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槍聲 ——紀念“平江慘案”85周年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楊森執行蔣介石的密令，突襲新四軍平江通訊處，將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新四軍上校參議涂正坤等六名同志殘忍殺害，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

合 作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全民族抗戰爆發。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17日，黨中央派出周恩來等到廬山與蔣介石舉行國共合作談判。同時指示各地黨組織，迅速地切實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湘鄂贛省委堅決執行黨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進行多次談判。

1937年7月15日，湘鄂贛省委派出傅秋濤、涂正坤、鐘期光、劉玉堂，與國民黨武漢行營代表在平江縣麗江口陳家大屋進行第一次談判。省委提出四項合作條件和五條停戰條件，對方僅接受停戰條件。

7月18日，雙方在平江縣嘉義鄉關帝廟繼續談判。談判開始，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宣揚“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一個主義（三民主義）”的謬論。傅秋濤嚴正駁斥：“你有你的國民黨，我有我的共產黨；你有你的領袖蔣介石，我有我的領袖毛澤東。你不要來這一套！”

7月20日，雙方在瀏陽縣城進行第三次談判。雙方商定：釋放在押政治犯；在瀏陽建立我方辦事處；紅軍部隊集中，番號改為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游擊支隊。

8月29日，黨中央和中共中央長江局派董必武主持在武漢行營的談判，湘鄂贛省委亦派代表參加。雙方達成協議：1.湘鄂贛紅軍游擊隊以平江嘉義為中心進行集結；2.湘鄂贛紅軍游擊隊暫改編為抗日紅軍游擊支隊，由傅秋濤任司令，劉玉堂任副司令；3.軍需供給由武漢行營按月發給，承認每月發餉1萬元。至此談判成功，湘鄂贛邊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

10月，黨將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等南方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游擊隊分別集中，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下轄4個支隊，全軍約1.03萬人。湘鄂贛地區的抗日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傅秋濤任第一支隊副司令兼第一團團長，江渭清、張正坤任副團長，鐘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湘鄂贛省委改為湘鄂贛特別區委員會（簡稱“特委”），屬長江局領導。

留 守

1938年2月3日（農歷正月初四），傅秋濤率第一團1100人，攜步槍210多支、輕機槍3挺、馬刀730把，從嘉義出發，開赴皖南抗日前線。

部隊開拔后，考慮到戰士絕大部分是平江人，家屬和傷病員必須有人安置和治療；奔赴抗日前線軍人家屬的生產、生活和安全必須得到安排和保障；部隊剛剛下山，過去扯借了地方群眾的款項必須有人籌還。由此，新四軍軍部在平江縣嘉義鄉設立新四軍駐平江留守處（簡稱“留守處”），1939年4月改稱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簡稱“通訊處”）。留守處借住在小鎮中段“億昌藥號”，特委和留守處一起辦公。

留守處成立后，黨的同志對外有相應的職銜：湘鄂贛特委書記涂正坤（1897年10月生，湖南平江人，1939年2月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為新四軍上校參議；特委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黃耀南（1905年10月生，湖南平江人）為留守處少校主任；特委組織部長羅梓銘（1907年2月生，湖南瀏陽人，1939年2月任特委書記）為八路軍少校副官；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1909年5月生，湖南平江人）為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少校秘書；特委秘書長吳淵（1898年12月生，江蘇如東人）為留守處秘書主任；特委財務負責人吳賀泉（1901年12月生，湖南平江人）為留守處軍需；特委機要員兼婦女干事趙綠吟（1916年6月生，湖南岳陽人）對外稱家屬。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平江慘案遺址（新四軍平江通訊處舊址）

特委和留守處在遠離中央、遠離主力部隊和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積極開展工作。他們首先整頓和發展各級黨組織，舉辦黨員骨干訓練班12期，培訓縣區鄉骨干100多人；舉辦黨內刊物《黨的工作》。湘鄂贛邊區黨組織有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全區18個縣有15個縣建立縣委，成立53個區委，340多個支部，發展黨員5000余人。

特委和留守處利用各種場合向群眾、士兵宣講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涂正坤、羅梓銘等多次深入群眾集中的屋場進行宣講。留守處協助平江縣委在縣城開辦“大眾書店”，大量發行《新華日報》等進步書刊報紙。邊區各縣縣城辦起《老百姓壁報》，經常刊登黨中央、毛主席關于抗日救亡的方針、指示。

留守處發動青年參軍，奔赴抗日前線。轄區接連出現父母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送的熱潮。涂正坤把獨生女涂豐云送到皖南抗日前線。全區先后動員400多名青年到部隊。留守處還動員一批青年到國民黨部隊當兵。當武漢失守、鄂南失利時，留守處主動擔負接待安置國民黨散兵、傷員的任務。

特委和留守處按照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的“改良人民生活”的要求深入發動群眾，通過復雜艱難、有理有節的斗爭，在很大一部分縣實行減租，迫使當地政府取消加重群眾負擔的“破路捐”；組織干部幫助群眾發展生產、興修水利；開展換工互助、調劑耕牛，對抗日軍人家屬和無勞力戶實行幫耕幫種。

密 謀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廣州、武漢后，全民族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

日本侵略者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逐漸將主要兵力用于打擊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政府，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隨之，蔣介石對共政策發生重大轉變。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作出了“與共產黨作積極斗爭”的反動決議，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并設立專門對付共產黨的機關——“防共委員會”。以后又陸續發表《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從此全國各地大搞反共摩擦活動。

是月，蔣介石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從皖南前線調到平江，名曰抗日，實則專門監視對付共產黨和留守處。

集團軍總部移駐平江后，立即進行反革命串連。不久，又將總部由縣城附近甲山移駐離嘉義僅二十多里的長壽街。楊森與國民黨平江縣黨部書記長劉佛思、嘉義鄉長楊注本、集團軍政治部主任莊文炳、參謀長邵陵、副官處長唐宋元結成反革命同盟，多次進行陰謀策劃。

1939年6月初，蔣介石秘令楊森：“共產黨在嘉義暗中活動，阻撓抗戰，速將新四軍駐嘉義留守處人員黃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決”。

楊森差人秘密繪制通訊處周圍地形圖和軍事進攻路線圖，調一個營牢牢控制通訊處對面兩個山頭的碉堡，對嘉義集鎮實行軍事封鎖。

之后進行具體部署：由九十二軍軍長李仙洲指揮行動，特務營營長何學植具體執行，調特務營二連連長余啟佑率全連，調排長劉紀容帶領重機槍排參加，又從三連調20人，各配手槍1支，和軍特務營中尉偵察員張紹奇，于6月11日借加速破路為名趕到嘉義，并規定行動暗號——“把部隊帶回來”。

何學植到嘉義后，以駐防為名，暗將通訊處包圍。二連一排駐嘉義上街，封鎖通訊處的左邊；二排分散在通訊處對面；三排守嘉義下街，封鎖通訊處的右邊。通訊處后面是汨羅江，墈高水深，他們用九挺機槍封鎖河對面。這樣，對通訊處形成內外兩層的嚴密包圍。

暗 槍

1939年6月12日上午，為了防止日寇汽車、騎兵長驅入境，涂正坤帶領通訊處干部和當地群眾加速挖破平（江）修（水）公路。中午，由于連日破路，大家十分疲勞，大多已經午睡，但涂正坤還在住室和幾位來訪群眾低聲交談。

下午3時，張紹奇來到通訊處駐地，急促走進涂正坤的住房，畢恭畢敬地通知涂參議到鄉公所商量抗日緊急事宜。涂正坤以抗日大局為重，立即告辭群眾，跟著張紹奇走出通訊處的大門，向右邊直奔鄉公所去。

涂正坤烈士（1897—1939）

當涂正坤走到二十多米遠的“秀記”雜貨店時，張紹奇干咳一聲從身后溜走。“呯！呯！”兩聲槍響，埋伏在右邊側巷的三連一排上士班長孫佳慧從暗處向涂正坤開槍，涂正坤當即中彈。方知遭敵暗算，于是用盡全力高呼：“不準破壞抗戰團結！”話未畢，便倒在血泊之中。

槍響后，張紹奇佯裝大喊：“有土匪啊！有土匪啊！”隨著喊聲，埋伏在周圍的便衣特務，一齊持槍沖到街上。小小的嘉義街頓時秩序大亂，街上一片喊聲、槍聲，店鋪立即關門。趁亂之際，一伙暴徒沖進通訊處。

通訊處通訊班長吳干成向羅梓銘請示：“打不打？我們還有十多支槍，干脆和敵人拼了！”羅梓銘考慮抗戰大局，加上敵眾我寡，又無準備，便說：“不要打，同他們進行說理斗爭！”話音剛落，匪徒們一擁而入，解除通訊班的武裝。

接著闖進室內抓人、劫物，把通訊處的同志趕至通訊處救亡室。其中一個匪徒氣勢洶洶地質問：“你們誰負責的？”吳淵挺身而出，憤慨斥責：“我負責的！你們要干什么？你們為什么要槍殺抗日戰士？你們為什么要破壞團結抗戰？我要控告你們！”暴徒們不由分說，上前捆綁吳淵。

吳淵怒不可遏，繼續憤怒抗議暴徒殺害抗日戰士、破壞抗戰的罪行。匪徒們將其捆綁后帶出通訊處大門，吳淵面對街上群眾，乘機高喊：“我要控告你們破壞團結抗戰的罪行！”匪徒害怕群眾了解真相，不等他喊完，即將他槍殺在通訊處左邊幾步遠的“萬壽宮”門口。

羅梓銘、曾金聲等親見自己的同志橫遭慘殺，悲憤欲絕，義正辭嚴進行質問和抗議。暴徒們將他們五花大綁，接著翻箱倒柜，捅天窗、撬地板，將通訊處洗劫一空。劫走銀洋2600元，步槍2支、駁殼槍6支、手槍6支、子彈1000余發、手榴彈8枚，電話機2部、油印機1臺、軍服若干件。

當晚，國民黨匪徒用捆綁吊打等酷刑，非法審訊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綠吟，要他們供出黨組織及黨員名單。四人堅貞不屈，堅決斗爭，敵人一無所獲，惱羞成怒。

深夜12時左右，何學植、余啟佑執行楊森的命令，將羅梓銘等四人押往集鎮東邊200米的虎形嶺。同志們知道敵人要下毒手卻害怕群眾知道，為了揭穿陰謀，他們面對浩蕩夜空，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畢業于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年僅23歲的趙綠吟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她放開歌喉激情高唱抗日救國軍歌：“槍口對外，齊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殺自己人！我們是鐵的隊伍，我們是鐵的心！維護中華民族，永做自由人！”

羅梓銘等四烈士犧牲處——嘉義烈士陵園昭后亭

口號聲、軍歌聲震蕩夜空，經久不息。國民黨特務做賊心虛，驚恐萬狀，害怕走漏風聲、陰謀敗露，急忙將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綠吟四人推入一個數丈深的廢棄淘金井中，向井下齊開數槍后，予以活埋。

聲 討

平江慘案發生后，國民黨反動派害怕我黨追究責任和激起民眾公憤，一方面制造借口，千方百計掩蓋事實真相，推脫罪責；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對我黨加以“莫須有”的罪名。

慘案發生當晚，余啟佑奉命向士兵訓話：不準講在這里抓了人、殺了人，如有走漏風聲，要敲斷你們的雙腿……

第二天，何學植依楊森旨意，作了一番所謂的“調查”后，在萬壽宮門口召開群眾大會說：據調查，此事是因為新四軍留守處收留了我方逃兵，我方與逃兵發生沖突。余連長在追捕逃兵時，誤傷涂正坤參議。為嚴肅軍紀，現將余啟佑扣押，送交總部處理。

其實，余啟佑被帶回長壽鎮后，由上尉提升為少校，不久保送進國民黨高級軍事教育班受訓，畢業后接任特務營長，后又提升為貴州保安團團長等要職。

案發當日，黃耀南身處平江縣城，幸免于難。在敵人嚴密監視和搜捕下，黃耀南一面發動群眾做好善后工作，一面想辦法向黨中央報告慘案的事實真相。6月15日即在長壽印刷廠印刷了2000字的《快郵代電》數百份，于16日從江西投郵，寄往全國各地。

《快郵代電》在嘉義街上張貼后，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得以暴露。楊注本又召開大會，強作辯解：前日之事，是留守處運走了國軍的槍支，抗拒不交，與國軍發生了沖突。這是他們軍隊上的事情，你們老百姓就不要管這些了。楊注本的解釋與何學植的說法并不一致，還相互矛盾，更加激起群眾的憤慨。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門外公共體育場，舉行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集會，延安各界人士萬余人參加。毛澤東同志發表《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

毛澤東開宗明義指出：“今天是八月一日，我們在這里開追悼大會。為什么要開這樣的追悼會呢？因為反動派殺死了革命的同志，殺死了抗日的戰士。現在應該殺死什么人 ？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者！”他一針見血直擊根本：“殺抗日的人，這是什么意思？這就是說：中國的反動派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準備投降，所以先殺抗日軍人，先殺共產黨員，先殺愛國志士。這樣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里滅亡。”

毛澤東在演說結束時強調：“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演說中，毛澤東4次提到“平江慘案”，3次提到涂正坤、羅梓銘二位烈士的名字。

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各單位、各界人士200多人敬獻花圈。中共中央的挽詞是：“在國難中惹起內訌，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時猶明大義，天地能知忠烈心。”毛澤東的挽詞是：“日寇憑陵，國難方殷，槍口應當對外；吾人主戰，民氣可用，意志必須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