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黨員”：任弼時是優秀文化結合的光輝典范
提要：任弼時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黨內最沒有爭議的人之一。他的“三怕”“百步”“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等格言，教育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任弼時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近代教育家族，他身上有著鮮明的優秀傳統文化、近代湖湘文化、開明家族文化和先進革命文化激蕩交融的特征；他的家族深具家國情懷，從教育、科學、實業、革命等多途徑探索救國強國之道，誕生了不少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和實干家，任弼時則是最杰出的一位。任弼時家族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寫照之一。任弼時的駱駝精神，是傳統的修身和黨性修養的有機相融、是中華優秀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完美結合的典范。
“最好的黨員”：任弼時是優秀文化結合的光輝典范
最好的黨員這一崇高評價，在黨史上出現兩次，一是毛澤東評價徐海東是“最好的共產黨員”，二是葉劍英贊揚任弼時同志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葉劍英的原話是：“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葉劍英的話廣為流傳，駱駝精神也成為共產黨人黨性品格寫照之一。任弼時溫和卻有鋼鐵意志，謙遜卻有偉大貢獻，高位卻有“紡線”功夫，傳統卻有傳奇愛情……這看似矛盾的東西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統一，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特殊材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出生于傳統知識分子家庭的職業革命家，任弼時身上究竟有哪些文化因子在澎湃交匯、粲然生光？下面，從優秀傳統文化、近代湖湘文化、開明家族文化、先進革命文化四個維度進行淺析。
一、優秀傳統文化對任弼時世界觀形成的影響
在開國元勛群像中，任弼時同志的辨識度特別高，這種高不僅是戴著眼鏡的知識分子氣息，拄著拐杖的鞠躬盡瘁形象，還在于他予人的第一感受，那就是優秀傳統文化氣息特別濃厚，“古之君子”特質非常明顯。
任弼時具有淳樸的君子之風。韓愈在《原毀》中說：“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任弼時傳承了這一文化基因，他少年老成，在《戒紛爭》作文中談及，“自古以來，博學君子多尚禮讓，去紛爭”“故人知禮讓者，則能結大團體；不明禮讓者，至于左右近舍，每相紛爭。若中有氣量者，以潛移之，自然皆感化矣。”任弼時崇尚禮讓、待人謙遜，善于傾聽別人意見，從不輕易打斷人講話。只要不是原則問題，他總是設身處地替人解決困難，即便一時解決不了，也能讓人感受到滿滿的誠意。“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帶著君子處世的文化烙印、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的任弼時，在他以后的30年革命工作中，很自然地把君子之風和優良作風結合起來，從而使個人品行上升為優秀的政治品格，進而使政治品格推動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進程，留下了不少的黨性品格佳話。如甘孜會師后，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北上，任弼時分別找紅四方面軍領導同志陳昌浩、徐向前、傅鐘、李卓然等誠懇談話。據徐向前回憶，任弼時“冷靜、誠懇，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充滿信心”。陳云后來評價：“他（任弼時）與許多四軍領導同志談幾天幾夜，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以誠懇和平的態度，這就使已經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軍領導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見。”正是任弼時的人格魅力和卓越能力，使三軍大會師的勝利實現、革命力量的大團結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還如后來，任弼時被稱為“青年最親密的導師”“黨內的老媽媽”，還被冠以罕見的組織家稱號，并在中共七大成為44名中央委員里4名全票當選者之一，這些稱呼的親密度和廣泛的公認度，不唯體現深厚的黨性修養，與他青少年時代就主張的“結大團體”的君子之風也不無關系。
任弼時具有民本思想印記。《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民本一詞最初來源，后世思想家對此多有闡述。至明末清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至新高度，“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提及的“民”一般是指普天之下的民眾（群體），具有寬泛的群體性意義。民本、“愛群”，自小就深植于任弼時心中。1916年，12歲的任弼時在他的《愛群說》文中寫道：“人必有愛國之心，愛國必先合群，合群必先愛群”“吾國之弱者亦由無愛群心，每受外人之壓制”“若能愛群，國安有不強哉？”愛為情感指向，合為行為實踐，在另一篇《合群說》作文中，任弼時論說得更趨深入：“國者由人民而成，必賴人民以強。欲強之道，莫如合群。士農工商皆能合群，則必能富……中國有四萬萬同胞，而不能勝少數人之小國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任弼時有大同世界的追求。大同概念出自《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同思想源遠流長，類似西方的烏托邦，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理想社會思想，因其在理想、道德等精神層面上占據高位，歷來就對精英知識分子、仁人志士和底層階級深具吸引力，往往是社會變革的思想源頭之一。1921年，17歲的任弼時已具有初步的社會主義思想，他在赴蘇俄留學前夕，為了讓父親理解和放心，在家書中寫道：“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惟禱雙親長壽康！來日當可得覽大同世界，兒在外面心亦稍安。”
還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這源于儒學的中國知識分子家國情懷，對出生在近代知識分子家庭的任弼時而言感悟尤深。
二、近代湖湘文化對任弼時走上革命道路的影響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國不可一日無湖南”，在屢挽危局的各階段，湖南人才集體崛起。首先是清末的中興名臣，“中興將相，什九湖湘”，以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湘軍”，在晚清軍事、政治、文化和經濟舞臺上舉足輕重，他們“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學習器物，掀起洋務運動。其次是著名的維新人士，他們以“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還有唐才常、熊希齡等人為代表，湖南成為維新運動大本營。再者是辛亥革命期間，湖南人黃興、宋教仁、蔡鍔等革命黨人，鏟帝制、造共和，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至于新民主主義階段，湖南人才更為鼎盛，中共一大代表13人湘籍有4人，中共早期黨員53名湘籍達20余名，開國五大書記中湘籍3位，開國元帥和大將中湘籍近半（3帥6大將共9名）。
近代以來，湖南成為最富朝氣的省份，人才之盛燦若星河，個中原因是經世致用的近代湖湘文化背景和千年未有之變的深刻時代背景兩者共振所致。湖湘文化自是離不開周敦頤、胡安國和胡宏父子，但真正引發近代湖湘思潮的第一個里程碑式人物卻是王夫之。正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湖湘學派由修心性的理學向經世致用的務實之學徹底轉變。第二個里程碑式人物是嘉道經世派的陶澍、魏源、賀長齡等，其中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影響巨大，甚至對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有深入影響。得力于嘉道經世派影響，數年之后湘軍走上歷史舞臺，并且隨著求變趨新，湖南人才開啟井噴不斷狀態。一般而言，近代以來的湖湘文化包括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著力踐行的道德修養、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以及知行合一的文人問政等等，這些都能從任弼時等湘籍精英身上找到印記。這些印記，可從兩點最直觀的盛觀說起。
盛觀之一，是讀書人“指點江山”和秀才統兵掃千軍，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軍事統帥往往是精神領袖。曾國藩為首的湘軍，當然具有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湘軍很重視思想治軍，能做到儒學新用，尤其是羅澤南部，往往白天作戰，晚上讀書。時人記載：“每營門夜扃，書聲瑯瑯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辛亥時期，秀才出身的蔡鍔求學新知，后督軍云南，發動護法戰爭，再造民國，被譽為護國軍神。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更是大放異彩，如紅軍時期的三大主力中，紅一方面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畢業于湖南一師，紅二方面軍主要領導人任弼時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都沒有在軍事院校學習過，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任弼時率紅二方面軍在長征路上創造“沒有蝕本，是個了不起的奇跡”。并且，毛、任二人都很重視政治建軍和文化建軍，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將支部建在連上，在古田會議時明確要求編制青年士兵識字課本，將工農紅軍完全打造成新型的人民軍隊。任弼時則大力建立健全的、系統的政治工作，并注重用真理和人格提高政治工作的感召力，還注重軍隊文化建設特別是無線電人才訓練。
盛觀之二，湖南人的血性剛強、敢為天下先是刻在骨子里的。在地理環境上，湖南為“四塞之國”，北臨洞庭長江，其余三面圍以崇山峻嶺，古為荊蠻之地，在艱苦的地理條件和漢蠻雜居環境下，湘人的剛猛堅毅已鐫刻在基因里代代相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湖湘文化的源頭是楚文化，在任弼時的家鄉汨羅江，戰國時期的屈原曾在此投江殉國，他的《九歌·國殤》寫道：“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北洋政府時期，湘籍教育總長楊度曾說：“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湘人之“剛”，在左宗棠抬棺出征復新疆、譚嗣同流血變法醒國人、陳天華蹈海明志助革命、夏明翰“砍頭不要緊”等方面更是展露無遺。任弼時的溫和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剛強則讓人驚嘆。他當團中央總書記時，曾向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三三意見書，直陳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黨內同志高度認同他的膽識。在后來的白區工作中，他曾兩次被捕入獄，受盡酷刑，非人的電刑在他背上留下兩個拳頭般大小的窟窿，他卻堅定地對獄友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經得住考驗，隨時準備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長征路上，他面對張國燾的百般拉攏和分裂圖謀，予以堅決斗爭，在力促三軍大會師上作出歷史性的貢獻。并且，在過草地的時候，面對斷糧危機，作為紅二方面軍主要領導人的他，帶頭吃皮帶充饑。任弼時吃剩的皮帶現存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成為長征精神的見證，也成為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蠻”精神見證。湖南人除了“吃得苦，霸得蠻”，還有“耐得煩”。有一段“耐得煩”傳奇：長征時期任弼時率老部隊紅六軍團行程兩萬余里，抗日時期紅六軍團改編為三五九旅，后三五九旅改為南下支隊，再度進行“第二次長征”，又轉戰兩萬余里。
近代以來湖湘文化盛觀還有諸如書院學堂多湖湘、留學救國多湖湘等，如任弼時走上革命道路，前往蘇俄留學的同一批湖南人就有后來大放異彩的劉少奇、羅亦農、蕭勁光、任作民、彭述之等人。
三、毛塘任氏家族文化對任弼時一生的影響
任弼時出生于湘陰縣塾塘（今汨羅市弼時鎮）的毛塘任氏知識分子家庭。毛塘任氏為湘陰望族，祖上曾任過廣西太平府知府，后因仕途不順歸隱田園，告誡后人以做人做事做學問為重，不專以做官為目的。自此，毛塘任氏讀書明理、求變趨新、勤勉務實之風日盛，至上世紀初人才步入鼎盛階段。探究毛塘任氏家族文化特征，它既與近代湖湘文化一脈相承，又具有典型的家族特色，下面擇要略舉。
毛塘任氏重視學識教育。一是重視舉辦新式教育，開一時風氣之先。從戊戌變法之年至民國初年，毛塘任氏家族辦學掀起熱潮，先是任企虞在毛塘創辦新式教育求志學堂，后改名為序賢學校并擴大規模（任弼時的父親任裕道曾在此執教），再是毛塘任氏在范浦山創辦半工半讀的女子職業學校，還有任凱南在長沙創辦湖南商業專門學校和大麓中學。二是趨新求變，留學海外蔚然成風。任弼時的父輩，有的畢業于晚清高等學堂，有的畢業于湖南中路師范學堂、明德中學、湘陰師范學校等，在當時學歷較高，但毛塘任氏不局限于此，自身或后代積極留學海外。上個世紀早期，就有任紹霖、任凱南、任裕敬、任邦哲、任弼時、任作民、任理等分別赴日英美蘇（俄）法等國留學。三是專長立身，高端人才涌現。《毛塘任氏四修支譜》中家訓寫道：“近代科學昌明，農工商學及其他技術無一不有精微之學理。凡操業不專者，即無專長。無有專長，不能謀生。”正因為如此，毛塘任氏入選湖湘百年科教類杰出人物的，有與馬寅初并稱“南任北馬”的任凱南（任弼時叔叔，曾任湖南大學校長）、著名生化學家任邦哲（任弼時堂兄弟）、“中國地熱之父”任湘（任弼時堂侄）。
毛塘任氏重視素質修養。一是重視全面素質教育。以任弼時家庭為例，任弼時在父親的指引下，音樂、繪畫、勞動、演文明戲以及生活技能等，均得到全面發展，不少方面很有造詣，這對以后的革命生涯不無裨益。如任弼時在武漢白區工作時就曾以畫師身份作掩護，他還在延安的中央直屬機關紡線比賽中獲得第一名，極大地激發了邊區軍民的大生產熱情。二是重視家國情懷教育。傳統知識分子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情懷，毛塘任氏儒學新用，非常重視家國情懷的教育。毛塘任氏參加革命的杰出人物，除任弼時外，還有任作民（中共河南省委原書記、西北局原秘書長）、任炳煌（紅四方面軍原宣傳部長，原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等。此外，毛塘任氏還從多方進行救國探索，如任凱南探索教育救國、任理卿探索實業救國、任邦哲探索科技救國等。三是重視品格教育。如任弼時小小年紀就寫下了關于禮讓合群的文章，深埋下謙遜的種子。如任裕道父子的人間深情——任弼時的父親任裕道為紀念自己深愛卻又早逝的原配陳氏，與陳家約定兩家再續情緣，兩歲的陳琮英被許配給剛出生的任弼時，任裕道的人間真情直接催生了任弼時的完美愛情。再如毛塘任氏革命者有著非比尋常的獻身精神。任弼時鞠躬盡瘁，逝世時年僅46歲；任作民病逝當日，還表示要為黨再工作二十年，逝時僅43歲；任炳煌戰斗到最后一刻，犧牲時才24歲。他們倒下時，要么在奮斗，要么在戰斗。
因屬同一家族文化，毛塘任氏人才有不少驚人共同點，仍以任弼時、任作民、任炳煌為例：一是都曾留學蘇俄，回國后擔任過秘書長的職務。任弼時和任作民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大學，任炳煌畢業于莫斯科中山大學。任弼時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任作民則擔任過中共首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和中共西北局秘書長，任炳煌曾任川陜蘇維埃政府秘書長。二是都從事過辦報和宣傳等文宣工作。任弼時曾任《中國青年》編輯員；任作民曾主編《工人之路》，并擔任過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長；任炳煌擔任過前進劇團導演。三是都在磨難關頭顯忠誠。任弼時兩度被捕氣節凜然；任作民革命二十年，七年身系監獄，病逝入殮時全身烙刑傷痕宛然，布爾什維克氣節與世長存；任炳煌歷盡考驗，為蘇維埃事業灑盡最后一滴血。
“家是最小國”，作為湘北望族的毛塘任氏，不僅完全秉承君子文化等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充分彰顯經世致用等湖湘文化要義，而且尤為重視文化素養提升、家國情懷培養、勤勉務實品格形成等，堪稱近代開明家族教育的湖湘范本。
四、先進革命文化對任弼時成為職業革命家的影響
任弼時出生的年代，中國社會正處劇烈變革，僅其出生前后數年就有戊戌變法、辛丑國變、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等千年未有之變，革新與守舊、昌明與愚昧、民主與專制、自強與落后、救國與淪亡等矛盾特別尖銳。革命，成為那一代人必然選擇的第一使命。
任弼時第一次接觸革命，應是源于堂叔任紹霖、任凱南。兩位堂叔均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并與辛亥革命湘籍領袖黃興甚有交往。當年任紹霖去辮回鄉宣講革命，在五里三鄉轟動一時，這在任弼時心里埋下了要干大事的種子。同時，縣域內的仇亮、仇鰲也曾留學日本，曾分任同盟會湖南正副支部長，二仇的革命活動，對域內知識分子家庭也有著相當影響。毛塘任氏一族，有的革命救國，有的教育救國，有的實業救國，但在任弼時的少年時代，留學海外、學習先進、實施革命救國的氛圍更為濃厚。
任弼時在救國方向上選擇革命一途，還是始于長沙。在湖南一師附屬小學學習時，他在《言志》一文中寫道：“……吾今思之，畢業之后，欲志于工業。”“今之世界，即戰爭之世界。戰爭非交綏之謂，舉凡學術及物質文明之競爭皆是。而強國之道，莫貴工業。今中國之所以弱者，亦工業不發達之一端也……故吾志習工業，以圖工業振興，改良制造，以強盛中國而已。”任弼時的實業救國思想曾在湖南一師進步師生中引發討論，討論的結果使任弼時進一步認識到，在當時的中國，革命救國比實業救國更迫切。因此，他參加在長沙舉行的追悼蔡鍔紀念大會，并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明志：“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繼公之志乎？”后任弼時考入長郡中學，在校期間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積極參與學生社團。當時長郡中學學生按原籍劃分12個講演團，湘陰學生團由任弼時當領隊，任弼時以優秀的組織能力和講演能力，獲得了回縣巡回講演的極大成功。
1920年是奠定任弼時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年，年僅16歲的任弼時和蕭勁光決定放棄即將到手的中學畢業文憑，加入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因為十月革命后，蘇俄建立工農政府，并在不久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時期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引發了國內研究俄羅斯的興趣。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是毛澤東和蔡和森負責的新民學會組織的，旨在應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要求，在進步學生中招收赴俄人員，以培養中國革命骨干。因此任弼時加入俄羅斯研究會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這是他久蘊心中的留學夢、救國夢、革命夢交織驅動，且赴法勤工儉學已停情況下的必然選擇。從湘江畔來到黃浦江畔，任弼時成為《共產黨宣言》的首批中文譯本讀者。在上海外國語學社，他學習了什么是“階級斗爭”，什么是“社會主義”，并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最終樹立了社會主義救中國的堅定信念，確立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崇高理想。
1921年春，任弼時等人歷經七千余里，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校期間，任弼時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著作、革命運動史等，并極大擴展了觀察和思考的政治視野，開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現狀問題。旅莫期間，他還聆聽過列寧親自作報告，并在列寧逝世后代表東方民族榮譽守靈五分鐘。在中共旅莫支部，任弼時則參加支部的無產階級政黨嚴厲批評制度、團體工作等職業革命家訓練。經過三年的學習訓練，雖然實際經驗還有所不足，但他已經完全奠定職業革命家的基礎。
此后，在任弼時回國后的革命實踐中，他的鋼鐵意志、求是作風、忘我品格、負責精神、民本情懷、真誠本色以及他的杰出才華等等，使他成為中國青年的導師、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開國五大書記之一，使他在團建、黨建、軍隊建設、人民政權建設等取得卓越成就，尤其是在力促三軍大會師、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地位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雖然任弼時鞠躬盡瘁、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精神財富卻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正如人生經歷與他多有類似的周恩來題詞：“學習他三十年奮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學習他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塞維克精神。”他的駱駝精神中的“三怕精神”（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錢多，三怕麻煩人）、“百步精神”（能堅持走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他的銘言“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等等，無不閃爍著優秀傳統文化、近代湖湘文化、開明家族文化和先進革命文化的光芒。他的“特殊材料”就是精神信念，其“分子構成”，正是中華優秀文化因子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原子”結合而成。他的駱駝精神，正是傳統的修身和黨性修養的水乳交融，不僅底色厚重，而且力量磅礴。
作 者：劉國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