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將“人民性”鐫刻在自己的旗幟上。2012年出臺的中央八項規(guī)定，以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為核心，看似針對具體作風問題，實則是對黨的人民立場的時代詮釋。從歷史維度審視，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并非憑空產生，而是黨在百余年奮斗中堅守人民性的生動體現，在不同歷史時期回應著人民的期盼，彰顯著黨“始終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赤子之心，充分體現了人民性。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奠定人民性的初心底色

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向井岡山進軍。當時，部隊成分復雜，紀律松散問題突出，嚴重影響了軍民關系。在江西遂川荊竹山，毛澤東同志向部隊宣布了三條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三條紀律用最樸素的語言劃清了工農革命軍與剝削階級軍隊的界限：這支隊伍不是來掠奪的，而是來保護群眾的。這便是“三大紀律”的雛形，也是中國共產黨作風建設史上第一次明確規(guī)定權力與群眾的關系。

隨后，根據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三大紀律”逐漸完善，并增加了“八項注意”，從衣食住行到言行舉止，全方位規(guī)范著軍隊與群眾的互動，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轉化為行為準則。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紅軍戰(zhàn)士嚴格踐行這些紀律，讓群眾真切感受到：“這是我們自己的隊伍。”

正是這種“把群眾當親人”的作風，讓黨在最艱難的歲月里贏得了民心。在中央蘇區(qū)，群眾冒著生命危險為紅軍送糧、送信、掩護傷員；在長征路上，彝族群眾為紅軍帶路，藏族群眾為紅軍提供青稞；在延安，老百姓唱著“東方紅，太陽升”，把黨比作救星。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是紀律條文，更成為黨與群眾之間的“連心橋”，它用鐵的紀律保證了黨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為作風建設奠定了“紀律嚴明、服務群眾”的基因，成為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的源頭。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作風建設對人民性的繼承與發(fā)展

新中國成立后，黨面臨著“進京趕考”的新考驗。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本質上是警惕執(zhí)政黨脫離群眾的危險。這一時期，作風建設的核心依然是維護群眾利益。

針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現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我們黨先后發(fā)起了整風和整黨運動。1952年，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行署專員張子善因利用職權挪用國家救災款、治河款等，涉案金額巨大，被判處死刑，彰顯了黨在執(zhí)政初期“不管職位高低，違紀必嚴懲”的堅定決心。同時，推出了嚴守群眾紀律的典范“南京路上好八連”、心中裝著全體人民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等。這一時期的探索，核心是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提供了歷史鏡鑒。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推進，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現象有所抬頭。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周恩來同志在河北邯鄲農村調研時，盤腿坐在農民的土炕上，聽他們抱怨“吃不上飽飯”，隨后推動了農村政策的調整。劉少奇同志在天華大隊調研18天，住在豬場，鋪禾草，睡門板，扒開人糞查看人們生活情況，實事求是解決了一系列生產生活問題。這些實踐延續(xù)了“三大紀律”中“密切聯系群眾”的理念。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作風建設對人民性的拓展與制度化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考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風氣有所抬頭，“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新的形式出現。

針對這些問題，黨不斷創(chuàng)新作風建設的方式。1980年，中央出臺《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對嚴肅黨的紀律，加強黨的作風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提出“八個堅持、八個反對”。黨的十六大后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黨的十七大強調“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這些舉措證明，作風建設始終將“人民滿意”作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這一時期的實踐表明，作風建設既要應對新問題，又要傳承“人民至上”的內核，為中央八項規(guī)定的出臺積累了制度與實踐經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對人民性的時代詮釋

2012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央八項規(guī)定的提出，在具體的實踐中衍化為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成為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這正是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民性的精準傳承和時代詮釋。

從“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到“厲行勤儉節(jié)約”，這是對群眾利益的堅守。“三大紀律”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與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中“厲行勤儉節(jié)約”，本質上都是嚴禁損害群眾利益。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要求“嚴格控制因公出國（境）經費、嚴格執(zhí)行住房用車”等規(guī)定，正是通過約束權力對公共資源的使用，讓群眾感受到“每一分錢都用在了刀刃上”。特別是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違規(guī)吃喝問題，全國范圍內查處了一大批違規(guī)案例，讓群眾感受到：黨依然像革命年代那樣，堅決維護群眾的利益，不允許任何人侵占公共資源。

從“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到“改進調查研究”，這是對群眾呼聲的回應。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fā)《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其本質是堅持群眾路線，確保黨的決策符合群眾利益；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要求“改進調查研究”“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切忌走過場、搞形式主義”，本質是保證黨的決策傾聽群眾呼聲。革命年代，黨的領導人深入田間地頭，聽群眾說“我們需要土地”，于是制定了土地革命政策。新時代，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推動干部走出辦公室，聽群眾說“我們需要更好的教育、醫(yī)療”，于是推動了“雙減”政策、醫(yī)療改革等民生舉措。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落地后，這種“聽群眾心里話”的作風，與革命年代“紅軍問群眾冷暖”一脈相承，都是通過貼近群眾來實現“決策為民”。

從“借東西要還”到“改進工作作風”，這是對群眾信任的維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與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中“改進工作作風”一樣，核心都是通過辦實事贏得群眾信任。革命年代，紅軍借了老鄉(xiāng)的門板及時歸還，群眾才會相信“這支隊伍說話算數”。新時代，黨員干部按照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精簡會議”，把時間用在解決田地灌溉、調解矛盾糾紛等難題上，群眾才會相信“干部是來干事的”。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執(zhí)政黨如果不注重作風建設，聽任不正之風侵蝕黨的肌體，就有失去民心、喪失政權的危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深刻領悟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的人民性，持之以恒貫徹落實，以優(yōu)良黨風引領社風民風，不斷鞏固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貢獻力量。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副院長）

《湖南日報 》（ 2025年08月15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