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英烈·左 權

　　八路軍副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于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十字嶺殉職

　　左權(1905-1942)，乳名自林，號叔仁，字孽麟，在學校曾用名“左紀權”，湖南省醴陵縣平橋鄉黃貓嶺村(今醴陵市新陽鄉黃貓嶺村)人。出身貧寒，世代以租佃地主土地耕種為生，2歲喪父，主要靠母親勞作支撐家庭。8歲入塾啟蒙，9歲就讀于醴陵縣第八國民小學，14歲考取醴陵縣北區聯合高小，1922年春考入醴陵縣立中學。在縣立中學讀書時，曾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校進步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所，通過閱讀《新青年》，《向導》等進步讀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從此立志投身改造社會。

　　1924年3月，左權考入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部長程潛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11月陸軍講武學校并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左紀權編入第一期第六隊，深受周恩來器重。在黃埔軍校中共特別特別支部的關心教育下，他思想上逐步樹立起共產主義信仰。1925年1月，左權經陳賡、周逸群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親自為他主持了入黨宣誓儀式。從此，共產主義信仰“成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準繩”。他與蔣先云、周逸群、許繼慎、李之龍、陳賡等人都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重要人物，通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進行了堅決斗爭。此時，左權開始步入軍事生涯，在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中，作戰英勇，曾任黃埔軍校學生軍(黨軍)教導團排長、連長。6月回師廣州后，左權又參加了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戰斗。7月，在程潛攻鄂軍(后來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衛隊任連長。10月，參加了徹底消滅陳炯明的第二東征。

　　由于作戰勇敢，忠于職守，左權于1925年11月被中共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鄧小平、楊尚昆等為同學。1928年轉入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與劉伯承、伍修權等同學。左權學習刻苦，善于思索，“所以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征博引，闡其旨趣”。在蘇聯近五年的時間內，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軍事理論課程。

　　1930年6月，左權與劉伯承、陳啟科等一道奉調回國。9月經廈門、龍巖進入閩西蘇區，初任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竭盡全力加強新型人民軍隊的教育和訓練，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為紅軍培訓了200多名基層干部。11月，當選為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委，12月初任紅新十二軍軍長。1931年初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5月升為參謀處長，開始顯露出較強的軍事指揮才能。12月，受中央軍委派遣前往寧都附近的固村圩，協同王稼祥、劉伯承從事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舉行寧都起義的聯絡指揮工作。隨后擔任紅軍第五軍團(由寧都起義部隊改編)第十五軍政委。

　　1932年3月，第十五軍在毛澤東統一領導下東征福建漳州，并擔任前鋒。4月初左權率部消滅了龍巖前哨之敵，有力地配合了紅一軍團殲滅福建軍閥張貞兩個旅的戰斗，解放了閩南重鎮漳州。25日，任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6月，勝利完成東征漳州的戰略任務后率部回贛南，卻遭受了左明“左”傾路線的迫害，被撤銷軍長兼政委的職務，調職紅軍學校任教官。此段時間，左權翻譯了《蘇聯紅軍中黨的工作教訓》、《蘇聯國內戰爭中之紅軍》、《蘇聯國內戰爭的教訓》等文，撰寫了《軍語解釋》等供紅軍學校學員和干部學習，對提高紅軍的政治、軍事素質起了積極的作用。

　　1933年1月，左權被中革軍委調到總參謀部第一局(作戰局)任作戰參謀，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特別在黃陂殲滅敵軍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的戰斗中，他確定這次戰役的伏擊地點、兵力部署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保證了作戰的勝利。3月，被任命為紅一軍團代參謀長。12月，被正式任命為紅一軍團參謀長。這時，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戰斗頻繁而且極為艱苦。即使幾天幾夜不睡覺，他也從來“沒有表現過倦怠、疏忽、放任和暴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左權和聶榮臻等率紅一軍團為前鋒。11月，他們率部控制了廣東麻坑九峰山要道口，苦戰數日，掩護中央縱隊和后續部隊順利越過粵漢鐵路，渡過湘江。12月在攻打貴州施秉城時，左權身先士卒，指揮果敢，行動迅猛，一舉攻占施秉城，保證了大部隊的順利通過。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等的正確領導下，左權參與指揮紅一軍團四渡赤水、搶奪婁山關和兩攻遵義城的戰斗。5月，在強渡大渡河作戰中，左權任右縱隊司令員，率部在崎嶇的小路中輕裝疾行，出敵不意地直取小相嶺隘口，攻下越西縣城，隨后急行140里越過曬經關，攻占了大樹堡渡口，以佯裝之態勢轉移了敵軍對安順場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護了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的紅一師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最終中央紅軍主力全部通過瀘定橋，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國民黨中央軍。6月，率部與紅四方面軍隊會師后，繼續北上，最先越過草地。9月，與聶榮臻指揮紅二師攻占臘子口天險。10月進占陜北吳起鎮，與徐海東等率領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11月，參與指揮著名的直羅鎮戰役，為紅軍到達陜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1936年5月，左權被任命為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不久，他帥部西征陜甘寧邊境地區和南下策應紅二、四方面軍，曾先后在甘肅東部的曲子鎮、馬嶺殲敵2000余人。9月，率部進入甘肅靜寧、會寧地區，攻克會寧縣城。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1月中旬，左權，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與紅十五軍團一部在山城堡完成了對胡宗南第一軍第七十八師的包圍。21日發起總攻，經過一晝夜激戰，殲敵2個團，胡部的另幾個師也被紅軍兄弟部隊擊敗。山城堡一仗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進犯，穩定了陜北的局面。劉伯承說：“左權同志部署作戰是細致周密的，1936年雙十二事變前夜的陜北山城堡戰斗，就是一個范例。”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改成第十八集團軍)，左權任副參謀長，肩負協助朱德、彭德懷謀略抗戰軍機的重任。9月，左權隨八路軍總部于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不久，參與指揮平型關戰役，首次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增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11月，參與在山西和順縣石拐鎮召開的軍事戰略會議，研究部署開辟五臺、晉西北、晉東南敵后抗日根據地工作。

　　1938年2月，日軍4萬人分三路進攻臨汾，與八路軍總部遭遇。在左權指揮下，總部人員堅持戰斗，待后續部隊趕到，擊退了日軍多次沖鋒，爭取到了三晝夜的時間，使數十個村莊的群眾安全轉移，使國民黨在臨汾、洪洞的軍政機關順利撤退，并使八路軍在臨汾的軍需物資大部分轉運出去。4月初，日軍3萬余人對山西晉東南地區發動九路圍攻。左權根據日軍兵力分散的弱點按照總部的部署，在內線以游擊戰牽制、襲擊日軍，將主力部隊調到外線尋找殲敵戰機，4月15日光復了武鄉縣城，16日又在武鄉縣長樂村布下口袋陣，全殲日偽軍3000余人。隨后，他率軍在張店再殲敵1000余人，收復遼縣、黎城等18座縣城，徹底粉碎了日軍的九路圍攻，奠定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基礎。

　　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此時，朱德、彭德懷赴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由左權主持八路軍總部工作。為了加強軍隊建設，提高指揮能力，是年冬，左權主持召開了晉東南參謀長會議，作了重要講話，并起草了八路軍各級司令部(軍、師、旅、團)暫行工作條例。隨后又翻譯《蘇軍參謀業務》，要求參謀人員既要重視我軍實際，又能從別國的經驗總結中得到啟發。他還根據毛澤東《論持久戰》等著作，結合華北敵后抗戰實際情況，先后發表了《論敵人大舉圍攻晉察冀邊區及晉察冀邊區反對敵人大舉圍攻斗爭之經驗教訓》、《埋伏戰術》、《堅持華北抗戰》、《襲擊戰術》、《論華北戰局形勢的特點和堅持華北抗戰工作中作戰指導與組織上的幾個基本問題》等文，論述了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和游擊戰的戰術原則。他又總結了我軍反“掃蕩”的經驗，寫了《堅持華北抗戰兩周年之八路軍》、《“掃蕩”與反“掃蕩”的一年》等文，分析了進行反“掃蕩”的形勢與作戰方針。這些著作對宣傳黨的抗戰方針政策，提高廣大指戰員的軍事素質，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9年4月，左權在潞城縣北村與劉志蘭結婚。7月，他率領八路軍總部機關直屬隊強渡漳河，進駐武鄉縣磚壁村。10月，左權調集部隊將在北岳地區進行冬季大“掃蕩”的日軍主力包圍于黃土嶺，殲滅其900余人，擊斃日軍中將旅團長阿部規秀，并撰寫了《從打死阿部規秀中將說到日寇圍攻晉察冀邊區》一文，及時總結了八路軍取得勝利的經驗。1940年2月，他兼任八路軍總部在太南地區成立的第二縱隊的司令員。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第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與冀察戰區鹿鐘麟、石友三部糾集在一起，撲向太行抗日根據地。1940年3月上旬，身兼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的左權，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揮部隊在平漢路東西兩側發起自衛反擊戰。經四天四夜激戰，擊潰了石友三頑軍的進攻，全殲朱懷冰等10個團，分催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鞏固了太行抗日根據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軍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的總指揮所設在武鄉縣王家峪村。左權協助彭德懷全力投入作戰指揮，將戰役的整個部署安排的細致周密。連北平日軍的報紙也說：“此次華軍出動之情形，實有精密之組織。”左權不僅謀劃整個戰役的組織、參謀工作，而且還親臨第一線指揮作戰。在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他協助彭德懷出色地指揮了關家垴役，殲日軍第三十六師團岡崎大隊千余人。左權撰寫了《論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百團大戰第三階段的新勝利——從正太破擊戰到關家垴殲滅戰》等文，進行了及時的總結。

　　1941年11月，日軍第三十六師團及獨立混成旅團各一部5000余人向黃崖洞進攻，重點目標是1939年由左權親自籌劃建立的兵工廠。兵工廠每月可生產裝備四個營的步槍和擲彈筒，曾被朱德稱為八路軍的“掌上明珠”。左權領導八路軍總部特務1300余人，頑強堅守陣地，機智勇敢地打退日軍的多次進攻。此仗日偽軍損失千余人，敵我傷亡之比為6:1,“開中日戰況上敵我傷亡對比空前未有之記錄”。中央軍委認為，黃崖洞保衛戰是“最成功的一次，不僅我受到損失少，同事給了敵人數倍殺傷，應作為1941年以來反‘掃蕩’的模范戰斗。

　　左權以高超的軍事素養和軍事理論功底，對八路軍的軍隊建設、軍事理論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與劉伯承合譯的《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與1924年被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列為步兵戰術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要求“今后本軍關于現代步兵戰術的研究，均應以此為藍本“。左權對戰術問題特別是游擊戰術的研究頗有創新，”為中國著名的額游擊戰術創始人之一”。其軍事著述的突出特點是理論聯系實際，結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闡述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具有中國革命戰爭特色的軍事思想原理。在八路軍的軍隊建設中，他對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部隊訓練、軍隊政治工作、軍民關系等，都有獨到的建樹和巨大的成就。左權善于思考、勤于筆耕，撰寫和翻譯了諸多頗具影響的軍事著作。僅在華北敵后五年間即譯著共20余萬字。周恩來說左權是“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謂之為“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2年2月，日軍發動了以山西東部邊境遼縣麻田八路軍總部為目標的“二月大掃蕩”，左權指揮僅有的一個警衛連，與上千日軍激戰兩個多小時，重創日軍。5月，日軍調集3萬余兵力，再次對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的大“掃蕩”，形勢空前嚴峻。八路軍主力部隊當時已轉出外線，合擊圈內能夠應敵的兵力很少，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軍械部、軍供部以及新華日報報社等尚處于敵軍的合擊圈內。鑒于敵我兵力對比懸殊，彭德懷、左權等連日開會研究對策。左權提出：在敵軍分路合擊時，乘隙鉆出合擊圈，當日軍撲空撤退時，伺機殲其一路至幾路。一切部署完畢，八路軍總部各部門于5月23日奉命轉移。

　　24日，日軍合圍八路軍總部，彭德懷和左權迅速指揮總部與直屬隊向東轉移。由于后勤部門對戰爭形勢估計不足，致使數千人馬阻滯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嶺一線，25日遭到數萬名日軍精銳部隊的包圍。彭德懷、左權果斷決定分三路突圍，左權堅決要求由自己擔任掩護和斷后，催促彭德懷趕快轉移。此時，日軍縮緊了對十字嶺的包圍圈，日軍的炮火對準東山坡上的人群猛轟，飛機在上空盤旋投彈，天上、地下火網連成一片。黃昏時，總部機關終于跳出日軍的合圍圈，當左權領導的隊伍沖向敵人最后一道封鎖線的時候，一發炮彈落在他身邊，他不顧危險，高喊著讓大家臥倒。但第二發炮彈旋踵而至，左權的頭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單篇，這位智勇雙全、才華橫溢的八路軍高級將領，血染太行，以身殉國，時年37歲。

　　英雄去逝，山河同悲。周恩來指出：“左權壯烈犧牲，對于抗戰事業”，“真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朱德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愿將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的清漳吐血花。”為了紀念左權將軍，根據太行人民的請求，經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批準，1942年9月18日，遼縣黨政軍民等5000余人舉行了遼縣易名典禮。從此，遼縣改名為左權縣。太行人民選址半年，在河北涉縣石門村北精心修造了晉冀魯豫抗戰殉國烈士公墓，占地面積2萬多平方米。左權將軍紀念塔的正面刻有朱德總司令悼念左權將軍的題詞，彭德懷副總司令親自撰寫和手書《左權同志碑志》。鐫刻在左權將軍紀念塔的左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河北省邯鄲修建了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1950年10月20日，左權將軍等八位烈士的忠骨移靈此園。左權的陵墓用青石建造。墓前是高大的牌樓，樹有墓碑一座，周恩來親筆書寫的“左權將軍之墓”刻在漢白玉石碑的正面，碑后刻著周恩來1942年6月所寫的《左權同志精神不死》一文的節錄。石碑東面刻有朱德悼念左權之詩，西面則為彭德懷撰寫的《左權同志碑志》。牌樓門柱是謝覺哉手寫的對聯：“大節忠貞彪史冊；正氣磅礴壯山河”，橫批“人民共仰”。陵墓的對面，建有一座富有民族風格的左權將軍紀念館，由徐特立親筆題寫館名，館內陳列著左權各個時期的遺像、遺物和遺作，反映了左權一生光輝業績。

　　左權同志犧牲以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對左權同志的母親倍加關懷。周恩來指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錢之光匯款，葉劍英設法從香港轉道寄來資金，接濟左權母親的生活。朱德總司令又指示所有南下路過湖南醴陵的部隊，都要派人去看望左權同志的母親，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第一個代表總司令和全軍將士向左權的母親致謝。1951年11月1日，毛澤東同志專程去邯鄲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在左權墓前脫帽致哀。1957年6月4日，周恩來親自到左權墓前憑吊。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題詞：“懷念左權同志”。1985年醴陵市為左權建亭立碑，將左權將軍塑像立于市內烈士陵園中央，鄧小平同志為此親筆題寫了“左權將軍紀念碑”。1988年，中共中央軍委正式確認左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

　　(周錦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