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時期黨員隊伍建設的歷史經驗

黨員質量是衡量一個政黨組織凝聚力、先進性和戰斗力的重要因素。全民族抗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重要轉折階段。面對民族危亡與革命發展的雙重考驗，我們黨在黨員隊伍建設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歷史經驗。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解決了組織規模擴張與質量提升的張力問題，實現了黨員數量從全民族抗戰初期的4萬余人到1945年的120余萬人的跨越式增長，同時確保了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一時期的實踐探索，不僅為奪取抗戰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而且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理論探索上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于新時代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啟示意義。

堅持廣泛性與先進性統一，優化發展黨員標準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黨員隊伍建設上面臨著擴大規模與保證質量的雙重挑戰。這一時期通過適時調整和優化發展黨員標準，實現了黨員隊伍廣泛性與先進性的辯證統一，為抗戰勝利和革命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全方位推動黨員隊伍規模快速擴大。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提出，“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斗，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標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頁）。在全民族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峻的組織發展困境。黨的力量主要集中于部分區域，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組織力量的薄弱與抗戰動員的迫切需求形成鮮明矛盾。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成為黨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要求“大膽向著積極的工人，雇農，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堅決勇敢的下級官兵開門，把發展黨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戰中新的積極分子與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7頁）。然而，黨員規模的急速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組織的先進性。為解決這些問題，1939年8月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要求，“糾正追求數目字與采用突擊方式的錯誤，只求精不求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156頁）。這一時期，我們黨加大了吸收知識分子加入黨組織的工作。1939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提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6冊，第763頁）。此后，大批知識青年投身革命，成為黨員干部的重要來源，大大優化了黨員隊伍結構。

在注重廣泛性的同時，以嚴格標準保障隊伍先進性。列寧曾強調“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頁）。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黨員的先進性標準。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提出涵蓋了共產主義信仰、革命利益至上、紀律遵守、決議執行、群眾模范以及學習進步等方面的六項標準（《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42頁），為衡量黨員是否合格提供了明確尺度。對于不同身份的入黨申請者，黨始終堅持嚴格考察的方式。在農村、部隊、工廠等各個領域，黨都以表現優秀、思想純正作為發展黨員的重要依據。這種堅持廣泛性與先進性辯證統一的黨員發展模式，使我們黨始終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治本色，為奪取抗戰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強組織保證。

堅持理論武裝與實踐鍛煉互動，筑牢黨員政治信仰

黨員隊伍建設質量的提升，既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塑魂”，更需要革命斗爭實踐的“淬火”。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理論武裝與實踐鍛造的雙重路徑，筑牢了黨員隊伍的信仰之基。

強化理論武裝，奠定思想根基。隨著全民族抗戰初期黨員數量的激增，黨中央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與黨性教育作為加強黨員隊伍建設的重要環節。1940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要求全黨干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并依據由淺入深、由中國到外國的原則設置初級、中級、高級課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227~228頁）。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全黨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下團結成“一個人”，應當在黨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斗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44頁、第146頁）。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等錯誤傾向指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1942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在強化理論武裝的基礎上通過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多種方式，破除教條主義的束縛，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極大地提升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加強實踐鍛煉，實現知行合一的價值升華。黨員的實踐鍛煉必須堅持服務黨的中心任務和工作大局。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3頁）。在減租減息的工作當中，黨員積極履行黨員職責、堅決執行黨的決議；開展大生產運動，黨員干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軍事實踐鍛煉，積極動員組織人民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場全面提升黨員干部的軍事斗爭能力，等等。這種錘煉路徑有效鍛煉了黨員隊伍的意志，增強了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使政治信仰更加堅定。

堅持嚴管與厚愛相結合，激發黨員隊伍內生動力

堅持嚴管與厚愛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時期鍛造黨員隊伍的重要方法。通過構建剛柔并濟的管理體系，既以鐵的紀律維護組織純潔性，又以寬容厚愛的方式激勵政治擔當和積極作為，實現黨員隊伍質量與活力的雙重提升。

以鐵的紀律維護組織純潔。紀律嚴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質。全民族抗戰時期，黨中央高度重視紀律規范建設和紀律教育。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機關，必須認真實行黨的法紀。全會也通過了諸如《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重要法規。基于形勢和任務的變化，黨的七大著重強調了政治紀律。七大黨章將“四個服從”確立為黨的組織紀律，成為每個黨員最基本的紀律約束。針對違紀行為，黨中央堅持普通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是沒有區別的，依靠鐵的紀律與嚴的規矩，發揮警示告誡、懲罰威懾作用，如開除拒不服從組織安排的劉力功黨籍，嚴懲黃克功事件，彰顯了“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這一時期，我們黨構建起制度立紀、審查護紀、懲戒維紀的紀律監督體系，為黨在極端環境中凝聚戰斗力、贏得群眾信任提供了堅實支撐。

堅持“審查與提拔并重”，激發黨員擔當作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以“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16頁），生動地說明了嚴肅的紀律對整肅黨風的重要作用，增強了黨員對紀律的認識。黨在嚴明紀律的同時，注重“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及時發現、及時糾正黨員干部的問題，“是為了挽救，而不是為了打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46頁）。在干部政策上，堅持“審查與提拔并重”，在干部提拔上要求及時大膽提拔“政治上進步、來歷清楚、有能力的積極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445頁）。黨開辦訓練班培養新干部，按照能力梯度任用，并強調“保存干部”思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68頁）。這一時期，發現、吸納、教育、提拔、培養干部成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為抗戰勝利和革命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組織保障。

（作者：王銳，系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興領域基層黨組織設置的實踐探索與優化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