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抗戰音樂：激蕩血性的鏗鏘旋律

作者：胡雅南 張米 宋 婕

《史記·刺客列傳》記載，戰國末期，燕太子丹請義士荊軻刺秦。易水送別時，“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正如荊軻以變徵之音抒寫刺秦的決絕，當日軍的鐵蹄在華夏大地上肆虐，湖南抗戰音樂以其愛國憂世的“九歌”遺韻，在烽火遍地的中國凝聚起“聲聲”不息的民族精神。

現場探尋：破陣楚歌聲

在湖南邵東九龍嶺的青山綠水間，一座建于清同治年間的樸素民居靜靜佇立。門楣上“賀綠汀故居”的匾額無聲訴說著這里曾孕育的傳奇。這座“凹”字型磚木建筑共有21間屋舍，其中有兩間半，是賀綠汀父母兄弟的居所。

賀綠汀雖出身農村家庭，但在民間音樂豐富多樣的邵陽，他受到了藝術的熏陶——賀綠汀的父親喜愛邵陽花鼓戲、祁劇等民間曲藝，村里辦白事時鄉親們會唱起挽歌，還有孩子們放牛嬉戲時嘹亮的童謠……與土地緊密相連的生活，不斷激起賀綠汀對音樂的熱愛。

1933年9月，賀綠汀以正取生考入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高中師范科。1934年冬，經音樂家聶耳介紹，賀綠汀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從事電影配樂工作，因此成為中國左翼電影音樂奠基人之一。1937年，七七事變揭開中國全面抗擊日本侵略戰爭的序幕。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劇一隊多了一個背著樂譜的清瘦身影——賀綠汀舍家撇業，從上海巷陌中走出，在炮火中奔赴前線，誓要將音符變成號角，把旋律化作武器。

演劇隊的足跡踏過南京、武漢、開封、西安，一路焦土、一路血淚。1937年11月的臨汾城郊，一盞油燈在土炕上搖晃。燈下，賀綠汀受到平型關、陽明堡戰斗勝利的鼓舞，心情無比激動，靈感如潮水涌出。他的腦海中最先出現的不是旋律也不是歌詞，而是一個又一個前八分后十六分音符的節奏型。這種節奏型靈動歡快，流暢活潑，像戰士輕巧敏捷的行軍腳步，又像接連不斷的機關槍聲——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不斷上揚的旋律走向和極具畫面感的歌詞將英勇機智、樂觀開朗的游擊隊員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這首獻給八路軍全體將士的戰歌，在臨汾劉莊八路軍高級干部會議上進行首演。演唱完后，朱德、任弼時、劉伯承、徐向前、賀龍等人紛紛鼓掌稱贊。

很快，這支帶著硝煙味的戰歌飛出太行山，掠過黃河水，在大江南北傳唱開來，哪怕在敵占區也會從街尾巷角飄出壓低的哼唱。

當我們走進賀綠汀的故居，聆聽那些飛揚的旋律，不禁想問：什么是音樂家的使命？

答案或許就藏在毛澤東對賀綠汀的勉勵中——

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賀綠汀，握著他的手說：“你的《游擊隊歌》寫得很好啊，你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這顯然也是對所有文藝工作者的召喚：永遠與人民站在一起，永遠為時代放歌。

歷史回響：戰鼓壯國魂

當炮火撕裂了中華大地的寧靜，中華民族在日寇鐵蹄下陷入血與火的深淵。

音樂與戰火交織，旋律與吶喊共振。在這場民族存亡的生死較量中，湖南不僅是抵御日寇的戰略要地，更因匯聚賀綠汀、田漢、呂驥等音樂巨擘，成為全國抗戰音樂的創作與傳播高地。

敘事曲是抗戰音樂中最具“共情力”的體裁。它們不喊口號，卻以具體的故事叩擊人心，革命話語和婉轉旋律熔鑄一體，將個體的苦難升華為民族的吶喊。“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1935年，著名導演、演員崔嵬編排了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劇中講述了日軍侵占東北后，一對父女流離失所在街頭賣唱的悲慘故事，劇中女兒用如訴如泣的悲聲唱出這首《新編“九一八”小調》。曲作者呂驥是湖南湘潭人，在歌曲創作中運用湖南湘西地區哭嫁歌中的悠長拖腔與哽咽顫音，將國土淪喪的辛酸悲愴盡數道來。抗戰初期，這首歌隨著活報劇的搬演流傳開來，激起了無數觀眾的抗日救國怒火。

若說敘事曲如同情感的線，將離散的苦難串成共同的記憶，讓“同胞”二字變為可觸可感的血肉聯系；進行曲則是撕裂天際的驚雷，將蟄伏的血性淬煉成出鞘的鋒芒，點燃華夏兒女百折不撓的抗爭火種。

進行曲核心特征表現為鮮明的節奏性、規整對稱的曲式結構、激昂有力的旋律，這些特點使其在集體演唱或演奏時能夠強烈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戰斗意志，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35年5月24日，電影《風云兒女》上映，《義勇軍進行曲》作為該片主題歌在影片片頭、片尾播放。這首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中華民族最強音迅速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1938年，豐子愷先生在《談抗戰歌曲》中寫道：“抗戰以來，文藝中最勇猛前進的，要算音樂……只有音樂，普遍于全體民眾，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樣。我從浙江通過江西、湖南，來到漢口，在沿途地逗留，抗戰歌曲不絕于耳。連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來，起來’‘前進，前進’的聲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會里自不必說，長沙的湖南婆婆，漢口的湖北車夫，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見歌曲傳唱之中鼓舞了多少民眾“起來”“前進”的不屈抗爭之心。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共湖南省工委敏銳把握音樂的群眾動員價值，以《大公報》為核心媒介，自1931年9月至1938年累計刊載《抗敵歌》等50余首抗戰歌曲。為更好地傳播抗戰文化，湖南30余縣發動黨員和進步青年組建了歌詠隊。1938年，僅長沙就組建歌詠隊20余支、成員超2000人。

在黨的領導下，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文抗會）和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作為紐帶，串聯起湖南民族解放先鋒隊、長沙育英兒童抗敵工作團、戰地服務團、一致劇社、抗敵兒童劇團等職業和群體性組織，組成了輻射全省的抗日網絡。193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日，湖南文抗會在長沙舉辦歌詠、戲劇、講演聯合盛會，4000余人的聲浪撞破云靄；湘潭中華圣公會禮拜堂的穹頂下，《救亡進行曲》的鏗鏘激蕩青年熱血；耒陽的田埂間，耒陽縣委專門委派文藝骨干創作《還我河山》，激昂的余音在稻浪里回響。衡陽“晨呼隊”骨干成員、中共地下黨員李華輯領導成立了“衡陽抗日救亡歌詠隊”，這個具有明確政治屬性的文藝團體在黨的直接領導下，沿湘水而行，帶領學生、工人、市民在激昂的旋律中同頻共振，奮勇前行……

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歌曲讓“抗戰必勝”的旋律傳遍三湘四水，這不僅是音樂的力量，更是一個民族在危亡時刻迸發出的血性與韌性——一個能在音樂里凝聚力量的民族，永遠不會被打敗。

連線專家：龍新民

抗日戰爭時期，在黨的領導下，全國范圍內的抗戰音樂蓬勃發展，形成了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音樂創作和傳播體系。眾多抗戰歌曲傳遍全國各地，喚起了群眾的愛國熱忱，成為抗戰宣傳的重要載體。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邀請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龍新民，為大家介紹文化抗戰中音樂發揮的獨特作用。

以信仰的旋律點燃燎原星火

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不僅在軍事上大舉入侵，在經濟上肆意掠奪，在文化上也加緊進行滲透。中國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以音樂為武器，喚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意志。冼星海曾經說過：“我們要利用救亡音樂，像一件銳利的武器一樣地在斗爭中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產生了以抗戰為主題的歌曲3000多首，這些歌曲無疑有力抵御了日軍的精神文化侵略和滲透。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中國人民對日寇踐踏我東北大好河山、推行奴化教育的滿腔悲憤。旋律激昂澎湃的《義勇軍進行曲》更是成為抗戰時期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符號，在新中國成立后被確定為國歌。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抗戰運動為抗戰音樂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在全國敵后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延安，黨領導的革命文藝事業包括抗戰音樂蓬勃發展，許多歌曲在其他抗日革命根據地和“國統區”廣為傳播。1938年4月，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下，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全國有志于文藝事業的革命青年在這里一展抱負，不僅造就了冼星海、賀綠汀、聶耳、呂驥等一批專業過硬、精神可貴的人民音樂家，也孕育出《黃河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南泥灣》《團結就是力量》等一批傳唱后世、經久不衰的經典名曲。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民主政權，其間創作產生的一批歌曲生動形象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思想。歌曲《選舉好人來做官》中有這樣的歌詞：“老百姓一定要把政事管，老百姓有了選舉權，我們要選舉好人來做官，來替大家把事辦。”《民主選舉歌》也唱道：“共產黨領導人民把身翻，國家大事人民自己辦。”這些通俗易懂、便于傳唱的歌曲，向人民群眾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建設、鞏固人民政權的主張和方式，彰顯了共產黨領導執政的民主特色和人民情懷，使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得到廣大民眾的真心擁護，為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在抗戰烽火中產生的這一大批音樂經典之作，不僅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華兒女奮起斗爭艱苦歲月的留聲，更鐫刻著中華民族在苦難中抗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前進的集體記憶。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歷史時刻，回顧抗戰音樂這部用民族主旋律鑄就的偉大史詩，我們愈發感到，老一輩藝術家們創作的這些經典作品，永遠在時光長河中熠熠生輝，永遠激勵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道上奮勇向前。

（來源：《新湘評論》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