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基于遵義會議親歷者的評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不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給親歷者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曾經出席或列席會議的共產黨人在著述和講話中多次發表有關這次會議的評論和敘述，從而建構起關于這次會議的歷史記憶的整體圖景。細致爬梳、考察會議親歷者的這些評述，能夠使我們對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和轉折意義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切的認識，對我們回顧歷史、認識當下、燭照未來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在毛澤東等會議親歷者的評述中，遵義會議之所以是一次偉大轉折，一個重要原因是它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地位，從而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曾先后發生過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左”傾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與國民黨軍隊大打陣地戰，跟敵人拼消耗；在政治上實行“左”傾關門主義，將所有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都看成革命的敵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并拒絕與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合作。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長征。
長征開始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仍掌握在博古、李德等“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他們不顧實際情況，指揮失當、貽誤戰機，導致搶渡湘江時的慘重損失。進入貴州時，紅軍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如果再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黨和紅軍必將被完全斷送。當時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回憶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于是，在后來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周恩來等反對“左”傾路線的領導人團結起來，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會上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除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發言外，“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是李富春和聶榮臻同志。他們對李德那一套很不滿，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很嚴厲”。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重大錯誤，產生了極其深遠的歷史影響。1943年12月16日，張聞天在延安所寫的整風筆記中回憶道：“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1971年5月，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這個萬分困難的危機時刻，毛主席扭轉了航向，使革命開始走向勝利，對我們黨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這些親歷者的評述中可以看出，在當時極端危急的情況下，遵義會議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結束“左”傾中央的錯誤領導，使紅軍由被動轉向主動，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由此，會議成為紅軍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盡管由于軍情緊迫、時間短促以及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等原因，遵義會議肯定了“左”傾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正是這次會議的召開使萬分危急的中國革命出現轉機。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那樣：“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1983年，聶榮臻在回憶長征期間的歷史時說：“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最偉大意義的一次會議，它不僅糾正了黨的錯誤的軍事路線，為日后從政治上徹底清算王明路線打下了基礎，而且從組織上改變了黨的錯誤領導，從此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發展的道路。”這反映出，遵義會議之所以具有偉大轉折意義，與它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密不可分的。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不但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而且還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和肯定。對當時的情況，周恩來后來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作了回顧，指出：“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陳云也回憶說：“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里講到的那些。”“會上大家都發了言，一致擁護毛主席。”經過激烈討論，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于會后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自此，毛澤東參與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決策，其主張和意見也大都成為我們黨開展革命的指導思想，因而實際上發揮了主要的領導作用。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時就指出，遵義會議“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使處于危急關頭的黨和紅軍看到了希望，成為“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長征初期，毛澤東積極與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協商議事，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極大的膽識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責任感成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其正確主張得到多數領導人的贊同。因此，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會后不久，劉少奇回到紅五軍團傳達會議精神時興奮地指出：“最近我們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這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現在好了，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事實證明，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毛澤東的正確領導的確發揮了扭轉乾坤的關鍵作用。劉伯承回憶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這反映出，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紅軍逐漸改變了一味撤退、被動挨打的局面，開始掌握戰略轉移的主動權。
綜上可見，在周恩來、劉少奇等親歷者的評述中，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而為引導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奠定了基礎。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遵義會議后，正是由于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我們黨才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并且克服和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到達陜北，結束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新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事實越來越深刻地顯示出遵義會議的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
三、遵義會議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是我們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遵義會議以前，“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這段話是對遵義會議前中國共產黨所處階段和發展狀況的精辟總結，深刻地揭示出這次會議對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所起到的標志性作用。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長期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開展工作，其重大事項、重大決策和重大活動多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或請示共產國際批準后作出的，自身幾乎沒有單獨作過重大決定。遵義會議召開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中斷。客觀條件的限制一方面給共產黨人自主地解決其面臨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嚴峻挑戰，但另一方面也給黨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作出正確選擇帶來了機遇。中國共產黨人在遵義會議上給出了圓滿的答卷。無論是會議的醞釀、籌備和正式召開，還是糾正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確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一系列重大問題都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完成的。由此可以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歷史性決斷的會議。毛澤東后來就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外國經驗，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只能供參考。”1985年1月17日，楊尚昆在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會上也表示：“遵義會議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使我們的黨，首先是實行正確路線的核心領導人員，開始認識到：中國的革命，必須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走自己的道路。”這些都是對遵義會議獨立自主精神的確切說明。
正是由于遵義會議使中國共產黨從“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開始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引領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因此，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鄧小平后來不止一次地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從中央領導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就成熟了。”“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獨立自主精神在遵義會議一經誕生，便顯示出強大活力，對中國共產黨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下來，勝利到達陜北產生了深刻影響。經過全民族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淬煉，黨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意識和能力得到進一步鍛煉和提升，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從遵義會議以來，在這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局部地區曾經在一個時期發生過錯誤，但是，由于有了黨中央集中統一的正確領導，這些錯誤就很快得到糾正，使我們的事業能夠避免嚴重的挫折，而不斷地勝利前進”。可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開啟的這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很難想象中國共產黨能領導全國人民在此后幾十年歲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總結道：“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既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又是對遵義會議前后這段歷史作出的深刻結論。
作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在其親歷者的評述中得到充分彰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與會者在其講話和著述中從不同角度回顧和闡發了這次會議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重大影響，為深刻理解會議的偉大轉折意義提供了寶貴素材和重要參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人要更加深刻地認識和把握遵義會議的重要影響和偉大意義，更好地總結運用遵義會議的歷史經驗，宣傳弘揚好遵義會議精神。這對于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吳文瓏，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