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湖南省邵陽縣(今邵東縣)人，1906年5月出生于邵陽縣范家山鎮一農民家庭。1922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學生時代起，積極投入愛國學生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在湖南領導的政治斗爭。孫中山逝世時，與湖南省學聯主席田波揚合寫一挽聯：“英雄能造時勢時勢能造英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表達了其矢志救國的抱負。1925年冬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先后任第四軍左冀宣傳隊第四隊隊長、第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北伐軍攻占武漢后，調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政治部工作，任學生兵團指導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對革命堅定不移，“愿拼熱血頭顱，戰死沙場”。8月參加了南昌起義。11月底，他奉命參與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組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12月11日起義爆發，率部參加戰斗。次日奉命與葉鏞一道指揮起義部隊撤離廣州，在花縣與徐向前率領的工人赤衛隊匯合，他任黨代表。隨后，與師長葉鏞率部進入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工農武裝匯合。為搞好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建設和發展海陸豐根據地作出了貢獻。在他的領導下，從師部到連隊形成了政治思想工作網，油印出版了《紅軍生活報》。紅四師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戰斗力大為提高。1928年2月底，國民黨重兵進犯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紅四師與敵奮戰失利后，他和彭湃轉到了上海。1929年春，中共中央派他往湘鄂贛蘇區，任中共湘鄂贛邊特委常委兼紅五軍政治部主任。

　　1930年紅三軍團成立，他任前委常委、政治部主任。7月27日紅三軍團攻克長沙，立即派人接管《國民日報》社，編印《紅軍日報》，以總政治部的名義，發表《為反對軍閥混戰告民眾書》等，還親自撰寫了《怎樣鞏固湖南蘇維埃政權》和《擴大紅軍》的社論，爭取了廣大群眾對紅軍的支持，在很短時間內，紅軍擴充了8000余人。他還發揮擅長言辭、巧于對策的才能，接見各方代表，答記者問，組織籌措軍餉，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軍團長彭德懷滿意地對他說：“我們紅三軍團就靠你這張嘴皮子要吃要穿。”8月，他兼任紅八軍政委。1933年春任紅軍政治部副主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理主任。隨紅三軍團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主要戰役戰斗。他針對紅三軍團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學習政治理論，整肅部隊紀律，從而大大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紅三軍團的一些老同志回憶說：“我們軍團之所以成為一支能征善戰的主力，因為有兩個了不起的人物，一是有杰出的軍事家彭德懷，二是有出色的政治家袁國平。”

　　1934年1月，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同年10月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后，調中央軍委工作。到達陜北后，先后任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紅軍大學訓練部部長、慶陽步校政委等職。西安事變后，任中共隴東特委書記，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1937年10月，他奉命到江西南昌協助葉挺等籌建新四軍。1938年1月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東南局委員、宣傳部長、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常委。他和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項英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影響，一度對國民黨反共政策認識不足，不敢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1940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他表示堅決擁護，并將傳達情況報告中央。他組織編寫了《新四軍工作十講》，選編了《蘇聯紅軍政治工作輯要》等教材；協助葉挺、項英領導新四軍進行建軍、統戰和向敵后展開；兩次主持召開新四軍政治工作會議，起草、頒發了《新四軍政治工作組織綱要草案》；發揚紅軍政治工作傳統，將政治思想工作滲透到豐富多采的文體活動之中，成立文藝宣傳隊，親自為《新四軍軍歌》作詞，大振軍威。

　　1941年1月6日，新四軍奉命向北轉移，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遭國民黨8萬余人的包圍襲擊。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蓄意制造的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項英突圍后被叛徒殺害。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談判被扣。戰場的指揮重擔落在他的身上，臨危不懼，指揮新四軍血戰七晝夜。1月12日突圍中不幸多處中彈，第二天由戰士輪番背著他繼續突圍。他擔心危及戰士，乘人不備，自殺身亡，時年3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