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學習英文背后的戰略眼光
毛澤東1956年學習過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中的一頁
1939年，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把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著作《西行漫記》（RedStarOverChina）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回了一張便條，上面只寫有一句話：“三塊肉喂你馬吃。”斯諾一頭霧水，在下方打了個問號。待讀過一遍細想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英語“Thankyouverymuch（非常感謝）”的中文音譯。斯諾禁不住被毛澤東這一幽默詼諧的“創舉”逗得大笑起來，并在后邊再打了兩個感嘆號。這個小故事記載了毛澤東當年自學英語的一條習慣做法，把要記的單詞、短語用類似讀音的漢字標注在旁邊，這樣一看注寫的漢字就知道了這個單詞或短語的讀音了。毛澤東這個學記英語單詞的獨特習慣一直保持到他晚年的歲月。
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半山坡平臺上的一個小石桌旁，會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談笑風生，縱論天下。交談中，毛澤東把身子向后一仰，開懷地得出結論：“美國反動派是……”他停頓了一下，顯然是在找合適的詞——“紙老虎”。因為英語里沒有相對應之詞，翻譯只好將它譯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澤東讓翻譯停下來，要斯特朗解釋“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說，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農民把它豎到田里來嚇唬烏鴉。毛澤東立即表示這樣譯不好，這不是他的意思。他說，紙老虎并不是嚇唬烏鴉的死東西，它是用來嚇唬孩子的。它看起來像一只兇猛的野獸，但實際上是紙糊的，一受潮就會發軟，一陣大雨就會把它沖掉。于是，由“紙（paper）”和“老虎（tiger）”這兩個單詞組合，臨時造出的一個英語中沒有的復合詞“paper-tiger”就出現了。毛澤東高興地笑了，用帶著濃重湖南腔的英語說：“拍拍-太根兒（paper-tiger）！”從此，在英文里就多了一個paper-tiger的復合詞匯，并且隨著毛澤東的著名論斷，在全世界廣泛流傳，它也成了毛澤東最喜歡說的一個英語單詞。時隔20多年，1973年2月1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會客廳會見基辛格。談話中，基辛格問：“主席現在正學英文嗎？”毛澤東予以否定：“我認識幾個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單詞。”對此毛澤東爽快地承認了：“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就是我們。”賓主都大笑起來。
筆者在毛澤東晚年圖書服務工作過程中知道，毛澤東晚年每天喜歡看新華社編印的英文新聞稿和英文參考的新聞，愛看國家外文局編印的英文版《人民中國》《北京周報》，等等。他每天用心鉆研學習這些英文書刊資料，如同每天看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參考消息》一樣，重要的是為了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國際情況和國際動態，為了更好地學習世界各國歷史文化知識，把同世界各國友好往來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毛澤東看這些英文資料，除了看有關各國的重要新聞報道文稿外，對刊登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的回憶錄、傳記、演說、談話等書刊也饒有興味。他說，這些書刊里寫了許多過去我們不知道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的情況，很值得看看。
毛澤東善于從多種中英文書刊參考資料上了解許多國家的歷史文化、軍事科技的情況，學習掌握的豐富國際知識，常常使得一些著名的外國記者為之驚訝。1960年斯特朗在回憶她1946年同毛澤東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的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像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毛澤東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毛澤東雖然出國不多，也沒有去過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但是，他對于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發展趨勢的判斷、對國際關系的分析和把握都是很準確的。這同他經年累月、一天也不間斷地閱讀和研究大量國際問題的中文、英文書刊資料和新聞報道是分不開的。對于這一點，澳大利亞前總理高夫·惠特拉姆也談過他與毛澤東一次近一個小時會見時的情景：他們的談話范圍涉及歷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毛澤東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
毛澤東閱看英文參考資料書刊像讀中文書刊一樣，愛在所讀的書刊資料上圈圈畫畫，讀到重要之處，他總是習慣用紅鉛筆或黑鉛筆在有關的文字旁畫上粗粗的著重線或圈圈點點；在有疑問處則打問號或寫出質疑；發現有差錯還認真地加以校正；對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章，他還做眉批旁注，并推薦給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或身邊工作人員閱讀。如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參考資料》有20篇文章中做了眉批旁注，在有關的報道中畫了密密麻麻的圈圈點點和杠杠線線。毛澤東對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勢、認清對立面意圖的有關報道，常常批示有關報刊轉載，或者印發有關人員參閱。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將胡佛演說以資料名義刊于人民日報第四版及世界知識上”。1958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將《參考資料》上刊登的杜勒斯的兩篇演說和美國“新教領袖們”通過的一個聲明等三篇報道親自重擬標題、重寫提要，批示印發給與會中委閱讀。
毛澤東在學習英語時還經常縱論國際形勢。他注重從戰略高度考慮問題，對未來表現出明晰的預見性。1957年12月12日，在戴高樂當政之前5個月，毛澤東就非常注意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他說，要繼續進行觀察。1958年戴高樂當政時，國際大多數輿論認為，歐洲的政局將向右轉。但毛澤東明確認為，戴高樂當政有利于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他的論斷是正確的。
晚年的歲月里，毛澤東閱看很多的英文、中文資料，不僅為他了解掌握許多新情況新信息、增加許多新知識，而且成為他作重大決策的重要參考“教材”和重要“依據”。1959年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在談到當時中央為解決臺灣海峽關系問題所作出的重大決策時強調指出：“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輿論，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兩大本（指新華社編的內部資料《參考資料》——引者注），你才了解情況，才知道方向，不然怎么決策？”
1962年11月19日下午，毛澤東從當天的《參考資料》第5406期上看到，印度總理和總統在18日的講話中都說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沖突。他當即批示：“突然大談和平解決。送總理閱。請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領導人過去幾天，是否有過十八日這種論調。”他抓住這一契機，作出了一項沒有先例的大膽決策：中國邊防部隊在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的情況下，主動實行全線停火，并主動后撤。這一重大決策，對當時中印邊界局勢的穩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對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方面的新動向，毛澤東也早已注意。1968年冬天，他饒有興趣地讀了有關美國總統競選的材料，并對在中國的美籍專家柯弗蘭寫的文章（其中稱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將當選本屆美國總統）表示“欣賞”。他還仔細閱讀了不久后當選第三十七屆美國總統的尼克松所寫的《六大危機》，認為該書“寫的不錯”。1969年1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和這些舉措，對改善后來的中美關系、對推進尼克松訪華等中美間的幾件大事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70年12月19日下午，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一直沒有放松對國際問題的關注，當個主席哪能只顧國內不顧國外，要兼顧。以后，我要多抓抓國際外交上的大事，否則，時間就來不及了。你以后在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東西和我多交談，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們在毛澤東圈畫過批注過的英譯本書籍中還看到，毛澤東晚年還讀過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英譯本，主要有：《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批判》，還有一些討論形式邏輯文章的英譯本。《共產黨宣言》中文本是毛澤東生前最愛讀的，讀得時間最長、讀得版本最多的一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英譯本也是毛澤東晚年讀得最多、批注最多、版本最多的一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說到毛澤東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英譯本時，林克在《憶毛澤東學英語》一文中是這樣寫的：“毛澤東曾經遇到過不少困難。因為這些經典著作英譯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論文章的英文要艱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澤東不畏困難。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位外賓問他學習英文的情況時，他說：在一字一字地學。若問我問題，我勉強答得上幾個字。我要訂五年計劃，再學五年英文，那時可以看點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文章。現在學了一半，看書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樣，到處碰石頭，很麻煩。他對我也說過，他‘決心學習，至死方休’。他還詼諧地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么辦？’”
筆者在服務工作過程中也看到過，毛澤東讀過的《共產黨宣言》英譯本從頭至尾在版心文字天頭、地腳與左右兩邊空的地方幾乎都寫滿了批注的文字，其中大部分是用中文寫的。在讀的過程中，對書上的英文單詞和短語還不很熟悉或者還沒有記住的，他就用鉛筆標注出來。當再次閱讀的時候，認識的、已經記住的詞和短語就順利過去了，一時還沒記住、還沒認識的英文單詞或者短語，一看寫的漢字批注，就即刻回想起來了。這是他晚年學習英語自然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習慣。在版心每行英文下面還畫上了不少的浪線、曲線、橫直線等多種符號。從這些所畫的種種符號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晚年學習英語是很刻苦、是克服了種種困難的。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多種疾病纏身的歲月里，還在專心致志地學習鉆研英語，其行動和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作者系毛澤東晚年圖書服務管理工作人員，中央辦公廳老干部局原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