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黨組織發展90年記述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也是湖南黨組織發展的90年。人過九十算高壽，作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使命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90年在歷史長河中還算是很年輕的。它雖然很年輕，但她卻已經是一個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很成熟、很鞏固的黨。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湖南黨組織發展的90年，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經歷了大風大浪嚴峻考驗、不斷發展壯大成熟的90年，是從革命黨到執政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90年，是領導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并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的90年。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黨組織的發展
湖南黨組織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體上經歷了5個階段。
第一階段，黨的創建時期。建黨前，湖南一大批有志之士為黨的創建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建黨后，湖南黨組織隨即發動和領導了一系列工人運動，建立了一批黨、團組織。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在湖南興辦近代工業，設立商埠、領事館、成立華洋訴訟處，傾銷國外商品，掠奪湖南礦產資源，但是也促進了工人階級隊伍的發展，產業工人達到10萬多人。由于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工人們與封建軍閥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斗爭此起彼伏。這時的工人階級還處于自在階級狀態，工人運動沒有超出自發的經濟斗爭范圍。俄國十月革命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湖南工人階級逐步發展壯大，為湖南黨組織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
毛澤東、蔡和森等胸懷大志的青年，為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新民學會。新民學會的宗旨，初期為“革新學術、砥勵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后來發展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會員達70多人。不久，蔡和森等部分會員參加了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和蔡和森以書信為橋梁，相互探討改造中國的道路。五四運動的爆發，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鄧中夏隨即來湖南活動，和毛澤東、彭璜等組建湖南學生聯合會，創辦《湘江評論》周刊。毛澤東任主編，并撰寫了《民眾的大聯合》等重要文章，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號召各界民眾聯合起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作斗爭。由于《湘江評論》政治影響大，號召力強，出至第五期，被軍閥張敬堯查封。毛澤東隨即又主編《新湖南》周刊，并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發表文章，揭露張敬堯的黑暗統治，成功地發動了“驅張”運動。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和李大釗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后又在上海與陳獨秀討論了馬克思主義與建黨問題。這年夏天，毛澤東、何叔衡等先后發起成立長沙文化書社和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組織留俄勤工儉學。此時，蔡和森致信毛澤東，介紹列寧的建黨思想，明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和俄國一致的共產黨，作為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陳獨秀也將建黨和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等情況通知了毛澤東，并委托毛澤東在長沙建立共產黨的組織。1920年冬，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在長沙建立了湖南黨的早期組織，這是馬克思主義與湖南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同時，毛澤東開始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于次年1月成立青年團長沙地方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
1921年7月，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黨的早期組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10月10日即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澤東任書記，這是中國第一個省級黨支部，有黨員10余人。接著，成立了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毛澤東任分部主任。1922年5月，湖南黨員發展到30多人，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至1923年春，湘區委先后在長沙、衡陽、常德、安源、水口山、平江、岳陽等地建立了18個黨支部和黨小組，黨員人數1923年11月有188人。還開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和長沙望麓園織布廠，以培養黨的干部，解決活動經費和活動場所。根據黨的一大精神，一批黨、團員先后被派到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中去，在粵漢鐵路、安源路礦、水口山鉛鋅礦，在長沙各產業和手工業，建立了工會或工人俱樂部。在爭取工人政治自由、改善經濟生活、參與產業管理、享受補習教育四大原則下，組織各行各業工人舉行大罷工。1921年冬，中共湖南支部書記毛澤東，兩次到安源路礦調查考察，到工人中做宣傳組織工作，之后派李立三等到安源路礦開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了以李立三為書記的安源路礦黨支部。1922年初，黃愛、龐人銓領導湖南第一紗廠工人舉行年終索餉罷工，被軍閥趙恒惕殺害后，激起了湖南工人階級和各界人士的極大憤怒。毛澤東親自主持舉行追悼大會，公開揭露趙恒惕的罪行。此后，產業組織和職業組合的工會迅速增加，在湖南各地掀起了罷工高潮。同年9月至12月，粵漢鐵路、安源路礦、水口山鉛鋅礦先后舉行大罷工，同時長沙泥木、織造、縫紉等各行各業工人也相繼組織罷工。在罷工斗爭中，培養和吸收了一批先進分子加入共產黨和青年團，黨、團組織獲得發展。
第二階段，大革命時期。湖南黨組織為推動國民革命，發動和領導了以農民運動為主體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同時大力發展黨組織，使湖南成為全國黨員人數最多、分布最廣的省份。大革命失敗后，迅速恢復、整頓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全省人民開展武裝斗爭。
1923年4月，毛澤東調中共中央工作，李維漢任湘區委書記。湘區委遵照黨的三大決議，實行國共合作，于同年7月成立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籌備處，夏曦任主任。次年初，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后，湘區委派蔣先云等大批黨、團員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在建立統一戰線、開展國民革命的同時，湖南黨組織積極深入開展工農運動，發展和壯大黨、團組織。1925年11月，全省黨員已有702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改稱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李維漢仍任書記。湖南區委遵照中央指示，為給北伐戰爭培養軍事干部，派段德昌等一批黨、團員參加廣州政治講習班學習。1926年7月，北伐軍挺進湖南，湖南各地黨、團組織及革命團體，全力支援北伐軍在湖南境內勝利進軍。北伐戰爭的勝利加速了湖南黨組織的發展，至1927年2月，全省共產黨員6000人，4月份達13000多人，全省建立了37個地方執行委員會或縣委。在黨的領導下，共青團、工會、農協、婦女和學生等群眾組織也在全省各地迅速發展。
在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同時，農民運動開始高漲，以衡山“岳北農工會”、湘潭八疊鄉農民協會為先聲。毛澤東于1925年春回韶山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之后相繼成立了20多個區鄉農民協會。5月，湖南區委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根據中共四大的精神制定了《農民運動決議案》，決定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此后，湖南各地普遍成立農民協會，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形勢下，1926年10月，湖南區委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12月1日召開第一次全省工人和農民代表大會，提出工人、農民最低限度的政治、經濟、教育要求，通過了鏟除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實行勞動保護、減租減息等決議案，再次掀起了工農運動的高潮。全省75個縣有64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并建立了農民武裝，會員達136.7萬人；成立地方工會和產業工會56個，會員達32.6萬多人，建立了工人糾察隊、自衛軍等工人武裝。至1926年底，由于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影響，湖南農民運動受到懷疑和指責，因而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毛澤東實地考察湘潭、長沙等 5縣的農民運動后，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錯誤看法，指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并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湖南區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大量吸收貧農入黨，培養農運骨干，全省農民協會會員發展到600萬人。整個工農運動發展到參與管理政權、建立法庭、鎮壓反革命、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至1927年5月，黨的組織發展到60個縣，有13個縣建立了縣委，全省已有黨員2萬人，是全國黨員人數最多、分布最廣的省份。此時，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改名為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李維漢調中央工作，夏曦任省委書記。
正當湖南革命形勢處于蓬勃發展時期，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5月21日，反動軍官許克詳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省委遭破壞，各機關、團體被摧毀，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絕大多數地方執委和縣委組織相繼被破壞或被逼停止了活動，時任省農民協會秘書的柳直荀與郭亮商量，在湘潭組織附近各縣工農武裝10萬多人，準備進攻長沙，后因接到中央要求撤退的命令，未能實現。反動派隨即在全省范圍內進行大屠殺，第一次國共合作破滅。面對國民黨反動派血腥鎮壓，湖南黨組織沒有退縮，而是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志的遺體，總結經驗教訓，準備新的戰斗。1927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重組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任書記。對不能公開存在的武裝，作了“上山”的安排。7月初，毛澤東調回中央，易禮容代理省委書記。新省委決定恢復、整頓、重建各級黨、團組織和工農團體，用各種方法保存和發展武裝，準備新的斗爭。
第三階段，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湖南黨組織積極領導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大力發展黨的組織和武裝力量，為推動全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遭受“左”傾錯誤的影響和敵人的嚴重破壞后，仍然紅旗不倒，堅持斗爭，為黨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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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和建立人民軍隊的新階段。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指出秋收暴動的重點在湖南。黨的八七會議后，中央特派員毛澤東來湖南，改組省委，彭公達任書記。這時，全省有黨員約5000人。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幟，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旋即停止打長沙的計劃，進軍井岡山，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此時，中央認為停止長沙暴動是臨陣脫逃，并派特派員任弼時來長沙責令省委繼續執行長沙起義的計劃，改組了湖南省委，書記仍為彭公達。任弼時經過調查，也認為“如長沙暴動必遭失敗”，向中央提出暫不舉行暴動。即被調回。接著，中央又派出王一飛、羅亦農來湖南，改組省委，王一飛任書記。同年12月10日晚，在長沙舉行起義。因時間倉促，配合不好，加上敵人早有防備，起義失敗。省委和長沙市委遭受嚴重破壞，省委書記王一飛、長沙市委書記涂正楚等20多人被捕英勇就義，革命群眾犧牲百余人。這時全省仍有縣級組織30多個，共產黨員6000余人。
1928年1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進入湘南地區，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發動百萬工農群眾參加的湘南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工農武裝后，撤向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紅四軍)，開始了湘贛邊界的武裝割據。4月2日，賀龍、周逸群在桑植舉行武裝起義，后與段德昌等創建了湘鄂西革命蘇區。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平江起義，成立了紅五軍，建立了湘鄂贛革命蘇區。在此期間，全省有近40個縣也先后發動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
在舉行武裝起義，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蘇維埃政府和地方武裝的同時，全省相繼成立了13個特委、40多個縣委，使湖南成為全國地、縣委組織恢復和發展較多的省份之一。1928年春，由于反動派的殘酷“圍剿”和叛徒蘇先駿告密，湘鄂贛特委書記郭亮被捕，壯烈犧牲，特委機關遂遭破壞。這個時期先后犧牲的還有林蔚、陳佑魁、譚天民、舒玉林、仇壽松等特委和縣委領導10余人。省委和長沙市委均遭受嚴重破壞。但是，在黨的領導和群眾的擁護、支持下，紅色政權仍然領導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斗爭。4月3日，毛澤東在桂東沙田向部隊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之后與肖克率領的宜章獨立營會合后返回井岡山。
5月，中央派巡視員賀昌來湖南，改組省委，楊福濤任書記。由于不知楊福濤已于4月犧牲，由寧迪卿代理。省委機關設湘潭，不久遷往安源。省委再次改組，廖保庭任書記。8月，省委工作人員李滌生、易慶和相繼叛變，省委機關在安源遭嚴重破壞后遷回長沙。接著，省委交通站和在長沙的所有聯絡點都遭破壞，省委機關遷往上海，寧迪卿任書記。1929年4月，省委機關由上海遷至漢口，9月底又由漢口遷回湖南湘陰。1930年5月底，省委機關在湘陰又遭破壞，11人被捕，隨即遷益陽。這時省委著手恢復各地黨組織的聯系，當時全省有黨員10760人。同年7月27日，紅三軍團攻克長沙，30日成立了以李立三為主席的湖南蘇維埃政府。李立三未到職，由王首道代理。8月5日，在何鍵的大舉反攻下，紅三軍團主動撤離長沙，向瀏陽、平江轉移。省委機關由益陽遷至長沙縣楊橋、靖港等地。由于長沙縣委和基層黨組織遭破壞，省委機關又遷回益陽，不久遷往常德。中央決定省委暫由中共長江局領導，寧迪卿到長江局匯報工作，在漢口被捕叛變。1931年2月，寧迪卿帶領特務到常德，誘捕了代理書記蔣長卿和省委其他幾位領導成員，省委機關遭嚴重破壞，蔣長卿英勇犧牲。同年9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徐少保任書記。1932年1月，中央又決定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改為中共長沙中心市委員會，行使省委職權，張友生任書記。因張友生在湘贛邊工作，由徐少保代理。是年底，市委委員李紹庸叛變，中心市委遭徹底破壞，委員吳振亞等被捕犧牲。此后，湖南黨的工作一度處于低落狀態，只有部分基層黨組織和一些黨員分散在各地堅持斗爭。
由于湖南邊界各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和發展，按照中央決定，于1931年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湘鄂贛、湘贛3個蘇區省委，1934年11月又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蘇區省委。湖南有20多個縣的黨、政、軍和群眾組織在各蘇區省委領導下，繼續堅持武裝斗爭。
各蘇區省委積極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紅軍和地方游擊隊，實行武裝割據。經過艱苦曲折的斗爭，粉碎了敵人強大兵力的數次“圍剿”，使蘇區得到發展。但是，自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中央，削弱黨的領導，取消蘇維埃政權，推行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搞肅反擴大化，以“AB團”、“改組派”的罪名錯殺了一批具有革命功績和斗爭經驗的領導干部和中堅力量，給各蘇區造成嚴重的危害和重大的損失。1934年秋，偉大的長征開始。湖南是紅六軍團的落腳點，紅二、六軍團長征的出發點，也是中央紅軍長征路上必經的一段最艱苦、最危險的征程。3支紅軍主力轉戰湖南46個縣市，各縣市軍民浴血奮戰，牽制敵人以策應紅軍長征。紅軍長征后，留在湘鄂贛邊、湘贛邊和湘南地區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各蘇區省委(特委)的領導下，歷盡艱難險阻，堅持了3年艱苦的游擊戰爭，終于粉碎了敵人的“追剿”，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至1937年7月，僅湘鄂邊、湘贛邊、湘南地區，就保存了1500多名黨員、干部和游擊隊員。還有部分黨的基層組織和一批黨員分散在全省各地堅持斗爭。
第四階段，抗日戰爭時期。湖南黨組織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新形勢下，極力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同時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救亡方針，使湖南成為當時大后方抗日救亡活動的中心；在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治形勢逆轉的情況下，湖南黨組織及時實行撤退隱蔽，為奪取抗戰勝利和進行解放戰爭創造了重要條件。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底派徐特立、王凌波在長沙建立了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同時，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別委員會，任作民任書記。接著，高文華、郭光洲等從延安來長沙，于1938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決定，中共湖南特委改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高文華任書記。7月，改稱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省委堅決貫徹中央關于抗日的方針和政策，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號召群眾團結起來，武裝起來，全力支援抗日戰爭，并積極發展、整頓黨組織。在省委機關報《觀察日報》的大力宣傳推動下，湖南文化界知名人士創辦了《抗戰日報》、《前進》、《大眾日報》等進步報刊。為了廣泛推動抗日救亡工作，各級黨組織普遍設立書店和新華日報推銷處，并建立和擴大了一批抗日救亡愛國組織和抗日劇團，把廣大工農群眾和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使湖南成為抗日救亡活動的中心。廣大的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通過斗爭的鍛煉被大批吸收入黨。至1938年上半年，全省有32個縣、市，建立和恢復了黨組織，黨員由湖南特委時的200多人發展到3000多人。并設立了黨員訓練班、游擊干部訓練班，創辦了塘田戰時講學院，大力培養黨的干部。
1938年，日軍進攻武漢，湖南局勢危急。省委公開發表《保衛湖南宣言》，號召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到前線去，肅清漢奸，增加生產，發展經濟，鞏固后方”。同年10月，周恩來，葉劍英來長沙指導工作，多次發表演講，強調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并大力宣傳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思想，明確指出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從而喚起了湖南人民必勝的信心。日寇攻占岳陽后，這年11月12日晚，按照蔣介石“焦土抗戰”的指令，長沙軍警縱火焚燒長沙城，燒死市民2萬余人，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在周恩來據理力爭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指責下，蔣介石被迫將國民黨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處決了長沙警備司令鄷悌等3人。省委和八路軍通訊處發動群眾，開展了救災工作。與此同時，省委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強調黨的獨立自主，繼續鞏固和加強統一戰線，整頓和鞏固黨的組織。這時，省委下轄2個特委、5個中心縣委和30多個縣委，有黨員5000余人。省委按照周恩來關于“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的指示，基本上停止了組織發展。省委機關由長沙遷往邵陽。
1939年2月，接替張治中就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岳上任后，根據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暗中逮捕共產黨員和抗日進步人士，迫使文化界知名人士相繼離湘，各抗日救亡團體被迫解散，《觀察日報》被查封，各進步報刊、書店被封閉，全省抗日救亡活動日趨低落。1939年6月12日，蔣介石密令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新四軍通訊處主任、江西省委副書記涂正坤、湘鄂贛特委書記羅梓銘等6人犧牲。接著，又屠殺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130多人，全省革命群眾遭槍殺、拷打、監禁的成千上萬，白色恐怖又開始籠罩全省。鑒于形勢逆轉，為了保存力量，繼續堅持斗爭，爭取抗日勝利，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決定分批撤退公開的黨員干部去延安或新四軍；隱蔽的黨員干部以社會職業為掩護，繼續開展黨的工作；各級黨組織以整頓、緊縮、鞏固為中心任務。至1939年底，全省約50個縣有黨組織，但黨員減至3300多人，均完全轉入地下活動。這時省委機關由邵陽遷衡陽，后又由衡陽遷至湘潭。根據中央指示，省委決定從省委至基層支部的領導成員全改為書記、組織、宣傳3人制，任作民、帥孟奇等省委領導成員先后離湘；八路軍駐湘工作人員撤往桂林，徐特立、王凌波也離開湖南。根據中央關于“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總方針，省委對各級黨組織作了進一步撤退、轉移、隱蔽的布置。并在重要產業區域和農村中建立短小精干的黨支部，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團結群眾，開展抗日活動。1940年12月底，省委機關由湘潭遷湘鄉永豐鎮(今雙峰縣城)。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進一步加劇反共局勢，湖南10多個縣的黨組織遭破壞，縣委書記余可嘉等10余人遭殺害，黨員、進步群眾和革命家屬3000余人被捕。省委遵照中央指示撤銷了中心縣委等機構，又撤退和隱蔽了一批黨員和干部。1942年12月，省委書記高文華等赴延安，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改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員會，周里任書記，直至1949年湖南解放。這時，全省約有黨員600多人，與組織有聯系的約180多人。1944年夏，長沙、衡陽先后淪陷，省工委在湘潭、寧鄉、湘鄉等地建立黨的活動基地，采取合法的斗爭形式，取得了部分基層政權，成立了人民抗日游擊隊，以韶山為中心領導群眾開展抗日斗爭。
1944年下半年，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5000多人在王震、王首道率領下挺進湖南，成立了湘鄂贛邊臨時特委和湘鄂贛軍區，在平江縣恢復成立了縣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抗日人民武裝，并以湘陰白鶴洞為中心，建立了抗日根據地，給日寇以沉重打擊。1943年11月，新四軍江南挺進支隊建立華容桃花山根據地，直至抗戰勝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終于取得勝利。由于湖南黨組織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保存了大批黨的中堅骨干力量，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黨組織的恢復、發展和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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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解放戰爭時期。湖南黨組織迅速恢復發展和壯大，并積極培養黨的干部，開展地下斗爭，逐步成為領導全省人民爭取和平民主，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流砥柱和堅強領導核心，勝利完成了“武裝起來、保衛組織、發動群眾、加強統戰、打擊敵人、迎接解放”的戰斗任務。
抗日戰爭勝利后，湖南黨組織重新進入城市，領導工人、學生開展城市民主運動；同時深入開展農村工作，在全省范圍內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省工委先后在湘潭、湘鄉、長沙等地區成立了縣(特區)工委，與一批堅持地下斗爭的基層黨組織和黨員恢復了聯系，并在長沙泥木、紡織工人和各校師生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據點。同時，在全省各地特別是湘南一帶，組織農民進行武裝暴動，給國民黨反動統治以有力打擊。
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將湖南作為重要戰略基地，肆意征兵、征稅、征糧，三湘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在省工委的領導下，全省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三征”斗爭。1947年南京“五二○”血案后，省工委依靠進步勢力，團結中間力量，爭取一切愛國人士，開展愛國民主運動。以湖南大學為中心的各大專院校和長沙中等學校師生，與各界人士3000多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游行請愿。全省各地隨即響應，開展斗爭。黨組織的發展進一步加強，又成立了湘南、湘北兩個工委，開辟了湘西工作。各級黨組織積極培養吸收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全省黨員由700多人發展到1600多人。這時，湖南工農運動、學生運動全面開展，反內戰求解放的斗爭發展到了新的階段。
1948年夏，省工委遵照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在湖南積極發展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游擊隊伍20多支，發展游擊隊員萬余人。以后又先后建立了粵贛湘邊區人民解放軍湘南司令部，湘南支隊，湖南人民解放總隊湘中一、二、三、四、五支隊，湖南人民解放總隊湘西縱隊，湖南人民解放突擊總隊等游擊武裝4萬多人。隨著全省武裝斗爭的全面開展，工人、學生運動也進入高潮。長沙泥木、郵政、公路等行業工人和湘潭電力工廠、安江紗廠先后罷工，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開展罷課、罷職斗爭，再次掀起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高潮，并迅速波及全省各地區，將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推到了搖搖欲墜的絕境。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省工委遵照中央確定的方針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武裝斗爭。1949年3月，根據黨中央決定，當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克誠，組建中共湖南省委并任書記。并在山東、山西、河北、河南、東北等老解放區和就近解放的北京、天津兩市抽調近萬名干部，隨軍南下，準備到湖南工作。5月，中共華中局報經中央同意，中共湖南省委由黃克誠等13人組成。同時省委對湖南解放后，南下干部進入省級機關和各地、市、縣的黨政班子，在河南開封市正式確定。這時湖南地下黨已先后建立了6個地區(市)工委、25個縣工委和7個縣級區委，黨員發展到近萬人。省工委大力加強統戰工作，為了爭取程潛、陳明仁及其部屬起義，成立了由余志宏負責的統戰工作小組。同時在有黨組織的地方發動群眾，開展反遷移、反破壞、反紊亂、護廠、護校、保護機關檔案和一切人民財產的斗爭，迎接全省解放。
在人民解放軍分路入湘，長沙解放指日可待的形勢下，經過黨中央和省工委的大量統戰工作，程潛、陳明仁兩將軍通過雙方談判，決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脫離蔣介石反動政權，于8月4日率部在長沙通電起義。8月5日，人民解放軍一三八師進入長沙城，省會各團體和全省居民10萬人，夾道熱烈歡迎，歡呼湖南和平解放。8月20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堅持地下斗爭的省工委和隨軍南下的省委合并，組建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由16人組成，黃克誠任書記，王首道、金明、高文華任省委副書記，從此，湖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昂首闊步進入社會主義新時期。1949年底，全省有地下黨員1萬多人，建立了地、市、州一級黨委、工委12個，縣市委85個，基層黨支部1382個。
二、社會主義時期湖南黨組織的發展
湖南黨組織的發展，在黨執政后的62年，也經歷了5個階段。
第一階段，黨執政初期。在接管舊政權、建立人民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上，進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
和平解放初期的湖南，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匪患嚴重，反革命分子氣焰囂張。中共湖南省委從鞏固政權出發，于1950年1月5日至9日，在長沙召開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會議，參加會議代表381人，會上省委書記黃克誠作了題為《湖南的基本情況與1950年的任務》的報告。會議分析湖南和平解放5個月來的形勢，確定1950年的工作仍以農村為重心，總的目標是建立鞏固屬于人民的湖南，主要任務是清匪、反霸、生產救災，減租退押，準備土改。這時全省有長沙、衡陽2市，77個縣(市)，除綏寧、通道、靖州和古丈4縣外，均已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權。這77個縣(市)分別由10個專區和湘西行政區管轄。
1950年8月7日至9月1日，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會議在長沙舉行。參加會議代表598人。會上，省委副書記王首道傳達了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省委書記黃克誠作了《湖南一年來工作檢查》的報告，省委副書記金明作了《關于今冬明春實施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這次會議總結了一年來主要做的10件大事，檢查了在實際工作中一部分干部還存在違反政策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現象。會議期間認真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并指出糾正錯誤、克服缺點的重要環節是開展整風運動，建立按期的或臨時的整風制度、建立黨員、干部的輪訓制，上級機關各部門對下屬組織要具體指導、具體幫助。會議決定把土地改革作為爭取國民經濟好轉的一項中心工作。
1951年9月7日至27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會議在長沙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802人。省委書記黃克誠在會上作了《進一步發動群眾完成兩大改革、恢復生產、恢復教育、為增強抗美援朝力量、準備長期建設而斗爭》的報告。會議決定把土地改革、土改復查作為一項中心工作，用一年時間完成城市工礦的民主改革，努力恢復工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事業。會議要求，在土改復查與民主改革中，個別的吸收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雇貧農和知識分子入黨。這一年，全省發展黨員2209名。
1952年9月，黃克誠、高文華調中央工作，經中共中央批準，金明任省委書記。
1952年10月18日至28日，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會議在長沙召開。會議代表517人。省委書記金明在會上作了《今冬明春農村工作報告》。會議認為，湖南各方面的工作已取得很大成就，土匪肅清，反革命分子受到很大打擊，土改即將全面完成，“三反”、“五反”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會議確定，今后一個時期農村工作要以組織生產、全面結束土改和選拔干部為中心，結合做好民主建設、鎮壓反革命、整團建團、貫徹婚姻法、識字掃盲等工作。會議修訂了發展黨員規劃，要求到次年3月，全省爭取30-40%的鄉建立黨支部。這一年，共發展黨員35149名，建立基層黨支部7087個。
1953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中共湖南省第五次代表會議在長沙召開。會議代表1002人。省委書記金明在會上的工作報告共分三部分：一是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二是貫徹好中央的統購、統銷、市場管理、統一管理等4個方面的糧食政策。三是增產節約。通過這些工作，使黨得到很大的鍛煉，黨員的認識逐步提高到社會主義新要求的思想水平上來，從中發現和鍛煉了一批非黨積極分子，發展了一些黨員。這一年，全省共發展黨員27230名。
1953年11月，金明調中央工作，經中共中央批準，周小舟任省委書記。
1954年9月16日至30日，中共湖南省第六次代表會議在長沙召開。會議代表1915人。省委書記周小舟在會上作了《湖南省一年來工作的簡單回顧和今冬明春的農村工作任務》的報告。會議認為，過來一年，是我們開始自覺地具體地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頭一年，是我們開始全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頭一年，是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從1952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起，黨的工作中心已逐步轉到建設上來，抽調了大批干部加強工業建設的領導，湖南工業生產取得顯著成績。在農村開展了以互助合作為中心的農業增產運動，除吸收一批優秀分子入黨外，更重要的是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督促黨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進一步發揮黨員的積極性。這一年，全省共發展黨員84437名，基層黨支部達1584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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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20日至9月16日，中共湖南省第七次代表會議在長沙召開。會議代表439人。省委書記周小舟在會上作了工作報告。這次會議，傳達貫徹了全國黨代表會議精神，討論通過了湖南省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綱要，檢查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右傾思想，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要求，全省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決貫徹中央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和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反對資產階級的侵蝕，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認真貫徹集體領導原則，實行嚴格的、經常的、有系統的黨內監督，鞏固黨的團結統一。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湖南省監察委員會，并要求迅速建立全省各級黨委監察委員會。這一年發展黨員62204名，建立了基層黨委298個，基層黨支部達17992個。
1956年6月26日至7月6日，召開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會議代表596人，代表黨員28萬多人。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湖南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會上，省委書記周小舟作了工作報告。這次大會的議程，是聽取和討論湖南省委的工作報告，討論和通過1956年到1967年湖南省農業發展規劃綱領(草案)，選舉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員會，選舉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次會議是在全省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即將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形勢下召開的。全省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已發展到80%，基本上實現了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會議要求秋季基本上實現高級形式的合作化。并要求把爭取90%的社員增加收入作為農村工作的中心。全省14萬多戶私營工商業也基本上納入了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組織，工業、基本建設、交通運輸和文化、教育、衛生、科學事業，也都有新的發展。會議肯定，幾年來比較好的執行了積極慎重的建黨方針，黨員人數已由1949年的23000多人，增加到現在的28萬多人，建立了18000多個黨支部。會議強調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加強對文化、科學、業務知識的學習，提高工作水平；加強調查研究，反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會議選舉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員會，周小舟仍任省委第一書記。會議選舉了出席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31人，侯補代表3人。
1949年后，全省各地相繼解放，建立了新的黨政機關。為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地、市、縣的行政區劃經過多次調整，到1956年，全省有省轄市委2個，地委6個，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委1個，縣(市)委93個。
第二階段，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曲折探索時期。在探索前進、曲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湖南黨組織在實踐中也得到鍛煉和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為湖南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后，省委召開了擴大會議進行傳達。指出國內主要矛盾的實質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今后黨的工作重心要轉向經濟建設，適時轉移到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方面來。在這個前提下，強調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群眾路線，正確處理黨內是非關系，堅持集體領導，加強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與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957年根據中央的部署，開展了黨內整風運動，接著開展了反右派斗爭，由于對階級斗爭估計過于嚴重，導致了反右派斗爭擴大化。
從1958年開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少地方也沒有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而把某些雖有片面性但基本正確的意見，不恰當地視為資本主義勢力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過分地強調是“兩條道路”斗爭，同樣犯了嚴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種“左”的認識誤區才被打破。
這一時期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公共食堂，不少是一哄而起辦起來的，由于指導思想的失誤和工作準備不足，導致了“一平二調”，吃“大鍋飯”，破壞了“按勞分配”原則。這種不適應生產力水平的所謂“向共產主義過渡”，實際上混淆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界限，是典型的“窮過渡”、“刮共產風”。之后也曾做過整頓和糾正，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1959年7月，周小舟在廬山會議上被錯誤地定為“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成員，受到“撤銷省委第一書記、保留中央候補委員以觀后效”的處分。把原本要糾“左”的安排，變成了反右。經中共中央批準，調張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接著在全省城鄉開展了“反右傾”整風運動。
1960年3月12日至27日，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出席會議正式代表590人，候補代表57人，代表全省62萬余名黨員。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作了《在新的大好形勢下不斷解決新的問題》的報告。大會指出，社會主義還有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一定作用，因此在處理經濟問題時，要注意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大會認為，人民公社以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在相當時間內還要充分發揮其優越性，同時又提出要為過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積極創造條件。大會還提出了今后三年“持續躍進”的新要求。會議專門討論了干部作風問題，強調要改進黨的作風，加強黨的領導。這次會議既提出了糾正“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的要求和措施，又提出了一些過高過急的要求，結果在后來的實際工作中，“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不但沒有制止，反而更加發展。
1961年，全省貫徹了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4月解散了公共食堂；之后對城鄉工業建設和農村社、隊規模進行調整和縮小。對過去反右傾整風和反右派斗爭中受過錯批判錯處分的干部，進行了甑別、平反，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全省經濟工作收到了較好的成效。從1964年9月開始，全省城鄉分期分批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由于指導思想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在一些問題上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使不少干部受到錯誤批判和打擊。這次“社教”運動到“文革”開始才停止。
至1965年，全省有共產黨員75.4萬多名，基層黨委4160個，基層黨支部、總支部69809個。地、市、州委14個，縣市委93個。
第三階段， “文化大革命”期間。湖南黨組織經歷了嚴重“左”傾錯誤影響和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煽動極“左”思潮導致社會動亂，使湖南國民經濟受到巨大損失。由于廣大群眾的抗爭，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和加速三線建設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黨集團利用，持續10年之久，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五十字”整黨建黨綱領等“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加上被林彪、江青反黨集團所利用，湖南和全國各地一樣，全省各條戰線許多正確的方針政策、規章制度，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東西橫加批判，黨內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被冠以“走資派”“叛徒”“資產級學術權威”等罪名遭受錯批、錯斗、錯處分，無限上綱，造成大批冤假錯案。1967年1月“上海風暴”后，省內造反派奪取了各級黨政大權，省委和各級黨政機關普遍受到嚴重沖擊，陷入癱瘓、半癱瘓狀態，許多企業停產，生產下降，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之后，根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軍到地方“支左”，按照“軍、干、群”原則，普遍建立起各級革命委員會，替代了各級黨政領導機構。大批干部下放農村和“五七”干校。1970年4月，經中央批準，成立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黎原任組長，華國鋒任副組長。5月，黎原另有任用，中央任命華國鋒為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兼任代理省革委會主任。
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召開了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920人，代表全省101.9萬多名黨員。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華國鋒，在會上作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繼續完成黨的九大提出的各項任務而斗爭》的報告。大會選出省委委員75名，候補委員15名，華國鋒為省委第一書記。這次會議提出了一些有利于穩定湖南局勢和發展湖南經濟的主張和措施，但在總的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實踐，選舉產生的中共湖南省第三屆委員會，由于貫徹執行了“左”的組織路線，讓幫派骨干分子唐忠富等混進了省委，給省委領導班子留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增補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副組長，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代理主任。
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后，有領導地開展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以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三線建設等工作，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后，開展了批林整風，整黨建黨、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等工作。1973年4月，撤銷省革委辦事組、政工組，恢復了省委辦公廳、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部、省委統戰部。1975年初，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開展了全面整頓，使全省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好勢頭。但好景不長，1975年底，又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在“四人幫”陰謀纂黨奪權的關鍵時刻，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成員，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1976年，全省有12個地、州、市委，93個縣(市)委，基層黨支部96712個，黨總支2030個，基層黨委4576個。共有黨員167.8347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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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兩年，是湖南黨組織在徘徊中前進、開始走向歷史的偉大轉折的時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湖南的黨組織和人民與全國一樣，歡欣鼓舞，一片歡騰。之后，一個大批判、大清查、大揭發“四人幫”及其幫派骨干反黨罪行的群眾運動在全省興起，并與領導班子整頓、整黨整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結合進行。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開除唐忠富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唐忠富有期徒刑10年，判處胡勇有期徒刑15年，葉衛東有期徒刑13年，張厚有期徒刑8年。
1977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毛致用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1977年10月12日至18日，召開了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990名，代表全省170萬名黨員。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在會上作了《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緊跟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沿著黨的十一大路線闊步前進》的工作報告。會議回顧了前幾年同林彪、江青反黨集團斗爭的6條經驗，提出了今后的4項主要任務，選舉產生了中共湖南省第四屆委員會，毛致用仍任省委第一書記。這次會議對于全省深入揭批林彪、江青兩個反黨集團，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了積極作用。由于歷史的限制，大會繼續沿襲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政策，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使全省黨組織的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時間，盡管還沒有完全擺脫“左”的影響，但被“文化大革命”壓抑多年的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迸發出來，在省委提出的“三年大見成效”的號召下，湖南黨組織領導全省人民在各方面取得了較大成績。首先恢復了國家機關和群眾團體的正常活動，原省革委會的工作機構先后改為省政府工作部門，并先后召開了省人民代表大會、省政協會議，把被“四人幫”打亂了的國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恢復起來。其次是繼續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活動，雖然仍受一些“左”的思想束縛，但還是取得很大成績。1978年，全省有地市州15個，縣(市)委97個。基層黨支部10.2131萬個，黨總支2286個，基層黨委4625個。共有黨員178.6560萬人。
第五階段，進入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湖南黨組織通過領導和組織全面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實現重點轉移，建立市場經濟，調整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展“創先爭優”活動，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黨組織活動方式，黨組織的發展走上了不靠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走向了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改革創新軌道。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大會。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段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審查和解決了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干部的功過是非問題，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標志著重新確立了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中共湖南省委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首先組織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的補課，全面清理“左”的思想，從思想上撥亂反正，從組織上全面平反“文革”中及歷史上的冤假錯案。經過幾年的努力復查清理，對“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處理的冤假錯案41336人，全部進行了平反。對全省因劉少奇問題而造成的冤假錯案2980人，對“文化大革命”中給錯誤結論的16.9萬多名干部，全部平反糾正。還改正了20世紀50年代錯劃右派31040人，糾正了反右傾留有“尾巴”的4900余人。對民主革命時期曾以“AB團”、“改組派”的莫須有的罪名被錯殺的，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在全面撥亂反正、平反冤案錯案、初步清理“左”的思想基礎上，從1983年起，分批進行了一次全面整黨，達到了政治思想上的統一。
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精神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省委堅決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加快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突出電力、煤炭建設，果斷地廢除完全不適應現階段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積極推行與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積極建立與家庭經營相適應的各種服務機構體系，改革與發展城鄉集貿市場，積極探索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推行各種形式的經營承包制，實行就業制度改革，鼓勵發展個體、集體(混合)經濟。
從1985年湖南第五次黨代表大會至2011年的16年中，湖南省先后召開過6次黨的代表大會，先后擔任省委書記的是毛致用、熊清泉、王茂林、楊正午、張春賢、周強。這16年，是湖南黨組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改革創新取得偉大成就的16年。16年中，省委領導曾高瞻遠矚提出：湖南地處內陸、不能為內陸意識所縛；位居中部，不能甘居中游。這是對湖南“發展方位”的新定位。面對“標兵漸行漸遠，追兵越來越近”的競爭態勢，省委曾創造性提出抓好“一點一線”、推進“一化三基”，實現“兩大轉變”、嚴守 “四條底線”、主攻“三個強省”、“四化兩型”、實現富民強省的科學跨越式戰略，所有這些重大的創新性戰略性決策，為湖南黨組織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使湖南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提供了正確的路徑選擇。多年來，湖南在深化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各項改革，在倡導企業積極發展股份公司的試點，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實施新型工業帶領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高速公路，實施對外開放，發展教育、文化產業，與世貿組織接軌等方面，為建設經濟強省、教育強省、文化強省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省委十分重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先后開展了比較系統的學習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集中教育活動，強調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教育武裝黨員、干部的頭腦，指導言行，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增強黨組織的執政能力和戰斗力。強調要努力創建學習型黨組織，要求黨員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要按照“堅持標準、保證質量、改善結構、慎重發展”的方針，在保證新黨員質量的前提下，不斷改善黨員隊伍的結構。1979年全省178萬多名共產黨員中，文盲和小學文化的黨員高達65.6%，高中文化的只占8.3%，大學文化的只占2%。2009年全省共有共產黨員352萬多名，其中有大學專科、本科、研究生文憑的就有105萬多名，占33%，中專、中技、高中文化程度的111.4672萬名，占31%。在基層黨組織建設上，強調要構建城鄉統籌的基層黨建新格局，實現“五個好”的目標要求，推行“四議兩公開”的工作方法，開展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活動；強調要構建街道、社區“四有一化”的黨建新格局和實現“五個好”的目標要求。在全省普遍深入開展了“創先爭優”活動，進一步提高了黨組織制度化、科學化水平和凝聚力、戰斗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各級黨組織比較好地發揮了領導核心作用和戰斗堡壘作用，黨員、干部比較好地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
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14個市、州委，基層黨委7881個，總支部7723個，黨支部13.9萬多個，共產黨員360萬名。
三、湖南黨組織發展90年的歷史思考
回顧90年湖南黨組織發展的光輝歷程，可以看出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和啟示：
一是湖南黨組織由毛澤東親手創建，并先后擔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中共湘區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湖南又是傳播馬列主義較早的省份之一，早在1920年毛澤東就以馬列主義為指針，在長沙組建了湖南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13名代表中，湖南就有毛澤東、何叔衡兩人參加。這就為湖南黨組織的發展奠定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和發展方向。
二是湖南黨組織的發展，民主革命時期是與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緊密聯系的。當湖南武裝斗爭不斷發展壯大時，黨的組織也就不斷發展壯大；當黨組織的發展與統一戰線正確處理時，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就更加密切。反之，黨組織的發展就受到影響和挫折。
三是在建國前28年的革命戰爭年代，湖南黨的組織雖遭受過敵人多次破壞，黨內也多次出過叛徒，但黨組織的活動從未間斷，其原因是從建黨這一天起就有馬列主義的指導，注重對黨員的教育，黨員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深深扎根群眾，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毅不拔、百折不撓，這是戰勝敵人使黨興旺的內在動力和有力武器。
四是湖南黨組織在革命時期和執政以后，曾經犯過右的特別是“左”的錯誤，走過許多艱難曲折的彎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究其原因，大都是在重大決策上脫離了當時當地的實際，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教訓。
五是湖南黨組織在90年的斗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改革創新黨的自身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不斷創新黨組織的領導方式，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從而鍛煉造就了大批的革命和建設人才，涌現出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和人民軍隊的將領。勇于和善于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在自身建設上不斷地改革創新，是湖南黨組織成長、壯大的源泉，也是湖南黨組織堅強的戰斗風格和時代風貌的生動體現。
(作者分別為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原副廳級組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