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軍：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若干重要問題的認識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肩負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領導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的新中國時期。這一時期的黨史波瀾壯闊，逶迤曲折。學習了解這一時期黨史，既需要把握基本脈絡、線索，也需要知曉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發展。

　　學習、研究和宣傳中共黨史，必須以“兩個決議”(即1945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所作《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作《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準繩。這一原則在今天也必須堅持，否則就會偏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黨史的研究不能深化與發展。近年來，隨著思想的解放以及許多檔案的解秘、史料的發掘、研究的深入，一些過去的禁區被突破，人們對黨史上的許多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和提高。

　　以下是對這一時期若干重要問題的認識。

　　一、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

　　中華7000年文明，自秦始皇統一后，稱雄世界1500多年。——疆土面積異常廣大(唐版圖1000萬平方公里；元最大1500；到清1300萬)；對人類文明貢獻大(16世紀前，有重大影響的300項發明中國占175項；10個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國占6個)。

　　1840年以后，經帝國主義10次侵略戰爭，大小約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中國逐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探尋救亡圖存的復興道路。但終歸未能成功。

　　1、洋務派的洋務運動

　　“師夷之長技以自強”，1861年從創辦軍事工業開始，組建海軍，辦民用企業、新式學堂等，由于不愿觸動封建制度，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只能學到一點皮毛；1894年的甲午戰爭宣告其失敗。代表人物是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

　　2、維新派改良

　　1898年6月開始由光緒帝領導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意在實現君主立憲，終為保守勢力不容，演變成政變，以戊戌喋血失敗而告終；維新派害怕群眾甚至敵視群眾，主張變法而反對革命。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

　　3、農民起義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可以說是農民起義的頂峰。領導集團仍然封建化，狹隘、局限，跳不出封建桎梏，缺乏戰略眼光。雖歷時14年縱橫18省，打下半壁江山，定都天京，仍逃脫不了失敗命運。代表人物是洪秀全等。

　　4、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

　　到辛亥革命達到高潮,成功推翻清王朝，結束2000多年封建統治，但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性軟弱，政治上不成熟,沒有真正發動群眾，革命不徹底，導致勝利果實旁落。代表人物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

　　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落在中國共產黨肩上。

　　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的成長與思想的轉變，五四運動的爆發，為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思想和干部的基礎。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二、 關于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黨的創立時期(1921年7月—1923年6月)是黨的初創時期，黨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在積極發展組織的同時，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領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對于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以前的黨的組織，過去一直稱共產主義小組(大概從延安時期起)。一般認為來源于一份共產國際1921年的文件。之中這樣說：“中國共產黨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現在已有6個小組，有53個成員。”可以說，“共產主義小組”是共產國際對中共早期組織表現出輕視的一種統稱。

　　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各地成立時叫法不一，大多數就叫共產黨。

　　最早是上海，由陳獨秀主持，于1920年8月在《新青年》編輯部成立,取名“中國共產黨”。(陳獨秀與李大釗就名稱是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進行過討論，李提出叫共產黨，陳同意)

　　北京是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李大釗的辦公室成立。始名“共產黨小組”，年底即改名為“共產黨北京支部”。

　　武漢的發起人為董必武、陳潭秋等人。是在上海的指導幫助下，成立于1920年8月，名稱為“共產黨武漢支部”。

　　長沙是毛澤東等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發展而成,成立于1920年冬，名稱不詳。(毛澤東在延安回憶叫“共產黨湖南支部”)

　　廣州是由陳獨秀幫助，譚平山等人于1921年春成立，取名“廣州共產黨”。

　　濟南由王盡美、鄧恩銘等人于1921年春成立。名稱不祥。

　　另外，在旅法、旅日的青年學生中也成立了早期組織。

　　根據實際情況，現在統一稱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三、關于黨的生日

　　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現在已確定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開，但為什么誕辰紀念日是7月1日?

　　黨成立以后，由于斗爭的殘酷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紀念。

　　1936年，在黨成立15周年時，陳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雜志第七卷上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以示紀念，但只點明了月份。

　　將7月1日作為黨成立紀念日，是毛澤東1938年5月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周年紀念日”(當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可能日期記不住也無法查。)

　　七一作為黨的生日，最早見于1941年6月的中央文件：《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的指示》。之中說：“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周年。”從此便固定下來了。

　　上世紀80年代初，經過黨史工作者的考證，特別是通過陳公博的日記，將黨的一大召開日期終于搞清楚。當時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改變。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據說是鄧小平)認為沒有必要，理由是：1、紀念日與開幕日期不是一回事，可以不是同一天；2、七一已深深銘刻在了全黨全國人民心中。

　　因此，七一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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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

　　大革命時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開始的標志，是1923年6月中共召開三大，確定了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聯合陣線，實現國共合作的方針。這一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國民黨進行了改組，國共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從而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掀起了工農運動的高潮，并成功地舉行了北伐。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歸于失敗，有人為之可惜，有人歸結于偶然，有人歸結于個人原因。實際上，大革命的失敗是必然的。

　　除了外因是由于敵人的強大以外，主要還是內因。當時的黨還是一個幼年的黨，來不及也不可能作好各種準備，便匆忙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之中。

　　1、黨富有朝氣，但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

　　2、黨在群眾運動中表現了出色的組織才能，但缺乏成熟的領導藝術，比如還不善于識別和對待同盟者與敵人；

　　3、黨有了一批優秀的革命活動家，但還未能形成各個層次的骨干和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結論：當時的黨還沒有能力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理論與實際問題。

　　五、關于陳獨秀右傾問題

　　過去一直說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包括兩個決議)。現在定位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兩字之改，意義很大。為什么這樣改?

　　1、肯定陳獨秀從建黨直到大革命前期的巨大功勞(陳是中共一至五大的總書記，是這一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

　　毛澤東說過：到了適當時候，寫黨史要講他的功績。

　　2、陳獨秀的錯誤，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指導的不正確有密切關系，錯誤不能歸罪于陳獨秀一個人。

　　共產國際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指導，有正確的方面(如主張國共合作等)，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如鮑羅廷不主張倒蔣；鮑和維經斯基都對汪精衛抱有幻想；共產國際不贊成同蔣介石決裂等)。中共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同時又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

　　當然，陳獨秀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提出二次革命論，發表汪陳聯合宣言等。

　　3、追溯歷史，包括共產國際、八七會議、十一月政治局會議和黨的六大等，都是批評陳的“機會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講“右傾投降主義”是抗戰時期開始的。當時主要是為教育全黨在新的國共合作形勢下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獨立自主，接受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所以說得比較重，以后就一直沿襲下來。

　　實際上，無論是理論上(妥協退讓)還是實踐上(陳坐過國民黨的牢)，陳都不存在“投降”的問題，所以，戴那頂帽子是不合適的。

　　六、關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三次“左”傾問題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以八一南昌起義和八七會議為標志，開始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這一時期又稱十年內戰時期，是黨在民主革命階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異常艱辛曲折的時期。在這時期，黨開始了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發動了武裝起義，創建了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進行了根據地的各項建設，粉碎了多次武裝“圍剿”，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并領導進行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對三次“左”傾錯誤，從第一個“歷史決議”起，都提得比較高。都有代表人物，都稱冒險主義、路線錯誤，“文革”中都上升為“路線斗爭”。

　　現在對這三次是采取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區別對待、掌握分寸。第一次稱：“左”傾盲動錯誤(既不提瞿秋白名，也不稱主義)；

　　第二次稱：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不稱主義)；

　　第三次稱：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或“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這是基于以下考慮：

　　1、這都是黨在探索過程中的一些失誤。

　　2、對黨的早期革命家所犯錯誤不能講得太重，他們中的有的人曾有過很大的功勞。比如瞿秋白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他對黨的白區文化工作有重大貢獻，他犧牲得十分英勇；李立三長期是工人運動的重要領袖，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3、具體情況要作具體的分析：第一次瞿秋白是在八七會議前后臨危授命，當時黨內的復仇心理、急躁情緒十分強烈，普遍認為“左”比右好。共產國際也認為革命形勢仍然處于高潮。因此便決定在全國范圍內舉行武裝暴動，且以城市為中心，并制定了一些“左”的政策，如沒收、燒殺等。但貫徹的時間并不長，從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12月就開始糾正了。第二次是由于形勢的一些變化使得頭腦發熱，以至形成“左”傾冒險。如提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同盟總罷工等。由于當時實際工作是由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主持，也由他系統提出，所以史稱“立三路線”。第三次的危害最大。主要考慮：①王明六屆四中全會后就到莫斯科去了，后來負總責的是博古、洛甫，盲動、冒險基本與他無關，但六屆四中全會的奪權是他打頭，王可以說是精神領袖；②王明的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理論形態比較完備；③王明拒不承認錯誤。

　　七、關于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個重大轉折，是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它表現在：解決了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改變了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在極端危急的時刻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而且這些成果都是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的取得的。

　　1、遵義會議的轉折是一個過程

　　從遵義開始，到川、滇、黔交界的“雞鳴三省”的村子—扎西，于2月5日到9日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即“扎西會議”，才完成了這一轉折。

　　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只是取消了原來的“三人團”，決定由周恩來負總責，下最后的決心；決定了毛澤東進常委。

　　2月5日下午，周恩來與博古就遵義會議、毛澤東等話題，有過一次推誠置腹的長談，說服了博古。

　　扎西會議上，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負全黨總責，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等。后于3月又成立了由毛、周、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實現了新的戰略轉移和戰術改變，整編了部隊等，由此開始從被動到主動。

　　2、任何看待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

　　過去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或是說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實際上，確立是有一個過程的，遵義會議上并沒有完成。遵義會議只是確定毛澤東重新進入軍事領導崗位。之后又有過一些反復和斗爭。比如張國燾另立中央；王明“欽差大臣”的不尊重等。

　　1937年8月洛川會議確定毛澤東為中央軍委書記(后改為主席)。直到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才真正形成了共識，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才真正確立。

　　再經過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關于機構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才最后完成組織上的確立。

　　所以，準確地說應該是：遵義會議開始確立或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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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關于根據地的肅反

　　肅反問題過去是禁區，許多人對此諱莫如深，但的確它又影響很大。隨著思想的解放，禁區的突破，資料的解密，調查的深入，有關肅反的真相漸漸清楚。

　　肅反的一個主要的借口是反“AB團”。 AB團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僅成立了3個月就被摧垮了。

　　肅反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是“富田事變”(這是由毛澤東經手處理的)。富田是江西吉安境內的一個大村莊，是當時江西省委和省蘇的所在地。1930年12月，總前委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帶人到此，以抓AB團名義抓了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好幾個負責人，第二天又帶人到東固的紅二十軍抓人。遭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等人的反抗。因他們認定李是受毛澤東指使，故喊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這就是“富田事變”。

　　當時中央政治局和總前委都將其定性為“反革命暴動”。紅二十軍自軍長政委到副排長數百人在寧都的平頭寨幾乎全部被殺(僅2人幸免)。肅反高潮中，許多忠誠的黨員干部慘死在自己人手中。

　　在中央蘇區，著名的有季振同、黃仲岳等;

　　在鄂豫皖，著名的有曾中生、許繼慎等；

　　在湘鄂西，著名的有段德昌、柳直荀等；

　　在湘贛，著名的有袁德生等。

　　據有人統計，各根據地肅反中被殺的近10萬人。后都在權威著作中進行了非正式的平反。

　　對肅反問題的評價：

　　1、在斗爭十分尖銳復雜的情況下，肅反是必要的。同時，這也受到蘇聯共產黨內部肅反的影響。但由于政策的不完善，領導人嚴重主觀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混淆了敵我，造成了極其痛心的損失。必須堅決平反。

　　2、在革命的進程中，這不是主流，不是全局性的問題，只是局部問題、枝節問題，不宜多講，更不要渲染夸大。

　　九、關于西路軍問題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一度準備向北發展，以打通往蘇聯的路線，并以紅四方面軍主力九、三十軍為主，加上紅五軍共2.2萬余人，渡過黃河向甘肅、寧夏一帶發展進軍。但在河西走廊遭到軍閥二馬(馬步芳、馬步青)部隊的“追剿”，幾乎全軍覆滅。僅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等帶400余人經星星峽到了新疆。

　　過去對西路軍問題幾乎不談，被說成是執行了張國燾的命令，是張國燾錯誤的惡果，因此也引起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的不滿。

　　現在已認定是執行了中央的命令，是中央所決定的方針(有許多當時中央的電報為證)。

　　西路軍指戰員的英勇獻身精神永遠值得紀念。

　　十、關于抗戰初期的王明右傾問題

　　以七七事變為標志，進入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時期，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策略，推動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經過8年的艱苦抗戰，中國人民終于取得了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一時期也是我們黨理論發展的時期，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經過延安整風，全黨達到空前團結，并且空前壯大。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時期形成完整體系并被確定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關于抗戰時期的王明右傾錯誤，過去一直說是“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它的主要表現是抹煞統一戰線中不同派別和政治集團的階級差別，否認階級矛盾，放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立場和領導權，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抱有幻想等。

　　現在的定位是“王明右傾錯誤”。其原因：

　　這不僅是對王明個人，還涉及到對長江局的評價。對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在長江局中所做的工作，充分肯定。就是王明，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對王明的錯誤，過去講得重了一些。

　　王明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回來后即與陳云、康生一起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與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組成中共代表團(對內稱長江局)，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國統區的工作。

　　王明在延安和武漢提出了許多右的、錯誤的觀點和主張。主要是：⑴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了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他強調統一，強調國民黨的領導地位，提出一切服從、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認為不應該強調誰領導誰，是共同領導等)⑵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強調正規軍的作用；⑶組織上不尊重乃至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的領導地位。但他畢竟地位有限，影響有限，危害有限。說“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是出于當時的政治考慮，“王明右傾錯誤”更符合實際。

　　十一、關于延安整風

　　1942年2月開始的延安整風，是一次全黨范圍的普遍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學習教育運動，在黨的歷史上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現在還有人攻擊延安整風是“整人”，是給干部“洗腦”，是“歪曲和偽造歷史”，是“權力斗爭”等。

　　1942年5月,共產國際派遣彼·巴·弗拉基米洛夫來延安,作為共產國際駐延安的聯絡員兼蘇聯塔斯社記者,他工作直到1945年11月奉調回國。弗拉基米洛夫來延安后,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我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問題,以及國共兩黨的有關情況和他本人在延安的主要活動。在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站在錯誤的立場上,對中共中央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進行歪曲和否定。

　　開展延安整風的原因：

　　教條主義遠未肅清，“左”傾和右傾的根源沒有清算，需要從思想上加以解決；

　　黨內仍然普遍存在迷信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思想情緒(共產國際的許多指示并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曾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損失；而蘇聯的政策主要只是考慮本國的利益)；

　　黨員人數大量增加(從抗戰爆發時的4萬到1940達到80萬)，大多數出身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很容易受錯誤思想和作風影響，急需整頓與提高；

　　另外宗派主義比較嚴重；黨八股盛行。

　　方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意義：是一次打破教條主義束縛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徹底清算了“左”傾錯誤，分清了是非，使廣大黨員和干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具體方向，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使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為“七大”召開作了重要準備，為奪取抗戰勝利和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史上的一個創舉。

　　整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傷害了一些同志，特別是在“搶救運動”中。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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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關于兩個戰場問題

　　兩個戰場是指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過去主要是兩種觀點：一種是我們的傳統觀點認為，共產黨開辟的敵后戰場是主戰場，它牽制和殺傷了大量日偽軍；而國民黨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節節敗退、一潰千里”，“躲在峨眉山上，等待摘桃子”；另一種主要是國民黨方面的觀點，認為國民黨戰場是主戰場，共產黨在敵后是“游而不擊，沒打什么大仗”，“在寶塔山下，伺機奪權”。

　　這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應該是：國民黨、共產黨合作抗日，兩個戰場在客觀上互相配合，使抗戰全面開展，長期堅持，最后勝利。

　　1、國共領導的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是客觀存在，誰也否認不了。這也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

　　2、這兩個戰場是兩個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戰略單位，構成抗戰的統一體。兩者在戰斗、戰役上的直接配合雖然不多，但在戰略上的配合，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非常明顯。缺了哪一個戰場，都不能持久堅持。日軍如果集中兵力，后果將不堪設想。

　　3、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在抗戰的發展過程中有變化。

　　在抗戰的第一階段即防御階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

　　正面戰場上國民黨是積極抗日的，抵御了大量日軍，打了許多大仗，也打過一些勝仗，如上海保衛戰、南京保衛戰、臺兒莊和沂口戰役、武漢保衛戰等。由于實行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防御路線，仗打得不好，節節敗退，軍隊損失了80萬，許多重要城市失守。不過，即使在退卻的過程中也有抵抗，從而很大的消耗了日軍的兵力、財力和物力。

　　這一時期共產黨的軍隊是乘隙進入敵后，開辟敵后戰場。同時，黨積極推動全面抗戰的路線(廣泛發動群眾，推動一些政治改革和民主措施的實現)。它牽制和分散了敵人兵力，襲擊和擾亂了敵人后方(到1938年10月，敵后根據地殲滅了日偽軍5.4萬余人，牽制了40多萬日偽軍力量)。正是由于兩個戰場的配合，導致了相持階段的早日到來。

　　在抗戰的第二階段即相持階段(1939年1月—1945年夏)：

　　正面戰場上，在武漢周圍，在廣西、山西中條山地區和綏遠等地，繼續進行防御性作戰，打了20多個大的戰役，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戰線，保衛了半壁江山。但這時蔣介石擔心共產黨力量增長，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軍隊的意志也衰退，戰斗力削弱，政治經濟危機也日趨嚴重。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標志著正面戰場不再是主戰場。

　　這一時期敵后戰場則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華北、華中、華南等15塊敵后抗日根據地，擁有黨員120萬，軍隊120多萬；根據地面積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到1945年夏，共擊斃日偽軍124萬人；1943年起開始局部反攻，1945年春夏開始大反攻，將日軍逼迫居住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線上。這一時期，敵后戰場成為主戰場，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中流砥柱。

　　這一時期日軍對華戰略和策略也作了一些調整，軍事上以基本停止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保守戰領區為主；逐漸將注意力轉向八路軍、新四軍；政治上對國民黨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

　　十三、關于“和平民主新階段”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以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標志。這一時期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到1946年6月，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建國，實現國內的和平民主，作出了艱苦的努力。期間，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國共簽定了“雙十協定”；推動召開了政協會議等。

　　第二階段從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開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只用一年時間便轉入反攻；用3年多一點的時間便基本解放了全中國，建立了新中國。

　　抗戰勝利以后，是否存在“和平民主新階段”?

　　可以說是“曇花未現”。

　　“和平民主新階段”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為適應客觀形勢需要而提出的一個策略口號，反映了戰后初期黨對形勢的一種估計。當時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世界民主運動出現高潮，蘇美英都不贊成中國內戰；國民黨蔣介石馬上發動內戰有困難。

　　過去把這一提法作一罪名安在了劉少奇頭上。實際上，“和平民主新階段”是毛澤東提出的。

　　1960年9月10日，周恩來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做毛選四卷出版報告時說：抗戰勝利后，我們“分析有可能搞一個時期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估計是毛主席講的，中央文件也講得清清楚楚”；“中央估計是有可能也確有許多依據”。

　　1942年12月會議上，毛澤東說：那時我們確有拖他幾個月的誠意，一是爭取和平，和平能爭取到更好，爭取不到也爭取了群眾，這就是勝利。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回顧時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全國政權。

　　總而言之，中共中央也好，毛澤東、劉少奇等領袖也好，雖一度對時局和平發展的估計偏于樂觀，但并未完全陷入對和平的幻想之中，更沒有放棄人民手中的武器。是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對于如此復雜的社會歷史活動有這樣一個認識過程，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