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同志的駱駝精神

1904年4月30日，任弼時出生于湖南省湘陰縣塾塘鄉唐家橋任家新屋（今汨羅市弼時鎮弼時村弼時組）的一戶鄉村教師家庭。任弼時16歲參加革命，46歲英年早逝。葉劍英元帥在《哀悼任弼時同志》中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

信念堅定，愛黨愛國

駱駝被譽為“沙漠之舟”，信念堅定不移志、錨定目標不迷途，雖道阻且長，但絕不退縮。

任弼時自幼受到屈原求索精神和范仲淹憂樂精神的熏陶，立志報國。

任弼時4歲時，父親任裕道教他抄寫《前出師表》等古文經典。還給他講花木蘭代父從軍、岳飛精忠報國、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故事。

1921年5月任弼時寫給父親的家書

1911年，任弼時入本鄉省立作民兩等小學堂讀書。1914年入族學序賢學校。辛亥革命爆發后，中國依然山河破碎、積貧積弱，列強繼續橫行霸道、攫取利益，人民生活在苦難和屈辱之中。任弼時在作文里寫道：“吾國國勢之孱弱至今而日極矣，外有強鄰之逼，內有劇寇之萌，憂國者曰：國危矣！國亡矣！”

1915年，任弼時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屬高等小學讀書。3月，他在作文《愛國說》中說：“現今吾國與外國交涉宜提倡國貨，不用外貨，亦愛國之一法。”1918年4月，又在作文《言志》中寫道：“我中國處此危機時刻，戰不能，不戰不能，無可如何。有心者能無隕涕。故吾志習工業，以圖工業振興。”

1918年夏，任弼時入長沙私立明德中學，1919年轉入長沙長郡聯立中學。五四運動爆發，任弼時開始閱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和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接觸馬克思主義。不久，他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1920年，通過毛澤東的介紹，任弼時赴上海作留俄準備。同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5月4日，任弼時收到父親的來信，勸其“謀事上海”、從長計議，但他決心已定。

1921年5月任弼時啟程，7月抵俄，8月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任弼時系統學習了《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西方革命史和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等。1922年12月7日，任弼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紅場列寧墓前,堂兄任作民問他:“你已經決定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了嗎?”任弼時回答：“決定了!”

1921年，在莫斯科留學時的任弼時

1924年8月任弼時回國，擔任團中央的領導工作，兼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1928年3月，任弼時調黨中央機關工作。10月，任弼時到安徽省蕪湖市南陵縣巡視工作時被捕。國民黨當局施以夾棍、頂磚、跪鐵鏈、壓杠子、皮鞭抽打等刑罰，但任弼時咬牙堅持，嚴守秘密。年底被黨中央營救出獄。1929年11月17日，任弼時在上海再次被捕。敵人施用電刑，背部被電烙燒了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仍堅貞不屈。任弼時在受刑后回到拘留室對同時被捕的周樸農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經得住考驗，隨時準備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

堅持真理，敢于斗爭

駱駝敢于挑戰極端天氣和自身生理極限，堅持與烈日嚴寒、風霜雪雨作斗爭。

任弼時善于觀察思考，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斗爭中推動理論成熟，指導實踐。

1927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對汪精衛抱著幻想，委曲求全，步步退讓，還責備工農行動“過火”。6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代表團中央將一份主張武裝工農、發動土地革命，和汪精衛作斗爭的《政治意見書》（簡稱意見書）遞給陳獨秀，陳獨秀不以為然地說：“幼稚！荒唐！”當場把《意見書》撕碎，摔在地上。6月23日晚，任弼時再次將《意見書》委托中央秘書長蔡和森遞交。陳獨秀直接“碎之于地”。7月3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會議，任弼時要求宣讀《意見書》。陳獨秀居高臨下地說：“現在是討論怎樣行動，沒有時間討論上海大學教師的講義。”任弼時據理力爭：“迅速武裝工友，發動土地革命，和汪精衛作斗爭，難道不是當前最重要的行動嗎？！”

大革命失敗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23歲的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任弼時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會議通過的《告全黨黨員書》中指出：“青年團以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證明自己最近期間政治上的堅決性。”后來任弼時談到這場爭論時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1934年10月17日深夜，中央隨軍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弼時率部從梵凈山區甘溪突圍，講明敵情后他對戰友們說：“我們都是土地革命中走出來的，要同生死共患難，要堅決勇敢的打出去！前面就是賀龍的部隊，打過去就是勝利！”

1936年7月，任弼時、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集結于四川甘孜，同紅四方面軍主力會師。二、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弼時任政委。此時，因信息阻隔，任弼時并不知道張國燾已于1935年10月另立“中央”，公開分裂黨和紅軍。但是，任弼時察覺到張國燾的言行極不正常，并展開堅決斗爭。

任弼時首先嚴禁在二、六兩軍團發放張國燾派人送來的反對中央路線、攻擊中央領導的《干部必讀》等材料，并燒掉了這些文件。任弼時要求四方面軍來的干部只準講團結，不準講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不準講一、四方面軍之間的問題。張國燾派人向任弼時提出“兩個方面軍首先應該一致”，任弼時回答：“唯有在十二月決議（即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基礎上才能一致！”張國燾要召開黨的會議，任弼時提出：“報告哪個做？有爭論結論怎么做？！”張國燾又說要召開兩軍聯席會議，想以多數壓少數。任弼時堅決抵制：“不能以多數壓少數！”他警告張國燾：“紅二方面軍全體指戰員對黨中央、毛主席有最高的信仰。二方面軍干部從來不盲目服從。你如果要強迫他們反黨，那他們就會要翻臉，他們是不認識你的。”

任弼時與朱德等同志一起，做好了二、四方面軍的團結工作。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甘肅省會寧縣勝利會師。

寬厚待人，精誠團結

駱駝完全融入駝隊，群集性強，為著共同目標同心同向同行，相守相伴，有護群性。

任弼時胸襟開闊、光明磊落，為人寬厚、待人真誠，不擺架子、關心同志。

對于同志們的缺點，任弼時從不發脾氣訓人，而是耐心說服，循循善誘；和干部談話，從不隨意打斷別人，而是認真傾聽再發表意見。他常用商量的口吻說：“你看這樣好不好？”“是不是這樣的？”有一位隨任弼時工作多年的同志說，“在任弼時同志面前，慌張的人會變為鎮定的人，軟弱的人會堅強起來。”

1933年初，博古等臨時中央負責人到了瑞金。在執行“左”傾路線的博古眼中，任弼時的工作是保守的，于是以“加強省委工作”為名，免去了任弼時中央局組織部長的職務，調任湘贛省委書記。當時，湘贛省委原書記王首道被王明路線打成“右”傾保守主義，并被撤銷職務，多次進行大會斗爭，被調到白露、袁州一帶搞基層工作。由于環境很苦，王首道手腳生瘡，又患了瘧疾。還有許多同志被亂抓亂殺。

任弼時反對這種做法，在省委會議上強調指出：“抓人殺人都要有確鑿的證據，殺人必須經過省委的批準。”任弼時進行調查研究，傾聽了王震等同志的意見，采取慎重態度，保護了王首道、張啟龍、張平化等一批同志。1979年4月30日，王首道寫下《寄弼時》：“我在湘贛邊，心疑‘左’勢凌。大禍從天降，蒙誣被罪刑。君獨能兼聽，廣納同志評。為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

1934年秋，任弼時率紅六軍團西征途中，每當開會，大家喊他任政委。任弼時馬上說：“不要叫我這個職務，叫我任弼時同志，或者任胡子，在革命隊伍里我們都是同志啊。他告訴身邊工作人員，革命隊伍內不論上級下級、干部戰士，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關系。”

1936年7月在長征途中，任弼時同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時任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主任傅鐘竟夜長談。他帶傅鐘去紅軍司令部機要科看電報，并說：“凡我看過的你都可以看。”看過紅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后的來往電報后，任弼時再次找傅長談。他明白地說：“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他還誠懇地說：“按照列寧的黨性原則，我們不是不參加黨內斗爭，必須考慮到，我們是拿槍的，彼此都帶著隊伍，意見有分歧不好搞斗爭的！我們還在長征途中，艱難困苦，人間罕見，團結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為民服務，開拓奮進

駱駝總是矗立沙漠，凝神遠眺，昂首闊步開拓新路，默默無聞負重前行。

任弼時經常深入群眾了解情況和問題，并幫助解決；工作能力極強，富有開拓精神。

1934年8月，任弼時率領紅六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向湘鄂川黔邊界地區進軍。每到一地，任弼時總是派人把老鄉喊來閑敘家常，了解人民生活的疾苦。他從老鄉家里有幾口人幾畝地，一直問到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保安團”有哪些壓迫，同時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

解放后，任弼時最愿意聽同志們講人民群眾的生活情況。他常說：“不合情理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哩。”他經常教育子女：“你們吃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負人民對你們的希望，將來一定要為人民做事。”

1937年8月25日，紅軍總政治部改為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10月下旬，任弼時和鄧小平要求總政治部組織科長王平到河北發動群眾，開辟抗日根據地。任弼時強調：“貫徹上面的方針，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發動群眾抓武裝。要大刀闊斧的干，不要像繡花一樣；再一條就是抓政策，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我們的眼睛要看得遠，現在我們搞的是抗日根據地，將來，這些地方就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前沿陣地。”

1945年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宣布開幕。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成為五大書記之一，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全票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是44名中央委員中4位獲全票者之一。

任弼時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做出了重大貢獻。七大的籌備工作是在任弼時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付出了五年的心血。他負責組織對代表的選舉、審查、接待，準備大會的各種文件，選擇大會的會址。任弼時還參加起草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任弼時一貫強調，要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選拔和使用人才。他指出，在重要的領導和執行機關中，一定要配備有工作能力和黨性堅強的干部。這些干部必須能夠在黨的路線與政策之下，富于創造精神，善于按照當地群眾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獨立解決問題，獨立地創造事業；對于那些不稱職的或不適當的干部，必須加以調動，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他，或者給以訓練、培養，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

1949年2月，蘇聯領導人米高揚訪華時評價任弼時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經驗的領導者，一位有涵養、有政治修養、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任弼時在大會上發言：“我們要提出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新中國的建設的口號,反對那種以為戰爭結束可以享福的論調。要認識到建設新中國需要經歷艱苦的路程,它比戰爭還要復雜。”

艱苦奮斗，廉潔奉公

駱駝不講究生活條件，以食駱駝刺、仙人掌為主，能適應艱苦環境，付出多、貢獻大，但獲取極少。

任弼時遭受電刑時傷及心臟，加上長期勞累，導致身患高血壓等多種疾病，但仍堅持投入工作，且公而忘私、率領家風。

1928年底任弼時受刑出獄后，組織決定讓他休息一段時間，妻子陳琮英也勸他休息。他說：“我在牢里已經休息夠了，現在要抓緊工作，把坐牢耽誤的時間補回來。”有時深夜三、四點鐘才回家。陳琮英問他：“你哪里來的這股勁，怎么不知道累呢？”任弼時答道：“從牢獄里來的。”

長征途中過草地時，糧食嚴重缺乏，野草也被吃光。任弼時帶頭吃皮帶，煮了一個多小時，他幽默地說:“差不多了，咱們吃牛肉吧”,說完開始吃起來。

1947年底，任弼時拖著病軀和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陜北。毛澤東后來說：“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后，在陜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在兩個窯洞里指揮了全國的戰爭。”

1938年2月，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在延安鳳凰山窯洞前

中央移駐西柏坡后，任弼時與毛主席等人徹夜不眠研究全國戰局。醫生多次告誡他必須臥床休息，他卻說：“我們要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建立一個新中國，有多少事情急需辦啊，我能躺得住嗎？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往北平時，有關部門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參加入城閱兵式。任弼時反對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

任弼時經常對陳琮英說，要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傳統。那時是實行供給制。任弼時在極其繁忙的情況下，也沒有忘記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常常問陳琮英，菜金有沒有超過標準，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規定領取？不許為他搞特殊，也不許家人搞特殊。他告誡家人要注意節約，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經常囑咐孩子們：一定要節約水電，電燈要人走燈關；自來水用時不要開得太大，用完要關緊；不要在墻上隨便釘釘子掛衣服；窗戶開了，一定要鉤好，不然風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1949年10月1日，任弼時因病未參加開國大典，當聽到開國大典的禮炮聲時，他笑了。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時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同工作人員交談即將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有關問題，之后伏案查看朝鮮戰場形勢圖至深夜。25日晨7時，突患腦溢血，血壓二百三十。10月27日12時36分，任弼時溘然長逝，時年46歲。

駱駝已經遠去，駝鈴依然清脆——“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這是1921年5月任弼時在啟程赴蘇時寫給父親的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