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用生命鑄成“國之重器”
于敏，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作為“兩彈一星”元勛、“中國氫彈之父”，他畢生致力于組織領導核武器研制工程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為我國氫彈突破和核武器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先后榮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改革先鋒”稱號、“共和國勛章”等榮譽。
“國產土專家一號。”于敏1944年進入北京大學工學院機電系就讀，但他更向往基礎科學探索。出于對理論物理的熱愛，他于1946年主動申請轉入理學院物理系，將主攻方向鎖定為理論物理。在北大理學院期間，他的學術天賦充分展現：當時北大采取匿名學號制公布成績，每逢期末圖書館外張貼的成績榜上，1234013號始終高居榜首。這一現象成為校園傳奇，師生們漸漸知道這位神秘的1234013號正是于敏。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際，他以88.46分的優異成績摘得北大物理系畢業考核桂冠，成為新中國成立時北大第一屆畢業生。隨后師從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攻讀研究生，專攻量子場論。其導師曾驚嘆：“沒見過物理像于敏這么好的。”
1950年5月，新中國創建了首個核科學研究中心——近代物理研究所。不久，正在北京大學撰寫碩士論文的于敏迎來人生轉折。其導師不僅將他力薦給所長錢三強，更以特聘研究員身份入所繼續指導其學位論文。時年25歲的于敏由此開啟核物理研究的征程，面對國內該領域近乎空白的學術基礎與西方技術封鎖的困境，這位青年學者以超常規強度系統梳理國外文獻，通過自主構建理論模型進行開創性研究，展現出非凡的科研毅力。他創造性將原子核理論體系劃分為實驗現象、唯象模型和理論框架三個層次，尤其在平均場獨立粒子理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于敏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不僅快速縮短了我國在該領域的國際差距，更引發國內外同行專家的矚目。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曾感慨：“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沒有老師，因為國內當時沒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論，他是開創性的。”1957年，日本物理學會會長朝永振一郎（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率團訪華期間，他與于敏交談時，得知這位年輕人從未踏出國門留學，僅靠自學鉆研就取得如此巨大成果，震驚不已，后來在自己著作中毫不掩飾地盛贊于敏，認為其成就顛覆了西方學界對發展中國家科研能力的固有認知，并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1960年歲末，錢三強找于敏談話，希望他能參與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工作。這就意味著：不僅需要放下既有的學術研究轉向全新領域，更要徹底轉入絕密研究序列。于敏深知這項任務的艱難和責任的重大，但他沒有絲毫猶豫，心中只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是，于敏踏上了一條充滿未知而艱難的氫彈攻關之路，從此隱姓埋名28載。
在氫彈研制起步階段，中國既無技術積累又遭國際技術壁壘，完全處于拓荒境地。面對這種“零基礎”的困境，于敏團隊如同量子世界的觀測者，每一步都充滿了艱辛和不確定性。首要的挑戰是計算資源的極度匱乏——國內僅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且95%的時間分配給原子彈的計算，只剩下5%的時間留給于敏負責的氫彈設計。在這樣的困境下，于敏帶領30多名青年科研人員組成的氫彈預研小組，從基本物理學原理出發，憑借計算尺、黑板、一臺簡易的104型電子管計算機和自強不息的信念，經過4年的不懈努力，不僅解決了大量基礎課題研究問題，而且還探索出設計氫彈的途徑，編制了計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關模型，為氫彈原理探索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了加快氫彈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上海，利用華東計算所J501計算機對加強型原子彈模型進行優化計算。在這場持續百日的科技攻堅中，科研團隊通過數萬次迭代運算，不僅發現了熱核材料充分燃燒的本質和關鍵所在，而且完整勾勒出從原理到結構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設計方案，填補了中國氫彈理論研究的空白，為氫彈研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響起一聲驚雷，萬里碧空閃過熾烈耀眼的火光。這聲驚雷標志著中國成為全球第四個掌握氫彈技術的國家，而更令國際社會震驚的是其發展速度——從原子彈到氫彈試爆成功，中國僅用2年8個月的攻關周期，遠超美蘇等核大國耗時六七年的研發進程，創造了世界核武器發展史的奇跡。作為氫彈理論體系總設計師，于敏構建的“于敏構型”不僅奠定了氫彈構型設計的理論基礎，更開創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技術路徑，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尖端科技自主研發能力的躍升。
“身為一葉無輕重，愿將一生獻宏謀。”從1977年8月開始，于敏領導核武器理論研究所開始了對中子彈的探索。次年秋，于敏在第一次中子彈技術討論會上系統提出包含技術路徑選擇、關鍵瓶頸突破方案在內的研發框架，創造性制定“三階段驗證法”（即“三錘定音計劃”）。在其戰略部署下，科研團隊歷時十年攻克中子輸運方程求解、氚循環控制等核心技術，于1988年完成全球第四個中子彈實爆驗證。這項突破不僅使我國戰略核武器系統實現了跨越式升級，更標志著中國掌握從熱核武器到特種核彈的系統研制能力，為構建現代化戰略威懾體系奠定堅實基礎。
1980年，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研發工程，帶領團隊研究并解決了從裂變材料壓緊、中子注入及其增殖，到氘氚聚變燃燒過程的規律等問題，并且提出加大兩個關鍵環節設計裕量的具體措施。這項開創性成果不僅直接構建起核武器升級迭代的關鍵技術范式，更是為我國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堅實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核武工程實現多維度技術跨越：初級小型化與中子彈原理驗證取得突破性成果，武器化工程邁入實施階段，次級小型化技術路線完成理論閉環。值此關鍵時刻，鄧稼先、于敏洞見國際博弈態勢，認為美國核武器設計逼近物理極限，或將通過推動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固化技術代差。1986年，鄧稼先和于敏向中央遞交了有關我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這份凝聚深謀遠慮的建議書迅即獲得中央批復，由此啟動“863核試加速計劃”，極大地保障了我國戰略武器技術體系的完整性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我國的核武器發展以僅占美國4%的試驗次數（45:1030）和1:25的效費比，實現核裝置設計水平與國際并跑。作為技術路線的總設計師，于敏主導建立的“理論先行——數值模擬——定向驗證”研發體系，使我國避免了美蘇曾經歷的數千次試錯性核爆，大大提高了數據獲取率，尤其是在次級系統優化、材料方程修正等核心領域形成獨特技術優勢。這種集約化發展模式不僅夯實了國家安全基石，更開創了后發國家突破尖端國防技術的典范路徑。于敏曾說：“我打心眼里贊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可是，我們不能沒有核武器，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但也絕不能受旁人欺負！”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辭世，以93歲高齡走完奮斗一生。工作人員在整理其書房時，發現23冊跨越半個世紀的演算手稿，最新墨跡定格在生命燭光熄滅前72小時。從1961年埋名到生命終章，用58載春秋詮釋了用生命鑄成“國之重器”人生價值。正如他詩中寫的那樣“身為一葉無輕重，愿將一生獻宏謀”。那些寫滿核物理方程的手稿，既是戰略科學家的思維圖譜，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