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偉大開端 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紀念通道轉兵九十周年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轉兵紀念館。
通道轉兵會議。歐夢遼攝
五姑嫂舂米送紅軍。吳啟榮攝
恭城書院。
小水戰斗中在大坡界跳崖犧牲的八位紅軍戰士雕塑。吳啟榮攝
通道轉兵紀念館廣場偉人雕像。吳啟榮攝
紅軍浮橋。吳慶革攝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指出：“湖南是一方紅色熱土……發生了秋收起義、湘南暴動、通道轉兵等重大歷史事件，大批共產黨人在這片熱土上譜寫了感天動地的英雄壯歌。要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發揚革命傳統，傳承紅色基因，牢記初心使命，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歷史，是最生動的教科書。90年前發生在湖南的“通道轉兵”，不僅在生死攸關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也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偉大轉折的歷史開端。
為什么說通道轉兵挽救了黨和紅軍？這期間發生了什么？它有何重要歷史意義？讓我們去一探究竟。
長征中黨中央實現軍事戰略轉向的開端
通道侗族自治縣，位于湖南省西南邊陲、懷化市最南端，地處湘、桂、黔三省交界處。從地理位置上看，它是名副其實的通道。對長征中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來說，它更是避免全軍覆沒、走向勝利的通道。
時間回到1934年12月，長征中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途經通道時，放棄了從通道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做出了避敵鋒芒、轉兵西進、進軍貴州黎平的重大決定，史稱“通道轉兵”。
“通道是湘江戰役之后，中央紅軍占領的第一座縣城。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召開了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史稱‘通道會議’。”通道轉兵紀念館館長鄭湘介紹，會議主要討論迫在眉睫的進軍方向，毛澤東參加了會議。
會上，毛澤東深刻分析面臨的嚴峻形勢，極力主張避開國民黨軍的鋒芒，放棄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道敵軍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此時改變戰略進軍方向，并不是一時興起的沖動，而是黨中央基于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實事求是、主動調整的結果。對此，李維漢在回憶長征時說：“我認為長征改道是從通道會議開始，而由黎平會議最終決定的。”
最終，參加會議的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等多數同志贊成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轉兵西進貴州的意見，并以“中革軍委”的名義，于當晚19時30分向各軍團、各縱隊首長發出“萬萬火急”電令。
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描述：“部隊在12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這一論述，精準地概括了通道轉兵的重大意義。
作為長征中調整軍事戰略進軍方向的開端，通道轉兵在生死攸關時刻，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讓黨和紅軍轉危為安。這是我們黨自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果。
通道轉兵是一次貫徹實事求是精神的生動實踐，它深刻啟示我們，只有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準確把握黨情、國情、世情，堅持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黨中央恢復民主集中制的開端
在黨的歷史上，被稱為偉大歷史轉折的會議有兩個，一個是1935年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一個是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其中遵義會議被稱為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然而，歷史性的轉折不可能在一個時間節點上瞬間完成。歷史地考察遵義會議這一偉大轉折，它是由通道會議發端，經過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準備，遵義會議的召開，再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的落實所構成的一個連續的歷史鏈條。
在這個歷史鏈條中，遵義會議是核心，而通道會議則是這一偉大轉折的歷史開端。
為了紀念這次意義深遠的會議，更好地弘揚長征精神，通道侗族自治縣特意修建了通道轉兵紀念館，館內真實客觀地再現了當時會議召開時的情景。
“此次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王稼祥、博古和李德。”通道轉兵紀念館館長鄭湘介紹，會上，李德堅持北上湘西，毛澤東則詳盡分析敵軍在北上湘西路上部署多路重兵的嚴峻形勢，極力主張避實就虛、西進貴州。
中央紅軍究竟是北上湘西還是西進貴州？這是個關系到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
“在激烈爭論的情況下，黨的領導層開始嘗試著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會議，盡可能地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在全面分析敵我態勢的情況下，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與會多數同志的贊成。”中共湖南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李美玲介紹。
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是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保證。當思想交鋒和思想斗爭都非常激烈時，如果沒有民主集中制的規范和約束，是難以形成統一意志和統一步調的。
正因為通道會議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正確的決策，紅軍開始由被動轉向主動，才有了緊隨其后在黎平、猴場和遵義分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實現了我們黨第一次偉大歷史轉折。
作為我黨始終維護團結統一、作出科學決策、凝聚前進力量的制勝法寶，民主集中制已載入黨章和憲法，成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
只有堅持和運用好民主集中制這一法寶，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優勢，變成我黨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組織優勢、工作優勢，才能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
黨中央走上獨立自主道路的開端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
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這條路就是獨立自主之路。它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必然結論，也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用鮮血和生命實踐出的一條覺醒之路、勝利之路。
回望這條路，一路上留下黨和人民鑄就的一座又一座歷史豐碑。通道轉兵就是其中一座。
“通道轉兵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事關中央紅軍命運的重大問題上，我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做出決策，否定了一貫秉承共產國際旨意的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該百年既定的進軍路線，邁出實現長征和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第一步。”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蔣建農表示。
從通道轉兵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此后的長征途中，有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精神和勇氣，使黨和紅軍一改此前被動挨打的局面，中國革命從被動應戰轉而開始形成戰略主動。正如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里縮所寫：“中國共產黨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
發生這種改變看似偶然，實則是偶然中蘊含著必然。長期以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實踐中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就鮮明地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通道轉兵，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才能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李美玲認為。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中國之事，無論多難，只能靠自己；中國之路，看準了、認定了，就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砥礪奮進再向前，敢問路在何方？路就在腳下。
毛澤東走向黨中央和紅軍領導核心的開端
2024年12月12日，是通道轉兵90周年紀念日。連日來，通道轉兵紀念館的雕像廣場前擺滿了人們敬獻的鮮花。無數的游客慕名前來，在這里探尋革命先輩的足跡。
正是從這里開始，一代偉人毛澤東帶領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由于受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排擠，毛澤東同志被撤銷了黨內軍內的領導職務。此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他的正確主張不但沒被采納，反倒多次招致不應有的批判和打擊。”湖南省黨史聯絡組副組長、省中共黨史學會會長楊泰波介紹，通道會議是毛澤東被排擠兩年多后，第一次在軍事決策會議上有了發言權。
可以說，長征中毛澤東能在黨和中央紅軍中確立領導地位，是他堅持不懈與“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作斗爭的結果，其中的艱辛與坎坷鮮為人知。
“湘江戰役的嚴重失利讓毛澤東感到非常痛苦，可以想象，一個在戰斗中成長起來的革命者，離開他一手創建的軍隊，目睹無數將士因錯誤軍事指揮而血灑疆場，會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表示。
通道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放棄北上湘西轉而西進貴州。為實現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實際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正是因為有了通道會議的基礎，在一個月后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后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實質上接過了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陳晉介紹。
遵義會議還通過了張聞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全面批判了王明的左傾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通道會議指方向，通道轉兵扭乾坤。
當一曲力挽狂瀾、蕩氣回腸的轉兵號角在這里吹響，當一段挽救黨、挽救紅軍的光輝歷史在這里定格，通道轉兵的多重意義早已躍然紙上：
通道轉兵首先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開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處理黨內事務，開啟了長征中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實踐，為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基礎。
憶往昔崢嶸歲月，向未來勇毅前行。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
只要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于擔當，我們黨就一定能團結帶領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創造新的更大奇跡，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本版文圖均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宣傳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