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李達
李達，1920年8月與陳獨秀、李漢俊等建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后代理書記，1921年7月參與籌備和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第一屆中央局委員、中央局宣傳主任。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
1919年7月，留學日本的李達在寄回國內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建黨問題。他得知五四運動領袖陳獨秀被捕，立即趕寫發表《陳獨秀與新思想》一文，熱情贊揚陳獨秀“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里提醒覺悟起來”，強烈譴責段祺瑞政府，堅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舊制度，建設“新國家”。同時，毛澤東也在剛創刊的《湘江評論》上撰寫刊登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表示支持“人民有絕對的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權”，“凡思想是沒有畛域的”，北洋當局“若說硬要興一文字獄，與舉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戰，吾恐政府也沒有這么大膽子”。毛澤東還熱烈地歡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的主張和遭遇，把兩個湖南人聯系在一起。
1920年8月，李達應陳獨秀之邀，從日本回到上海，與陳獨秀、李漢俊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組織，創辦并主編《共產黨》月刊，參與編輯《新青年》。他們建立上海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推舉陳獨秀為書記，擬定黨綱主張“勞工專政，生產合作”，并致函約請各地社會主義者組織支部，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創始人。半年后，李達代理陳獨秀的上海發起組書記職務，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的地位日益趨重。
《共產黨》月刊是上海共產黨組織出版的秘密理論刊物，1920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際創刊，發行5000份，編輯出版7期。主旨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堅持革命方向，批判無政府主義主張，重點宣傳有關共產黨的知識，大量介紹第三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材料，介紹俄國共產黨經驗和列寧建黨學說，并譯載過列寧的重要著作。《共產黨》月刊在提高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方面，促進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期《短言》明確指出：中國的“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這個《短言》第一次打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旗幟，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基本綱領。
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陳獨秀、李達寫信委托毛澤東在湖南組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寄來李達主編的《共產黨》月刊。他們還將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機器工會，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宣言》起草等情況，隨時告知毛澤東。毛澤東對《共產黨》刊物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十分喜愛，秘密散發，把它送給青年朋友閱讀，在志同道合者中間推薦、傳播。11月下旬，陳獨秀給毛澤東寫信，答應來長沙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毛澤東把這個消息告訴早期青年團團員、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叮囑他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章和《共產黨》月刊準備好，以備開成立會時用。張文亮在1920年12月27日還寫下日記：“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毛澤東并給遠在法國的蔡和森寫信說，《共產黨》月刊“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個字”。毛澤東還把《共產黨》月刊刊載的《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薦給湖南《大公報》發表，在湖南青年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對于毛澤東來說，身在湖南之地，“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共產黨》這份黨刊是他們在湖南學習共產黨的知識、開展共產黨的創建的啟蒙讀物和工作指南。確實，在陳獨秀、李達的函約和指導下，毛澤東、何叔衡隨即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1920年11月，接受中共上海發起組陳獨秀、李達的委托，經過慎重物色，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賀民范等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
李達在《一九二○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回憶中寫道：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些工作的開展，都是通過黨的組織。第三國際東方局要我們派一批青年到莫斯科學習，我們就是經過黨的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四個地方，選派了一、二十個青年送去的。羅覺、任弼時都是這一次去的。他們這批學生，有留俄一年的，有兩年的，有的在那里加入了黨，這就使得我們的黨添了一批蓬蓬勃勃有朝氣的生力軍”。毛澤東等早期共產黨員在湖南從事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黨理論研討的同時，開始實際從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工作。1920年10月，毛澤東開始發展陳子博、彭平之、劉少奇、柳直荀、張文亮等一批先進青年為團員。次年1月13日召開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毛澤東任書記。1974年在長沙九所，毛澤東回顧湖南建黨歷史時曾說：“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團組織，接著建立黨組織，1921年到上海參加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從1921年2月到黨的一大召開前夕，李達一直主持中共上海發起組工作，代理書記職務，為傳播馬列主義、宣傳列寧建黨學說、促進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做了大量工作。他集建黨籌備工作中的宣傳、組織、聯絡等重要事務于一身，負責同各地共產黨組織聯絡，還要同陳獨秀函商黨的籌建事宜。到1921年6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產黨組織，東京中國留學生和旅歐中國學生中也有黨的發起活動，上海、北京、武漢、長沙等地還成立了工會組織，開展了初步的工人運動。6月3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到上海，參與中國共產黨籌建。馬林同李達接觸，了解中國共產黨發起籌建情況，建議李達早日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于是，根據共產國際代表建議，李達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釗聯系、商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李達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共產黨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人來上海開會。李達給長沙共產黨組織的信是寄給長沙文化書社毛澤東的。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正式決定建立中國共產黨。李達參加起草文件，負責處理會務。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局作為黨中央領導機構，推舉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李達作為大會籌備人和組織者，為中共一大的勝利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貢獻了力量。他被選為第一屆中共中央局委員、中央局宣傳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求索播火，執著可欽。建黨運籌，宏論言陳”。
毛澤東和長沙小組的建黨活動，受到代表們的重視。毛澤東除擔任會議記錄工作以外，只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毛澤東有著許多實際活動經驗，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漢俊、李達等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會議上，不少人常常引經據典，涉及許多理論問題。毛澤東給與會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們的意見，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尋思”，“同志們見了他這種神氣，總說是神經質，殊不知他是正在計劃著回到長沙后如何推動工作”。據李達回憶：一大期間，代表們在住所互相交換意見，報告各地工作的經驗，當時黨的工作很注重馬列主義的宣傳與工人運動兩項，長沙小組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成績，從當時各地小組的情形看，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后來，李達曾說：“黨的一大的最大功績是發現了偉大領袖毛澤東。”“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得到了毛澤東同志出席參加，這是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光榮。”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等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并莊嚴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中國有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共一大以后，李達擔任中共中央宣傳主任，毛澤東則回湖南從事革命活動，創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李達十分關注湖南黨組織的工作，曾說：“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見潤之就覺得他言出有理。他現在在湖南有言有為，好!”
1922年7月，李達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辭去宣傳主任職務。隨后接受毛澤東的邀請，到長沙一起籌辦湖南自修大學，與毛澤東一起研討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毛澤東的邀請下，盛情難卻，李達出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和校刊《新時代》的主編。李達與毛澤東、何叔衡等同住在長沙清水塘，共同擔負起培養黨的干部、研討馬列主義的任務。毛澤東對李達來學校任教十分重視，親自陪李達與學員們見面，介紹說：“李達曾任黨中央宣傳主任，馬列主義水平高，特請他來幫助大家學習馬列主義。”李達主持和執教湖南自修大學時，對于加強自修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習、教育和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了宣傳馬列主義，研討中國革命問題，毛澤東和李達共同創辦了《新時代》月刊，李達負責主編，在刊物上他們發表了重要的理論研究文章。毛澤東、李達等人通過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給學員講課輔導，給《新時代》撰寫理論、政治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中國革命、社會改革、階級斗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培養了湖南一批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工作能力的黨團早期骨干和青年積極分子。《新時代》創刊號的首篇文章，是毛澤東的力作《外力、軍閥與革命》。這是毛澤東在黨的二大以后公開發表的重要政治論文，文中集中闡明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必須建立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為核心的革命民主統一戰線的道理，使廣大讀者和學員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國民革命問題的教育。
1922年底以后，李達因為與陳獨秀政見不合，不滿意其家長制領導作風而脫黨，但是并沒有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仍然接受黨的任務，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從事理論宣傳和高等教育工作。李達系統闡述唯物史觀，更敏銳地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關系問題，明確提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重視中國國情。1923年，李達寫了《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鮮明地指出，馬克思學說之在中國，已是由介紹的時期而進到實行的時期了。假使中國無產階級能夠掌握政權，可以利用政治權力把私有制資本主義轉化為國家資本主義，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決定自己的政策。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與建設問題上，應當根據中國國情走一條不同于發達國家共產黨的道路。1930年代有學者指出:“中國研究馬克思及辯證唯物論,要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為最早,最有貢獻。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達了。在今日介紹成績最佳,影響最大,當然是李氏。”當毛澤東在延安收到李達寄來的《社會學大綱》時,極為興奮,在陜北窯洞的煤油燈光下看了十遍,寫下上萬字的批注，并贊曰：“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號召全黨高級干部都來讀這本書，甚至說,“誰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湖南零陵就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省委黨史研究室巡視員夏遠生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