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榮：從中共金家堤支部的成立到湖南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論湖南早期農村黨組織發展的重要歷史作用
1924年6月15日，益陽縣蘭溪鄉（今益陽市赫山區）成立中共金家堤支部，這是中共湘區委領導成立的湖南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也是全國最早的農村黨支部之一。建立中共金家堤支部，為湖南早期農村黨組織發展“開了一個好頭”，在湖南黨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金家堤支部帶動下，一批湖南早期農村黨組織先后建立，有力推動了黨在湖南領導的農村革命斗爭進入嶄新歷史時期。隨著農民協會迅速發展，農民運動蓬勃興起，湖南逐步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金家堤支部點燃了湖南農村黨建的星星之火，創造了黨在農村地區領導建立基層黨組織的成功經驗，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嘗試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共金家堤支部是中共湘區委領導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標志著湖南黨組織發展工作從城區擴大到了鄉村
圍繞組成大的“群眾黨”任務目標，中共湘區委所轄最早基層黨組織主要建立在學校、工廠、礦區、鐵路集中的城區。重視支部工作，是無產階級政黨加強黨的建設的一貫經驗和做法。中國共產黨強調“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自建黨之初就致力于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和基層嚴密的組織體系。中共二大要求全國各地黨組織按照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要求，深入廣大群眾中建黨，提出了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建黨先驅“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一大以前8個早期黨組織，無一不是建立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大中城市。一大前后各地小組中，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原本就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三大以前，毛澤東領導湖南的黨組織創建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中共湖南支部（湘區委）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對加強地方黨組織建設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積極、慎重地發展地方黨組織。最早成立的基層黨組織，大多是在知識分子集中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湖南自修大學、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等本省院校之中，以學生和知識分子黨員為主。按照共產國際“任何一個共產黨，如果它在工廠、礦山、鐵路等等中沒有建立起鞏固的基層組織，就不能算是一個力量強大的、組織嚴密的群眾性的共產黨”的指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組織黨員深入工廠、礦區、鐵路，在工人中辦夜校、讀書班，培養積極分子，發展建立黨的組織。至1923年11月，中共湘區委下轄16個支部，3個小組，主要建立在長沙、安源、衡陽、水口山、岳陽等地。
認識到在農村中加強黨組織建設的重要性，中共湘區委領導建立金家堤支部，使湘區基層組織發展工作由城區擴大到鄉村。1923年9月，岳北農工會豎起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一面旗幟，為湖南乃至全國的農民運動點燃了火種。從黨領導岳北農工會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既看到農民組織起來的壯烈舉動“比較香港海員和京漢路工的罷工，并無遜色”，也深刻認識到斗爭失敗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們的同志在農村中尚無深的根基”。二七慘案后，湖南水口山工人俱樂部遭遇武力解散，湖南自修大學及附設補習學校被查封，湖南革命斗爭形勢由迅猛發展轉入低潮。面對城市中工人運動力量相對薄弱，而軍閥統治過于強大的現實，中共湘區委認識到廣大農村也是革命的重要戰場，必須在農村中加強黨組織建設。1923年11月，共產黨員歐陽笛漁受中共湘區委派遣，回家鄉益陽縣蘭溪鄉著手創建黨組織工作。1924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益陽縣蘭溪鄉金家堤特別支部成立。發展了8名黨員后，6月，經報請中共湘區委同意，直屬于中共湘區委領導的中共益陽縣蘭溪鄉金家堤支部成立。這是湖南農村最早建立的黨組織，標志著湖南黨組織發展工作由城區擴展到農村。
中共湖南區委領導在農民中大力發展黨員，以富有開拓性的組織工作，使“湘區黨的組織工作為各地之冠”。1925年11月，中共湘區委改稱中共湖南區委時，湖南區委下轄的黨組織中，已建立起中共金家堤支部、中共八疊鄉支部、中共韶山支部、中共銀田支部、中共清泰支部等一批早期農村黨支部。中共湘區委認定“我們黨的基礎，在鄉村中是要建筑在貧農上面……我們必須介紹貧農加入，必是這樣，才能在鄉村中建筑我們黨的廣大基礎”，作出《關于農民運動議決案》，呼吁全省從事農民運動的共產黨員“時刻不忘在農民中發展我們的組織”。為加強黨在農村發展黨組織的工作，中共湘區委按照制定的《發展黨在農民中的組織計劃》，在廣大農村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組織工作。到1927年2月，全省黨員已達6000人，其中農村黨員1759人。馬日事變前，湖南黨的基層組織遍布全省，建立31個地方執委會或縣委，黨員人數2萬余人，成為全國黨員人數最多、黨的組織分布最廣的省。
在湘區各級黨組織的積極引導下，農民被組織發動起來，農民協會迅速發展
充分利用國共合作聯合戰線，領導制定正確的農民運動斗爭策略和方法。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中共湘區委認真研究中共中央《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文件精神，確保了中共湘區委在幫助建立國民黨湖南省黨組織和領導農民運動的過程中始終處于領導地位。1925年10月，黨中央發布《告農民書》，同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通過綱領性文件《關于農民運動議決案》，明確全省農民運動奮斗目標和秘密時間的斗爭策略，既為全省農民運動發展制定了正確階級路線，也為《湖南農民運動實施綱要》和《對湖南農民運動的宣言》的制定、發表提供了遵循。《對湖南農民運動的宣言》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的普遍愿望和最迫切要求，是全省工農運動的政綱。1927年2月，中共湖南區委、國民黨省黨部、省政府與工農商學等群眾團體代表舉行聯席會議，制定了《湖南省行政大綱》，將農民利益切身相關問題列入其中，要求全省工、農、商、學、兵、政、黨共同遵循。
迎接農民運動高潮，加大農運骨干的培養和選派力度。農運骨干是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對全省農運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大革命時期，湖南各級黨組織致力于造就農民運動人才，以便更好地開展農村運動，教育農民。為了養成農民運動人才，1924年6月，中共湘區委發起組織農民通訊社，出版《農民通訊》周刊，8月在湘江學校創立農村師范部，300多名師生后來幾乎全部投身農民運動。為了壯大農運干部隊伍，中共湘區委先后3次選派91名黨、團員赴廣州農運講習所學習，學員回鄉后，與城市工人、學生中的積極分子、黨團員一道，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運特派員或其他合法身份被派往農村。據1927年1月的統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派遣的203名農運特派員中，有共產黨員182人。為了提高農運干部素質，中共湖南區委還以省農協、國民黨湖南省黨校的名義開辦農運講習班，并要求“各縣農協設法開辦農民培訓班”。僅寧鄉一縣，就培訓農運骨干2000人。據相關統計，當時中共湖南區委通過各級組織培養了數以萬計的農運干部。
加強黨對農民協會的領導，積極發動組織農民踴躍參加農會。岳北農工會是湖南農民運動的先聲。以中共金家堤支部、中共韶山支部為代表的湖南早期農村黨組織建立后，迅速投入發動農民參加農會的工作。毛澤東領導創建中共韶山支部、中共銀田支部，在韶山、銀田寺成立了20余個鄉秘密農民協會。中共金家堤支部成立后，領導組建益陽境內最早的鄉農會——蘭溪金家堤農民協會，擁有會員100余人。中共八疊鄉支部不僅領導建立了八疊鄉農民協會，還成立其他鄉農會，很快發展會員5000余人。然而，由于反動勢力過于強大，1926年4月以前，全省27個縣僅建立秘密農民協會。北洋軍閥被趕出湖南后，農民協會開始具備公開活動的條件，中共湖南區委利用有利政治形勢，加快發展秘密農協的進程，農民運動由秘密走向半公開或公開。1926年11月，全省已有56個縣建立縣農協或農協籌備處，會員136.77萬人；1927年1月，會員激增到200多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達1000多萬人，占全省農民總數的一半多。湖南農民協會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為掀起暴風驟雨般的農村大革命提供了強大保障。
在黨的領導下，湖南農民協會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動搖了封建統治的基礎
領導積極開展支援北伐、打倒土豪劣紳斗爭，要求一切權力歸農會，動搖了封建政治基礎。20世紀20年代，湖南人民長期生活在軍閥政府橫征暴斂、地主豪紳兇殘剝削、帝國主義無恥壓迫之下。北伐戰爭的序幕揭開后，湖南黨組織迅速發動工農群眾投身支援北伐戰斗。葉挺獨立團出征以來，攸縣黨組織發動農民武裝參加戰斗，安排農民向導隊帶獨立團夜間行軍，給獨立團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北伐軍向長沙進軍，中共湖南區委不僅發動工農群眾參與帶路、偵察、運輸、救護等工作，還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戰……在中共湘區委領導下，湖南農民為北伐軍勢如破竹地順利進軍奠定穩固基礎，為推翻趙恒惕政府在湖南的封建統治作出突出貢獻，受到了“農民協會組織尤為完善，將來革命成功，湖南當推第一”的盛贊。北伐軍過境湖南后，湖南農民政治地位不斷提高，農民協會開始具有公開活動的條件，出現迅猛發展的新形勢。各地黨組織領導建立各級農協，第一個行動就是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從政治上把他們的威風打下去，樹立農協的權威，農村中地主政權逐漸瓦解。在許多地方，農會成為唯一的權力機關，瀏陽等少數縣，甚至開始建立由人民選舉的民主政權。中共湖南區委發出“如何實現鄉村民主政權”的通告，將湖南省政府和各團體代表聯席會議上通過的《湖南區鄉自治條例》等文件寄發各地黨組織，要求各地接到后立即照此草案建立鄉村自治機關。全省各地黨組織積極投入領導籌建區、鄉自治政權工作，鄉村中無政府狀態逐步改變，貧農專政的農民協會開始向聯合戰線的區、鄉自治政權過渡。
領導積極開展平糶阻禁、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斗爭，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沖擊了封建經濟基礎。湖南是北洋政府時期全國佃農、半佃農最多的省份。失地農民多，農村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民不堪重負，是湖南農民運動風起云涌的根本動力和重要社會經濟前提。湖南各地黨組織早在組織秘密農協的過程中，就領導農民開展了一些平糶阻禁、抗租抗債和反對苛捐雜稅的小規模經濟斗爭。斗爭勝利后，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被激發起來，為開展大規模經濟斗爭作了一定準備。根據中共湖南區委第六次代表大會制定的《農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經濟要求》，各地農協一邊領導農民開展經濟文化建設，一邊組織農民開展減租、減息、減押，廢除苛捐雜稅、查處豪紳逆產浮財的斗爭，取得了輝煌成果。隨著革命浪潮的高漲，農民開始以各種方式提出并開始要求解決土地問題。1927年春耕，長沙近郊農民率先實行減租，并準備清丈田畝，秋后分田，其他地方農民也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中共湖南區委認定農民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要完成國民革命，非使農民參加不可，也就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肯定和支持農民的自發實踐。中共湖南區委通過指導當地農會，成立了部分區、鄉土地委員會，領導農民自己動手，清丈田畝、平均佃權、插標分田，進行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斗爭嘗試。
領導積極開展破除族權、神權、夫權的斗爭，破除了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隨著農村中地主政權的土崩瓦解，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族權、神權、夫權也搖搖欲墜，許多農民認為信天信神不如信農會。在許多地方，廟產、祠堂公產成為農會經費，廣大婦女提出“打倒三從四德”“實行男女平等”“實行放足剪發”“反對買賣婚姻”等口號，全省鄉村開展了掃除封建惡習、改造社會風俗的斗爭，農村中出現了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新風氣。隨著農民運動的深入開展，農民學習文化知識的愿望日益強烈。各地農協因勢利導，一是利用廟宇、祠堂作校址，創辦大量農民夜校，普及農村教育。按照湖南省農協教育部擬定的《農民教育計劃大綱》要求，各地農民學校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使農民文化程度迅速提高，如瀏陽縣80%的鄉村辦了農民夜校，上夜校的農民達2000余人。二是積極推動教育改革，更新教材內容，加強教師培訓，向農村學生灌輸新文化、新思想，激發學生革命反抗意識，改變了舊學校教學內容“不太合農村的需要”和“教師態度亦多與農民隔絕”的狀況。三是采取各種方式擴大對農民的宣傳力度，各級農民協會均設宣傳部，通過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在農民中普及文化教育，讓“打倒列強”“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口號深入人心。
領導積極開展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的斗爭，壯大了農會的聲勢，打擊了封建勢力的囂張氣焰。北伐軍將北洋軍閥逐出湖南，但并未消滅地主的團防局。農民協會初建之時，不少團防局長抗拒改組命令，向農協發動進攻，殺害農會干部。廣大農民參與北伐戰爭后“得了許多武器和作戰經驗”，他們均需要武裝團結，推翻從前壓迫他們的團防局。中共湖南區委領導農民按照各地實際情況，分別采取競選團防局長、控制團防武裝、收編改編地主武裝、建立梭鏢隊武裝奪取等方式，鏟除了地主武裝。全省發動農民運動的地方，大多發展了梭鏢隊，有力壯大了農會聲勢。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建立農民自衛軍成為當務之急。中共湖南區委按照中共中央關于“鄉村中的武裝必須統一在農民手中”的要求，明確提出建立農民自衛軍是“最緊要的工作”，對各縣農協組織農民自衛軍作出明確指示。各地農協按照中共湖南區委指示要求，接管或奪取團防局槍支。到1927年5月，全省有30余縣建立了農民自衛軍或工農義勇隊。中共湖南區委領導發展農民武裝，在打擊封建勢力囂張氣焰、打擊各種破壞活動、維護社會治安、保衛農民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認識到湖南農民運動的正義性，認定“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動搖了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治根基，給社會各階層造成了巨大震動，也因此遭到國民黨右派、封建地主豪紳和其他反動勢力的詆毀和破壞,他們污蔑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土匪行為”“糟得很”，掀起了一股攻擊和責難農民運動的反革命逆流。共產黨內一些人也片面認為農民運動“過火了”。在暗潮涌動的緊要關頭，毛澤東為答復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非議，取得對農運的第一手資料，以事實擊退黨內外攻擊農運的逆流，對湖南農民運動展開為期32天的考察。這次考察，是關系到解決中國革命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一次重要考察。通過考察，毛澤東用調查得來的事實痛斥了各種懷疑指責，側面揭露了黨內右傾思想的錯誤，高度贊頌了農民運動的偉大功績：“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通過調查，他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有了深刻把握，對廣大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深刻洞察，更加堅信“農民要革命”“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更加堅信農民運動是國民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
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認定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抓住了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出身農民家庭，青年時代多次深入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很早就關注中國農民問題。他領導創建發展中共湖南支部（湘區委）、領導湘區工人運動，從人口基數、革命性、經濟比重等角度逐步認識農民也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回韶山養病，潛心研究農民問題，領導建立中共韶山支部，領導韶山農民運動實踐，直觀感受農民中階級斗爭的程度，發現農民身上蘊藏的強烈的革命欲望和潛在的革命力量，對農民問題的認識不斷趨于理性、成熟。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明確指出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他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對農村各階級再次進行細致分析，認定貧農才是“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農村中的革命先鋒，作出“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的光輝論斷，牢牢抓住了農民問題這一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至此之后，農民這一決定中國命運的核心力量得到確認。
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提出農民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為即將到來的土地革命作了思想動員。毛澤東早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就初步提出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的觀點。隨著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北伐軍勝利進軍、革命浪潮高漲、農協勢力驟然大增，土地問題日趨迫切。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李維漢匯報中共湖南區委的意見，認為從湖南農民發展的趨勢看，應該著手解決土地問題，這一意見得到毛澤東的贊同，但因國民黨右派壓力，解決問題被擱置下來。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對農民自發武裝起來建立農民政權，從政治上、經濟上打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新鮮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他鮮明指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至此之后，毛澤東認定“土地問題必須解決，解決土地問題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七一五政變后，他留在政治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以中共中央、中央農民部名義發出《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文件，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已進到一個新階段——土地革命階段。”
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要求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和農村革命武裝，逐步認識“上山”可能是中國革命的必然選擇。通過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認定“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提出“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強調必須建立農會的絕對權力，加強農民武裝，“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以暴力斗爭打倒土豪劣紳等反動勢力,建立農民武裝和農民政權，為推動中國革命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基于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的深刻把握，對廣大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洞察，對建立農民武裝和農民政權重要意義的深刻認識，大革命失敗前后兩個多月時間里，毛澤東先后6次勇敢而堅定地提出“上山”主張，在八七會議上多次發言，確切闡明了土地問題、武裝斗爭、奪取政權與黨的領導四者間的關系，并在發言中對黨過去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提出批評意見，鮮明指出黨要非常注意軍事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為黨積蓄革命力量、探索革命新路提供了有效途徑和正確出路。
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就和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站在了一起，卻經過重重血與火的淬煉、生與死的洗禮才最終領悟了“依靠農民”的真諦。從創立中共金家堤支部發端，湖南農村早期黨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農民運動蓬勃興起，掀起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村革命大風暴，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打擊了幾千年來封建勢力的統治基礎。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時刻，浩浩蕩蕩的歷史大勢與點化時代的真理力量相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憑借著對中國歷史最深刻的洞察，對中國命運最精準的把握，勘破了真理，從廣袤農村中找到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革命道路，引領出“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的時代強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要振興，關鍵是把基層黨組織建好、建強。基層黨組織要成為群眾致富的領路人，確保黨的惠民政策落地見效，真正成為戰斗堡壘。”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善于運用和借鑒以中共金家堤支部為代表的湖南早期黨組織建設形成的寶貴經驗和做法，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抓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須臾不可放松，沿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堅定前行，努力為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湖南篇章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院長）
來源：《湘潮》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