的信中說：“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1941年，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時期的老黨員肖玉璧因貪污公款被處以極刑，引起極大震動。《解放日報》刊登的《從肖玉璧之死說起》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雜草生長！”在黨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陜甘寧邊區形成了“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