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湖南簡史》正文
○第一章○
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1920年11月—1923年6月)
一、辛亥革命后湖南的經濟社會狀況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的民主共和觀念振聾發聵、深入人心，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中國人民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但是，辛亥革命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軍閥混戰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政治特色。從1913年10月至1920年6月，南北軍閥在湖南三進三出，進行拉鋸混戰，戰火幾乎蔓延全省，以致遍地瘡痍、生民涂炭，尤以皖系軍閥張敬堯禍湘最烈。腐敗、殘酷的軍閥統治，激起了社會各階層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正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既是北洋軍閥同孫中山影響下的南方軍隊激烈爭奪的戰場，又是革命志士為民族獨立、中華振興而奮斗的陣地。在大時代變遷的過程中，在湖湘文化精華的熏陶下，湖南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壯大、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教育、新民學會的創建活動，為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的創建提供了社會歷史條件。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形式使新生資產階級地位有所提高，在孫中山近代化思想影響下，北京政府農商部制定實業發展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帝國主義無暇東顧，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他們對軍火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刺激了湖南的采礦業和相關工商交通運輸業的短暫發展。隨著官辦企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各階級階層發生變化，涌現了新生的產業工人、工場手工業工人和苦力階層。湖南產業工人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里，受到殘酷的剝削壓迫，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作為一支覺悟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只是跟隨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1910年春的長沙搶米風潮震驚全國，這次風潮由長沙木工和鐵路工人首先發動，饑民們為反對奸商、貪官、洋商勾結哄抬米價，哄搶長沙城米棧，火燒巡撫衙門，還搗毀或焚燒英、美、日在長沙的領事館、教堂，英商太古洋行，日商三井、東信洋行及大清銀行、長沙稅關，波及數縣，但最終被中外反動派殘暴地鎮壓下去。風潮后，清政府被迫將巡撫革職，相關官僚降職調用，以平民憤。1911年5月，長沙、株洲1萬多名粵漢鐵路筑路工人參加愛國保路運動，抗議清政府以“鐵路國有”之名出賣鐵路主權，動員學生罷課、商人罷市，迫使湖南巡撫電奏清廷取消“鐵路國有”。辛亥革命后，歸國僑工和技工學校學生開始組織工人團體，伸張工人的聲音和權益。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中華民國工黨，以促進工業發達、開通工人知識、消改工人困難、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參政為宗旨，孫中山任名譽領袖，湖南人龍璋任副領袖，并于8月4日建立中華民國工黨湖南支部，有黨員1000余名。地處內陸的湖南工商界發起成立湖南實業協會時宣稱：“民國成立，首重實業。振興實業責在吾民。”振興實業“尤貴極普通教育，鼓吹中華之實業”。黃興出任湖南立憲黨人組建的提倡國貨會名譽會長，被中國實業會上海分會推舉為名譽總理。1916年5月，湖南錫礦山工人舉行罷工，反對袁世凱稱帝，擁護云南起義。1918年6月，以七里山煤礦工人為主體的“湖南擁國軍”擁護孫中山，反對北洋軍閥。從民國初年到1919年，湖南工人自發斗爭此起彼伏，發生較大規模的罷工約20次，但由于沒有正確的思想指導，工人沒有階級意識，沒有提出工人整體的階級利益和奮斗目標，因而斗爭總是歸于失敗。
湖南號稱屈賈之鄉、楚湘勝地，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賈誼的憂患國是精神、范仲淹的先憂后樂精神、王船山的知行統一精神作為湖湘文化的重要淵源，構筑了湖南人民優良傳統的精神家園。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大批湖南青年對屈原等先賢十分崇敬，他們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自勉，探求國家民族的興盛之道。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實行文學革命。以《新青年》為中心，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為代表，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解放運動。湖南人易白沙撰寫的《孔子評議》是《新青年》上率先向孔教挑戰的文章。進步人士創辦的湖南《大公報》強烈反對袁世凱復辟封建帝制、宣傳民主共和，在社會上獨樹一幟。教授楊昌濟在湖南倡導新文化運動，認為中西文化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都應同時改造。他反對閉關自守和盲目照抄，堅持教育救國，向毛澤東、蔡和森等贈閱《新青年》，用哲學倫理學和新文化啟迪學生立大志、圖遠謀、培養高尚的人格情操。
《新青年》培育了新青年。1917年冬，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在新思想新文化的激勵下，形成“奮斗、向上的人生觀”，迫切追求真理，只愿意談論時局、國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并決心“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進步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正式建立，毛澤東、何叔衡、陳紹休、鄒鼎丞、張昆弟、蔡和森、鄒蘊真、陳書農、周明諦、葉兆禎、羅章龍、蕭子升、蕭三、李維漢等參加成立會。學會宗旨起初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后來發展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成為湖南五四運動時期革命群眾斗爭的組織者和中堅力量。此前，廖煥星等人于1918年1月在衡陽成立進步青年組織新城端風團，創辦了進步刊物《端風》，在湘南宣傳新文化。
新民學會成立后，首先發起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918年6月，新民學會會員在湖南第一師范附屬小學討論“會友向外發展問題”，決定由蔡和森、蕭子升“專負進行之責”，先行去北京籌備留法勤工儉學事宜。8月19日，毛澤東率領25個青年到達北京，其中新民學會會員12人，分別進入北京、保定、布里村的留法預備班。蔡和森在北京法文專修館學習法文。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在李大釗任館長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自學，為湖南青年聯絡辦理留法勤工儉學事宜。從1919年5月至1921年元月，湖南青年分13批赴法勤工儉學，在全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1600人中約占1/4，留法女生60名中有湖南人40名。他們是一批頭腦清醒、志向遠大、“真心求學，實意做事”的知識青年，多數人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和信仰者。毛澤東1920年2月在寫給陶毅的信中指出：新民學會會員，應該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因此，新民學會實施“向外發展”與“國內研究”并重，由蔡和森帶頭“向外發展”，毛澤東領銜“國內研究”，最后殊途同歸，集合于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新民學會78個會員，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有37人，18個留法勤工儉學的會員中有共產黨員11人，體現了新民學會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和無產階級政黨創建中的重要作用。
二、五四運動在湖南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并使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湖南先進青年積極投入五四運動，為國家爭主權、為平民爭人格。鄧中夏參與率領北京大學等校學生，高舉血書的旗幟，在天安門集合，向東交民巷各國領事館駐地進發。火燒趙家樓的闖將有羅章龍、匡互生等。陳獨秀隨后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稱贊毛澤東、鄧中夏等人是代表“湖南人精神復活”的“一班可愛可敬的青年”!
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剛從上海回長沙，擔任修業小學歷史教員，領導新民學會會員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經驗，關注京滬知識界動態。五四運動爆發后，他起草傳單，呼吁各界支援北京愛國學生。5月7日，長沙學生手執“誓死爭回青島”的旗幟游行。5月9日，湖南《大公報》披露北京五四游行詳情。5月14日，毛澤東參加省教育會各干事、各校校長聯席會議，致電北京政府，要求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以謝國人”。衡陽、郴州、永州、常德等地都發出“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通電，群情激憤。
5月下旬，北京學生代表鄧中夏向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詳細介紹北京運動情況。5月28日成立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決定全省學生罷課，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制止摧殘學生運動的要求。6月3日，湖南第一師范等20余所學校學生參加示威游行，得到教育界人士支持。長沙學生組織救國十人團、講演團、話劇團，編演《青島風云》、《亡國鑒》，廣泛開展宣傳，矛頭對準日本帝國主義。7月9日成立的湖南各界聯合會，是繼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各界聯合會的第五個反帝反封建聯合戰線性質的群眾組織，與湖南省學聯攜手反對皖系軍閥張敬堯的倒行逆施。衡陽、衡山、寧鄉、益陽、沅江、常德、桃源、臨湘、平江、攸縣、茶陵、酃縣、湘鄉、寶慶、耒陽、永興、醴陵、新化、東安、藍山、會同、靖縣、綏寧、城步、新寧等縣都開展了反帝愛國活動。
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使馬克思主義在湖南逐漸廣泛傳播，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湖南工人斗爭和革命實際相結合，工人階級開始獨立登上政治舞臺，工人運動由經濟斗爭上升為政治斗爭，使知識界先進分子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自覺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社會運動。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創辦并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刊物《湘江評論》，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重要文章如《創刊宣言》、《民眾的大聯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簽約》、《陳獨秀被捕及營救》、《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等均出自毛澤東之手，呼喚沖決一切網羅，解放思想；研究各種新思潮，“踏著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主張“民眾的大聯合”；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歌頌俄國十月革命，提出“各國人民要得到解放，唯有步俄國的后塵，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李大釗、陳獨秀辦的《每周評論》介紹《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民眾的大聯合》“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章。還有湘江大事評述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湘江評論》創刊號2000份賣完，再印2000份仍不能滿足讀者需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等青年，通過閱讀《湘江評論》得到革命的啟蒙。
1919年8月，皖系軍閥省長張敬堯悍然查封《湘江評論》，強行解散湖南學聯，激起湖南人民的強烈反抗。湖南學聯會長彭璜去上海作驅張運動宣傳，毛澤東在長沙聯絡教育界、新聞界，動員進步校長參加驅張運動。湖南學聯重組后，發表第一個驅張宣言，12月2日發起焚毀日貨大會，張敬堯之弟張敬湯率領軍警包圍會場，毆打學生。毛澤東在周南女校召集新民學會會議，認為張敬堯、張敬舜、張敬禹、張敬湯四兄弟是“虎豹豺狼”，“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決議以新民學會為核心，分赴北京、上海、武漢、衡陽、郴州、常德等處發動驅張運動，宣布“張敬堯一日不去，湘學生一日不回校”。在湖南人民的一致聲討下，直系撤兵、湘軍進逼，張敬堯于6月11日匆忙乘兵艦逃離長沙，驅張運動取得勝利。這是五四運動在湖南的發展，是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具體表現，顯示了民眾大聯合的威力，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為中共早期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準備了干部、創造了條件。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毛澤東、彭璜受上海陳獨秀，北京李大釗、鄧中夏的影響和指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羅學瓚、蕭三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通過書信向故鄉宣傳。李維漢的《勤工儉學研究發端》刊發在駐衡驅張代表團出版的《湘潮》上，指出“現在社會的不平等都帶著十分或九分的經濟壓迫的原因”，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改革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實現”。李達、李六如是在留學日本期間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李達先后發表《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等文章，翻譯出版《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1920年3月29日，湖南《大公報》以《勞農政府對我之善意》為題，全文刊載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滿洲和其他地區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人在中國境內一切特權的蘇維埃俄國第一次對華宣言，促使湖南先進分子把目光從歐美轉向蘇俄，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去了解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勞農政府。
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廣泛傳播、逐步發展與工人運動和人民革命相融合，使湖南先進分子注意到社會改造的必要性。1919年11月，因為長沙發生青年女子趙五貞爭取婚姻自由、人格獨立而憤慨自殺事件，毛澤東連續發表10篇評論，揭露“社會萬惡”，呼吁改造現有社會制度。1920年1月毛澤東讀到載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國民雜志》，提請黎錦熙注意“精讀”，通過學習領會《共產黨宣言》的精神，確立了依靠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推翻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唯物史觀。同時，在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中，他也深刻認識到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聯合統治的中國，議會道路行不通。同月，他致信向警予說：“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8月13日，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說：“俄社會革命的出發點是唯物史觀”，必須以唯物史觀作為革命的指導思想，才不至墮入迷陣。毛澤東回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他們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無論什么理論、什么事業，沒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沒有一種“運動”的繼起，這種理論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能實現的。蔡和森寫道：“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須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則說：“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這表明一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湖南先進分子下決心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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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在湖南傳播的形式多樣，辦報刊、書社、社團、夜學，特別是1920年8月成立的長沙文化書社，主旨是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由易禮容任經理，毛澤東任特別交涉員，聘請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李石曾、左舜生、趙南公、楊端六為信用介紹，與全國書刊界廣為聯系。長沙文化書社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骨干，團結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和政界、商界名士50余人，爭得投資，擴大社會影響，在平江、瀏陽、寶慶、衡陽、寧鄉、武岡、溆浦等處設立分社。1920年9月建立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情況為宗旨”，組織留俄勤工儉學，姜濟寰任總干事，毛澤東任書記干事，彭璜任會計干事和駐會干事，負責日常事務，先后派20人赴上海外國語補習學校學習俄語準備留俄，其中有任弼時、蕭勁光、劉少奇、羅亦農、任作民等。湖南省立第三師范于1919年建立“沙子會”，1921年2月改為“心社”，設立文化書社販賣部，推銷新書刊。毛澤東很注重做工人的教育、宣傳、調查、組織工作。1920年9月，他在湖南第一師范附小任教，恢復工人夜學，創辦失學青年補習班和平民學校，招收附近工廠工人學習文化，了解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和社會發展史。他用“工人”二字合起來是“天”字，闡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力量大于天”，勉勵“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提倡工人結成堅固的團體，“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來奮斗”。他還在粵漢鐵路新河車站創辦工人夜校，派余蓋、郭亮任夜校教員，為粵漢鐵路工人運動培養骨干。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廣泛傳播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共湖南早期組織的成立打下了基礎。
三、毛澤東在長沙建立黨的早期組織和第一個省級支部
1920年11月，毛澤東在長沙領導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并于1921年10月建立中共湖南支部，擔任第一任省級黨組織的書記。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湖南先進分子向往馬列、潛心理論、長于組織、躬行實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建黨理論研究和早期黨組織創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0年春，李大釗、陳獨秀開始探討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毛澤東此時在北京同李大釗、鄧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閱讀到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德文版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等書刊。他在給新民學會會員陶毅的信中提出“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1920年4月，毛澤東由北京到上海，多次同陳獨秀探討馬克思主義以及開展湖南革命活動等問題，與李啟漢、李中等在滬新民學會會員交談馬克思主義如何與工人運動結合。1920年下半年，毛澤東給在北京的羅章龍寫了4封信，問及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斗爭情況，并鄭重提出：“要有主義，用主義來壓倒他們，壓倒非社會主義的派別；有了主義就可以超出感情的結合，而為主義的結合。”
蔡和森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猛看猛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著作，迅速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建黨思想集中體現在1920年8月13日與9月16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毛澤東的建黨思想集中體現在同年12月1日及次年元月21日給蔡和森的復信里。蔡和森在8月13日的信中說：“從事社會改造，我以為先要組織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希望毛澤東“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國于兩年內須成立一個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黨”。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給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寫信，重點闡述列寧建黨原則，第一個完整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概念。毛澤東認為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他給蔡和森復信中鮮明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的基本觀點，在給羅章龍、張國基、歐陽澤等人的信中強調“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對于蔡和森“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意見，毛澤東“表示深切的贊同”。蔡和森系統地傳播列寧建黨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理論基礎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則最早把唯物史觀與黨的指導思想聯系起來，從而使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具備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必要準備。
最早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陳獨秀為書記，成員中湖南人有李達、林伯渠、李啟漢、李中、陳公培、周佛海、李季等。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成員中湖南人有鄧中夏、羅章龍、繆伯英、何孟雄、朱務善、李梅羹、吳雨銘等。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通過寫信聯系和派人指導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1920年夏，長沙列入陳獨秀的建黨計劃，由陳獨秀、李達聯系，請毛澤東負責在長沙建黨，并把上海建黨建團情況和《中國共產黨宣言》、黨綱草案、青年團章程、《共產黨》月刊及時寄給毛澤東。李啟漢、李中也把上海早期黨組織情況向毛澤東通報。毛澤東及時了解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工作，給蔡和森寫信告知“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共產黨》月刊“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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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早期組織的成立時間，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代表證上填寫為1920年。黨的創立時期負責組織工作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湖南長沙的共產主義小組是由毛澤東發動，于1920年11月間成立。”1920年11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字，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在中國共產黨8個早期組織中，湖南早期共產黨員參加了6個早期組織的活動，除上海、北京、長沙早期組織外，還有東京的周佛海、巴黎的陳公培在海外參加了建黨活動，廣州早期共產黨組織成員李季的譯著《社會主義史》對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影響。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人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信仰馬克思主義，為建立中國共產黨進行了認真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
中共湖南早期組織在社會宣傳、工人運動及師范教學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擴大文化書社業務，在各地辦分社、販賣部，負責人多是共產黨員、青年團員、新民學會會員。其次，編輯出版新民學會會務報告、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宣傳湖南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社會問題觀點。其三，利用公開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毛澤東推薦下，湖南《大公報》轉載李大釗的《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原因》，《共產黨》月刊的《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等文稿。其四，慎重發展早期黨員團員。毛澤東對發展工作非常謹慎，從1920年10月開始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直強調“注意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嚴格的物色確實黨員”，“注意潛在切實，秘密從事”，在同志之間提倡批評，強調“吾人唯有主義之爭”、“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樹立良好的風氣。
1921年6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代理書記李達給毛澤東發來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信件。6月29日傍晚，毛澤東和何叔衡從湘江輪渡碼頭登上開往上海的火輪。稍知內情的謝覺哉在日記上寫道：“午后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日記中這5個圈，代表“共產主義者”5個字，以為保密。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毛澤東、何叔衡代表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大會，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13名代表中，還有全國各地早期組織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劉仁靜、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及包惠僧。參加黨的一大的湖南籍代表有毛澤東、李達、何叔衡、周佛海。據李達回憶：當時黨的工作很注重馬列主義的宣傳與工人運動，長沙小組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成績，長沙的組織比較統一而整齊。在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開前，李達主持上海黨的發起組工作，為傳播馬列主義、宣傳列寧建黨學說、促進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做了大量工作。他被選為中共第一屆中央局委員、中央局宣傳主任，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大會期間，會場突遭巡捕搜查，李達夫人王會悟建議改到浙江嘉興開會，那里離上海近，又易于隱蔽，于是在嘉興南湖完成了中共一大議程。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綱，規定黨的奮斗目標、組織原則和紀律；通過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大會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中國有了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規定：有5名黨員的地方可建立地方組織；不到10人的地方，只設書記一人管理黨務；超過10人者，應設立支部委員會，設書記、組織、宣傳各一人；超過30人者，應組織執行委員會。因此，毛澤東、何叔衡由上海回到長沙后，就開始組建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先后發展夏明翰、郭亮、彭平之、陳子博、楊開慧、易禮容、毛澤民等革命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黨員數超過10人。1921年秋天，在長沙城外協操坪叢林中，毛澤東、何叔衡主持開會，毛澤東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情況及其黨綱、決議，宣布成立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毛澤東為支部書記，何叔衡、易禮容為支部委員。會議決定把發展黨的組織、組織工人隊伍、領導工人運動和培訓干部作為支部當前主要任務。這一天是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被稱為“三十節”。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派共產黨員深入各學校、報社、工廠，交朋友、做工作，慎重地吸收學生、教職員、記者、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在長沙船山學社、湖南第一師范、省第一中學、省甲種工業學校、省商業專科學校和粵漢鐵路新河車站、湖南造幣廠、黑鉛煉廠、電燈公司、第一紗廠及衡陽、安源發展黨員。1921年10月，毛澤東、夏明翰溯湘江而上到衡陽，在湘南學聯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將湖南省立三師學生蔣先云、賀恕、黃靜源及教員蔣嘯青吸收入黨，建立湘南最早的黨組織。夏明翰、蔣先云、黃靜源、曾中生、陳為人、伍云甫、張際春、何寶珍、吳仲廉、毛澤建、江華、黃克誠、唐天際等人都在湘南學聯受到革命影響。1922年5月5日，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禮堂召開馬克思誕生104周年紀念大會，到會2000人，毛澤東演講《共產主義與中國》，闡明中國革命必須有馬克思主義指導，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革命運動結合，才能產生實際作用。
為培養革命干部和工農運動骨干，毛澤東征得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董事長仇鰲同意，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經費，于1921年8月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宗旨是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自修大學學友大部分是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前后30余名。1922年9月，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主事何叔衡，指導主任毛澤東，教導主任夏明翰，教員大多是自修大學學友，補習學校學生114人。自修大學圖書館采購《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解說》、《社會主義史》、《馬克思資本論入門》以及《共產黨》、《新青年》等書刊供學習研究。提倡“自己看書，自己思索，共同討論，共同研究”的方法，組織經濟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進行學術交流。1922年11月，毛澤東代表校董會致信李達，邀請他擔任自修大學學長。1923年4月，創辦校刊《新時代》，李達任主編，刊登學員的研究成果。李達常向學員作馬克思主義專題講座，講授唯物史觀、剩余價值論、社會發展史。李大釗、陳獨秀曾應聘作過通函指導，鄧中夏、惲代英、張秋人曾到自修大學作過演講。自修大學及附設補習學校許多學友兼任長沙各工會的秘書或群眾團體的負責人。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學習與斗爭相結合，是湖南自修大學能夠培養大批革命人才的重要原因。民主教育家蔡元培稱贊湖南自修大學開創“新教育制度之紀元”，是“各省新設大學的模范”。1923年11月，軍閥趙恒惕以“該校所倡學說不正，有礙治安”為由，悍然封閉湖南自修大學及附設補習學校。
中共湖南支部初創時，毛澤東住在船山學社即湖南自修大學內，后來以湖南第一師范附小教職員身份，租住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一套青磚黑瓦平房，中共湖南支部常在此開會辦公，這里成為中共湖南省級機關最早的辦公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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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
1921年11月，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簽發《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5個區須于第二年7月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各地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依照黨綱規定正式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第二年7月前發展到2000名以上；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1個以上。
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于1922年5月成立，毛澤東任書記，委員有何叔衡、易禮容、李立三、郭亮。1923年4月，毛澤東調中共中央工作，李立三調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工作，李維漢繼任中共湘區委書記。中共湘區委會議常在湖南自修大學何叔衡住處召開，后在學宮街和戥子橋一條巷設立區委機關，活動經費由中共中央每月撥款60元至160元，不足部分靠中共湘區委自籌，長沙文化書社、望麓園織布廠都提供了部分經費，資助發動長沙鉛印活版工人罷工、長沙人力車工人罷工，兼有教師或其他社會職業的共產黨員，除開生活費用以外，把薪金全部交作黨費。中共湘區委建立時，有30多名黨員，包括毛澤東、何叔衡、易禮容、陳子博、彭平之、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立三、羅學瓚、毛澤民、陳章甫、陳帝廣、周鏡泉、李滌生、朱少連、朱錦棠、蔣先云、蔣嘯青、賀恕、黃靜源、唐朝英、彭粹夫、李六如、李庠、姜夢周、楊開慧、蕭石月、劉漢之、許文煊、喻寄渾、任樹德、王則鳴、許抱凡、史訓川等。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以主要力量領導和發動工人運動。從1922年1月香港海員大罷工發軔，到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失敗，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個高潮，持續13個月，罷工100余次，罷工工人30萬以上。湖南共產黨人為推動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作出重要貢獻，毛澤東、鄧中夏、劉少奇、李立三、何孟雄、羅章龍、李啟漢、蔡和森、羅亦農、郭亮等人成為工人運動領袖。湖南共產黨員、青年團員紛紛深入到工人運動第一線，擔任工會指導者，羅學瓚、陳子博、易禮容、毛澤民、郭亮等分別兼任過長沙人力車、織造、泥木、筆業等行業及粵漢路新河、岳州(岳陽)等處工人俱樂部秘書，毛澤東兼任過長沙鉛印活版、粵漢鐵路總工會秘書或代表。在工人運動中，培養了最早的工人黨員和工運骨干，包括泥木工人任樹德、朱友富、仇壽松、舒玉林、楊福濤，鐵路工人朱少連，工人運動骨干蕭石月、黃靜源、劉東軒、謝懷德等。
湖南不是近代工業發達地區，產業工人僅有湖南第一紗廠、造幣廠、黑鉛煉廠、常寧水口山鉛鋅礦、新化錫礦山銻礦、安源煤礦、株萍鐵路、粵漢鐵路的工人。但是，由于中共湖南組織的堅強領導和扎實工作，工人階級斗爭卻異軍突起，在第一次工運高潮中創造了不凡的業績。
1921年8月11日，由張國燾、李啟漢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中共公開領導全國職工運動的總機關。11月，中共中央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羅章龍等地方代表參加，決定了工運計劃。毛澤東回湖南后，組建并領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首先把工作重點放在長江以南最大的煤礦——江西萍鄉安源煤礦和粵漢鐵路工人上。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同屬漢冶萍公司管轄，計有產業工人13000人、失業工人4000人。路礦工人長期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與官僚買辦的剝削壓迫，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當時江西省尚無中共組織，安源煤礦離湖南很近，路礦工人多是湖南人，開辟安源工運的責任落到中共湖南支部身上。
1921年初冬，毛澤東第一次去安源。在挖煤工人的引領下，他穿著短裝草鞋，提著礦燈深入礦井，察看煤礦生產及工人餐宿情況，與一絲不掛、渾身煤灰的工人交談，詢問礦上“洋人”如何聯合礦長、包工頭壓榨工人，揭露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封建把頭如何剝削壓榨工人，號召工人團結起來，推倒壓在頭上的大山。12月中旬，毛澤東同李立三前往安源，同工人積極分子接洽，商定開辦工人學校，組織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與蔣先云以安源平民學校教師身份訪貧問苦，與工人群眾建立密切聯系與感情，從中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1922年1月在平民學校內設立工人補習學校，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啟發階級覺悟。2月底，介紹朱少連等6名工人入黨，建立中共安源支部，李立三任書記。3月，籌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吸收部員。4月，李立三回長沙向中共湖南支部匯報工作。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宣告成立，李立三任主任，朱少連任副主任，部員集會游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有了捍衛工人自己利益的組織。
與此同時，毛澤東指導粵漢鐵路新河車站工人開展活動，共產黨員、夜校教員郭亮以生動文字、流暢語言，向工人宣講“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救自己”，“大家結成團，形成鐵錘頭，砸爛舊世界，工人坐天下”的道理。1922年5月1日，正式成立粵漢鐵路新河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粵漢鐵路新河工人俱樂部的成立，為湖南各地工會組織的建立樹立了榜樣。湘潭錳礦、常寧水口山鉛鋅礦以及長沙的行業工人紛紛效法，組建工會，開展工運。
湖南勞工會領導人黃愛、龐人銓是立志獻身勞工事業的革命青年，但存在無政府主義思想。毛澤東對他們做動員工作，撰寫《我希望于勞工會》一文，建議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異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大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1921年冬，經夏曦介紹，黃愛、龐人銓等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湖南勞工會的活動納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的指導之下。陳獨秀在總結全國反太平洋會議游行示威活動時說：除上海外，以長沙工人最猛烈。1922年1月17日凌晨，黃愛、龐人銓被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趙恒惕殺害，湖南勞工會被查封。毛澤東立即召集中共湖南支部和湖南勞工會負責人會議，舉辦追悼會，揭露趙恒惕罪行，爭取各界進行“驅趙”活動。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表《為黃龐被害事對中國無產階級宣言》，表彰黃、龐是“我們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好團員”，“中國第一次為無產階級奮斗而死的先烈”。
1922年9月初，毛澤東第四次來到安源，同安源黨支部的蔣先云、朱少連等研究分析形勢，認為罷工時機已經成熟，要抓緊準備、因勢利導、奪取勝利。9月11日，中共湘區委加派劉少奇去安源，以加強罷工領導力量。12日，李立三、劉少奇與安源黨支部研究成立了罷工指揮部，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任俱樂部全權代表。同時，成立糾察隊等組織，討論罷工后的談判條件，提出保障工人權利、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發清欠餉、廢除封建把頭制等17項要求，起草了“哀而動人”的宣言，喊出：“我們要活命，我們要飯吃!”“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
9月14日，安源路礦17000工人舉行聲勢浩大的大罷工，向路礦兩局提出17項政治、經濟要求。經過五晝夜艱苦激烈的斗智斗勇，終于取得了大罷工的完全勝利，震動了湘區和全國。
在此前后，在中共湖南組織的領導下，1922年9月至年底，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長沙泥木、織造、理發、筆業等工會，先后發動罷工斗爭。1922年10月6日起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長沙6000多名泥木工人開展的大罷工，歷時20天，迫使湖南省長趙恒惕接受工人的條件，廣大泥木工人深受鼓舞。湖南的一系列罷工斗爭，大多以工人勝利而告結束，湖南工人運動由此走向高潮。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中共湘區委代表毛澤東由于交通聯系出錯，未能出席會議。湘籍黨員李達、蔡和森、鄧中夏出席會議，向警予列席，蔡和森、鄧中夏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向警予擔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要意義。為貫徹中共二大關于開展工人運動的決議，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領銜，湖南、上海、武漢、廣東、山東分部聯署于1922年8月發布《勞動法案大綱》，號召全國工人開展勞動立法運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積極領導全省工人為爭取勞動立法而斗爭，動員工人群眾懂得“不靠神仙上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把19條勞動法案大綱變為罷工的綱領。按照中共二大的黨建指示，中共湘區委注重在長沙、安源、衡陽、水口山、株洲、岳州發展黨組織，在工運中發展黨員，派共產黨員深入第一線領導罷工斗爭。最初的工人黨員都是工人夜學和工人俱樂部積極分子，罷工斗爭的領頭人經過一系列斗爭考驗，逐步成長為工人運動領導骨干。
1922年11月，全國工人運動達到高潮，中共中央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制定《對于目前實際問題的計劃》，計劃組織鐵路、礦山、海員3個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湘區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促成漢冶萍總工會、粵漢鐵路總工會建立，李立三、劉少奇、朱少連擔任漢冶萍總工會領導職務，毛澤東、郭亮擔任粵漢鐵路總工會領導職務。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正式成立，標志著全省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的統一。它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大省級工會組織之一，是中共湘區委公開領導全省工人運動的機構，領導24個工團，約4萬會員，毛澤東任總干事，郭亮為副總干事。
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北洋軍閥武力鎮壓，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壯烈犧牲，數十名工人被殺、40多名工人被捕、1000多名工人被開除，釀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全國工人運動隨即轉入低潮。然而，湖南工運仍然繼續向前發展，并與反帝反軍閥斗爭結合、與農民運動結合，顯示了工運斗爭的新趨勢。中共湘區委努力在農村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1922年冬，經李六如推薦，毛澤東特約平江工人陳茀章、農民余賁民到長沙清水塘長談，了解平江縣舊工會、舊農會情形，介紹他倆加入共產黨，在平江建立黨小組。安源、水口山罷工勝利后，水口山黨支部派劉東軒、安源黨組織派謝懷德、衡陽黨組織派雷晉乾到岳北農村工作，建立岳北農民黨小組和岳北農工會，領導開展減租、減息、退押斗爭，號召農工“要為自己解除困苦，爭謀利益，只有大家聯合起來”。“二七”慘案后，中共湖北、上海、廣東區委都已取消，但中共湘區委特別是安源黨組織仍在發展。安源成為全國“碩果僅存”的“小莫斯科”。當時在中國指導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1922年10月《工作記錄》中寫道：黨的刊物(《向導周報》)，7月，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團的情況，長沙小組最好，那里的團員人數230人。黨的情況，湖南就有一個最好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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