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拓新與新時代的理論創新

作者：顧海良

［摘 要］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世界歷史”命題，在19世紀70年代“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中得到重要補充。在20世紀俄國和中國這樣一些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可能性和現實性問題作出的實踐驗證和理論拓新，提升了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思想內涵。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新基點、社會主義“大歷史觀”新視域、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境界和新發展理念主導性理念等方面，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21世紀的發展作出創新性探索。黨的十九大以后，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凸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課題，習近平從新時代基本特征的鮮明底色、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人類共同價值新內涵、人類文明新形態意境等方面，形成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系統化學說。

［關鍵詞］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 “跨越卡夫丁峽谷”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

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世界歷史”命題，在19世紀70年代“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中得到重要補充。“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問題，在20世紀俄國和中國這樣一些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得到驗證，提升了“世界歷史”命題的思想內涵。20世紀21世紀之交，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改革失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實踐，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作出的突破性回答，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作出的創新性探索。

進入21世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不僅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作出新的回答，而且還賦予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以新時代內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大歷史”觀、新發展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等為要義的創新性理論，構成新時代“世界歷史”新命題，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的顯著標志。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與“跨越卡夫丁峽谷”

“世界歷史”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唯物史觀時提出的重要命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他們設想，在這一背景下，“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經是一種“經驗的存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

（一）“世界歷史”的開創及其顯著特征

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世界歷史”發展的顯著特征在于：第一，在交往關系上，“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在這種關系上，自然科學從屬于資本，在“把自然形成的性質一概消滅掉……還把所有自然形成的關系變成貨幣的關系”；第二，在城鄉關系上，現代的大工業城市“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破壞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第三，在私有制和生產力發展關系上，工業“自動體系”造成生產力急速增長，也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統治下，這些生產力只獲得了片面的發展，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破壞的力量”；第四，在階級關系上，“大工業不僅使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的激化，成為這一社會向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演進的“世界歷史性的力量”。

“世界歷史”這一獨特命題同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學說密切相關，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這一命題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同時又對唯物史觀作出證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另一方面，這一命題揭示了資本主義被未來共產主義取代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世界歷史”進程將達成“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由此而必然向人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演進。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是以資本主義歷史存在的必然性和歷史發展的過渡性為理論基礎與思想特征的。這是理解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根本立場和核心要義。

（二）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拓展

馬克思一直把“世界歷史”命題作為自己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19世紀70年代中期，在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學說創立30年之際，馬克思對“世界歷史”命題作出新的闡釋，特別是對“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性和普遍性問題作出新的探索。

19世紀70年代之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命題，集中探索了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及其必然向未來共產主義過渡的統一性和普遍性。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同樣“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以英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典型形態為對象，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作出科學論證。馬克思有針對性地提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這就是說，發達國家的歷史就是不發達國家的現實，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較不發達的國家展示了后者未來發展的景象，不發達國家要經歷發達國家歷史上曾經走過的道路。

19世紀70年代初之后，通過對東方社會主要是俄國經濟社會關系的深入研究，馬克思在肯定“世界歷史”的統一性和普遍性的同時，更多地關注“世界歷史”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問題。1872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的演講中，馬克思在提到“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的勞動組織”時指出：“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相反的是，“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可能用和平的或者暴力的不同手段，“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進一步意識到，各個國家由于經濟社會和歷史文化條件的差異，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將出現與各個國家實際相適應的多樣化的、獨特的發展道路。

1877年10—11月，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指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空間上的并存性，使得不發達國家或者非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條同發達國家發展并存的道路，不發達國家完全有可能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形成“世界歷史”進程的多樣性，出現社會發展道路的一般規律性和跨越式發展多樣化路徑選擇的問題。

1881年2—3月，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再次提到，“世界歷史”發展中必將出現社會形態演進道路的多樣性問題，比如，對原始公社形態的歷史研究就表明，“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在地質的層系構造中一樣，在歷史的形態中，也有原生類型、次生類型、再次生類型等一系列的類型”。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必將出現社會發展道路多樣性和差異性問題；即使在同一種社會形態中，也可能由于“原生類型”“次生類型”“再次生類型”上的多樣性，出現具有各自特色的具體的社會發展樣式。

（三）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中“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提出

在對俄國農村公社性質及其所處歷史條件的探索中，馬克思提出了“世界歷史”命題中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他認為：一方面，“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歐洲國家”，但又“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另一方面，俄國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馬克思提出的問題就是：“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像俄國這樣的國家可以走出一條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又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的道路，這就是馬克思認為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實質所在。

當然，馬克思這里提出的只是“跨越卡夫丁峽谷”在理論上的可能性,要使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還必須具備一些內部的和外部的條件：內部條件主要是，俄國自身必須發生社會革命，“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于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外部條件主要是，俄國要實現“跨越”，必須取得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援,“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晚年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新闡釋，是對“世界歷史”命題的完善和拓展。“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揭示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時代課題發展的核心問題，對20世紀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和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發揮著重大的理論影響力和思想感召力。

二、20世紀“世界歷史”命題中“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突破

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第一個完整的世紀。在這一世紀中，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以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為主題，其特征也體現為在探索“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

（一）列寧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開創性探索

20世紀初，列寧直面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深刻理解世界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新變化和新特征，牢牢把握“世界歷史”變化中“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代替”的“經濟上的基本事實”，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列寧揭示了“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形成“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一新的理論判斷，把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導向俄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及其實踐。列寧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探索，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實現“跨越”，要經歷一個以“過渡”為特征的“特殊時期”和“特殊階段”。十月革命之后的半年，列寧堅持認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要經歷一個發生“一系列漸進的改變”、需要“比較慎重地向新制度過渡”的過程；提出“國家資本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前階，是社會主義取得可靠的勝利的條件”的思想。列寧提出的“過渡”構想，是對“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道路和方式的具體探索。1918年5月之后，蘇維埃政權面臨國際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列寧不得不轉向以戰時統制經濟為特征的“戰時共產主義”，但并沒有放棄“比較慎重地向新制度過渡”的戰略和策略思想。

第二，實現“跨越”需要對“過渡”中“經過哪些中間的途徑、方法、手段和輔助辦法”作出制度設計和體制安排。1920年末，列寧已經意識到，“用最簡單、迅速、直接的辦法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原則的嘗試已告失敗……必須退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陣地上去”，新經濟政策成為列寧在探索“跨越”問題時對“間接過渡”作出的制度設計和體制安排。列寧認為，無論是在“直接過渡”還是在“間接過渡”中，“我們還沒有超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最初幾個階段，俄國的特點使這一過渡更加復雜”。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去向資本主義的第一流專家學習組織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樣的大生產的本領，那便無從獲得這種本領”。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發展中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切優秀成果，成為這一“過渡”中的重要問題。

第三，在對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中，提出“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的觀點。這種“根本的改變”的核心問題在于，把黨的工作“重心”從以前的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方面轉到“文化變革”方面來。列寧認為：“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列寧對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回答，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在俄國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自主性探索

中國的國情同俄國有著顯著差異。20世紀初，中國已經成為“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遭受了帝國主義列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侵略和掠奪。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馬克思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基本設想和列寧對俄國社會革命道路的探索，沒能為我們提供現成的答案。1943年5月，在第三國際解散之際，中國共產黨在總結自己革命道路的經驗時指出：“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

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了“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主要目標任務；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特別是，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作出科學分析，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總路線的基本設想，開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和實踐。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僅開創了中國獨特的社會革命道路，而且還形成了系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的道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獨創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是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作出的富有中國特點的創造性回答。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作出中國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判斷，定義了“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中國境況。1959年12月，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長過程”，在其發展中“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的過渡時期。

毛澤東創立的“三個世界”理論，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作出重要拓展。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外國朋友時提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三個世界”理論是對當時美蘇爭霸格局下“世界歷史”狀態作出的戰略和策略構想，特別是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作出了兩個方面的自主性創新：一是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中資本主義單一主體作出新的闡釋，提出了“世界歷史”主體中“三個世界”多樣性并存的觀點；二是提出“世界歷史”新格局中，“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在“三個世界”并存的格局中，既“互相聯系”有合作交流，又“互相矛盾”有對抗沖突，由此提出了現時代“世界歷史”主體“并存”格局中兩面性的辯證關系問題。

（三）新時期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突破性探索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和“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做了較為廣泛的研究。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把“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際相結合，在把握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并存”格局中兩面性的辯證關系中，對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作出創造性的探討。

第一，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制度規定和本質特征作出回答。中國共產黨作出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必然選擇等新思想新觀點。

第二，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核心要義作出回答。堅持以改革和對外開放為基本國策，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宗旨，依據當今時代主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步驟等創新性理論并展開獨創性實踐。

第三，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根本要求作出回答。中國共產黨把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緊密結合起來，圍繞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與增強拒腐防變、抵御風險能力的歷史性課題，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確保黨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

第四，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的兩面性的歷史辯證關系作出新的闡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既大膽地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切文明成果，又堅定地防止和抵制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切災難性的后果，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同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在滲透和反滲透、顛覆和反顛覆上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

第五，從對“時代特征”和“世界格局”的把握上，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當代意義。1985年，鄧小平就提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黨的十四大把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概括為“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相輔相成，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多極化進程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與西方大國迥然不同”。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入手，延伸到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拓展性探討。

三、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新時代的拓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新時代得到顯著拓新。這一拓新，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偉大成就為基礎，對“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探索回歸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對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作出開創性研究。這一拓新表現為，隨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系統發展，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也逐漸向系統化學說演進。黨的十八大之后到黨的十九大，是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基本理論觀點形成時期，黨的十九大之后到黨的二十大，是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系統化學說的發展時期。

（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恢弘構思，彰顯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探索的新基點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后不久，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中國夢”是對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崇高理想的躍升，是對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不懈奮斗的歷史追求和時代擔當的表達，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走向世界歷史舞臺中央的歷史自覺和思想境界的宣示。

中國夢表達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景，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中國夢的深邃意境根本改變了19世紀中期馬克思所面對的“世界歷史”主體和主題，為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確立了可靠的主體和可信的主題，形成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基礎性理論。

鴉片戰爭之后的百年間，中國人民對內部戰亂和外敵入侵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實現中國夢是給世界帶來機遇而不是帶來威脅，是促使進步而不是造成倒退，是合作共贏而不是零和博弈，中國人民將自身發展經驗和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中國夢是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之夢，也是奉獻和平、發展、進步、安全的世界之夢。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發展，習近平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主題，也是新時代拓新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重要基點。

（二）對世界社會主義500年“大歷史”的探索，開啟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新視域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習近平認為：“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2013年1月，習近平在新進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研討班的講話中，縱觀世界社會主義500年“大歷史”，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現實、從一國實踐到多國發展，以及從單一模式到多種樣式的發展歷程作出深入闡釋，展現了社會主義“世界歷史”的恢弘史詩和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深湛視域。

世界社會主義500年，從1516年莫爾在《烏托邦》中宣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源頭，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到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并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及其歷史劇變，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以及到中國共產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對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回顧，有利于深化對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和制度的艱辛探索、曲折發展、砥礪奮進、不斷前行的“大歷史”的理解；有利于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深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也有利于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和本質的把握，拓展理解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新視界。

與2013年1月習近平的講話相對應，2013年12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中，提出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歷史辯證關系的思想。習近平認為，《共產黨宣言》提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一“兩個必然”論點，是“就人類歷史總的發展趨勢而言的，是歷史規律的必然指向”。《〈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提出“兩個決不會”的論點，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一論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資本主義至今沒有完全消亡，為什么社會主義還會出現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那樣的曲折，為什么馬克思主義預見的共產主義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歷史發展才能實現”。從“兩個必然”與“兩個決不會”的歷史辯證關系出發，才能深入理解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的必然指向”，才能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時代三個“為什么”的歷史和理論根源，也才能拓展深刻探析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新時代的新視域。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思奠定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探索的新境界

2013年3月，習近平在俄羅斯國際關系學院發表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提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的論點，從“新型國際關系”學理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問題首次作出闡釋，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這一涉及“世界歷史”的時代課題作出回答。

在對21世紀“世界歷史”變化新特征的闡釋中，習近平提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當今世界必將以一種新型的“共同體”方式對待和處理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凸顯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變化的新特點。在這一新格局中，“世界歷史”進程的新變化的特征就在于：“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格局新變化，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必將成為一種時代潮流，成為“世界歷史”新的發展態勢。

2015年3月，習近平在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時提出了“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2015年9月，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初步系統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內涵，其核心要義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2017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時，從“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問題切入，詳細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因、愿景和實施路徑。“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習近平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也是一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的目標。中國愿同廣大成員國、國際組織和機構一道，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進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構想，彰顯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新境界。

（四）新發展理念創新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主導性理念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從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向“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發的高度，賦予“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一課題以新的時代內涵。2015年10月，在制定“十三五”規劃時，習近平從“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上，首次提出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一個“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的有機整體，在內涵和指向上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作用和意義。在制定“十四五”規劃時，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理論和理念，其中新發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

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如何發展，是世界各國面臨的重大課題。新發展理念對這一重大課題的探討，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成功探索。新發展理念包含著對全球和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和社會發展中困境探究的結果。新發展理念針對發展方向、發展戰略、發展方略、發展目標、發展步驟、發展著力點和發展績效等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和實踐指導，對發展中國家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啟示。新發展理念作出的具有世界意義的貢獻，為新時代探索“世界歷史”命題提供了主導性理念。

四、“世界歷史”命題的新時代系統化學說的闡釋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新基點、社會主義“大歷史觀”新視域、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境界和新發展理念主導性理念等方面，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21世紀的發展作出的創新性探索，為黨的十九大以后習近平對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創新性發展以及向系統化學說的躍升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凸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課題

黨的十九大以后，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中國發展和創新的最顯著特征就是，該命題進入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話語體系和學理探究之中，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突出的理論課題。

2018年5月，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在回顧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理論貢獻時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說：‘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這個預言，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歷史和現實日益證明這個預言的科學價值。”習近平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科學價值的充分肯定，是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這一思想品質的集中體現和印證，是賦予馬克思這一命題以新時代內涵的思想挈要。

習近平在進一步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新時代的發展及其特征的闡釋中指出：“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兒，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把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運用于21世紀“世界歷史”新的進程時，要深刻地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以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為基礎，用寬廣視野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推動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發展創新。

在賦予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以新時代內涵時，習近平指出：“我們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習近平揭示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時代背景、歷史主體和理論主題等重要內容。

自馬克思提出“世界歷史”命題以及“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以后，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中，“跨域卡夫丁峽谷”問題成為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探索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時的主題，對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論發展和創新。進入21世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中，最為顯著的變化是：“使馬克思主義以嶄新形象展現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這一顯著的變化，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備了回歸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本身的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根本的理論前提，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因此具備了創新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的學說要旨和學理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基本特征浸潤著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鮮明底色

馬克思“世界歷史”命題在新時代的發展，是以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的變化為學理基礎的。黨的十九大，習近平對新時代的基本特征作出五個方面的概括：一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二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三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四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五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新時代這五個方面的特征，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新時期向新時代進發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規定。其中，“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這一特征深刻闡明：當今世界是密切聯系、相互影響的統一體，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發展休戚與共、中國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不可分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隨著我國對全球經濟貿易和全球治理進程的深度參與，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新時代，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發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借鑒。在新時代，面對國際格局和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面對更加波譎云詭的國際環境，我國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建成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新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三）中國式現代化錨定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發展路向

2020年10月，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繪制第二個一百年發展藍圖時，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內涵和基本特征作出闡釋，第一次提出“我國要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的思想。黨的二十大，習近平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闡釋中進一步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23年2月，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首次提出“初步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的論斷。習近平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內涵同對其特征和特色的闡釋融為一體，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上，凸顯了保持歷史主動、順應歷史潮流、傳承中華文化、堅持永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等創造性理念。特別是，對“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一特征的闡釋，強調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凸顯中國現代化“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我國十四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我國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將在全世界高揚起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偉大旗幟。特別是在“并存”的格局中，“我國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的是暴力掠奪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國家落后為代價的現代化。我國現代化強調同世界各國互利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2023年3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以《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為題的主旨講話中提出：“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人類共同價值對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內涵的豐富

黨的十九大，習近平從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等方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作出闡釋，提出“我們生活的世界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我們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黨的二十大，習近平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對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內涵的拓新。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發展定位，是對馬克思提出的“世界歷史”主體和主題的創新性發展，確立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根本特征。習近平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盡管經濟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風，經貿摩擦加劇，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但是，從長遠來看，當今世界，各國利益高度融合，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義在于：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習近平指出：“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應該鍥而不舍、馳而不息進行努力，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也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越是面對經濟全球化逆流，越是要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

2023年3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它與2021年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密切結合，成為支撐和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和實踐路徑。這“三大倡議”立足世界百年變局的現實、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謀求世界發展的方向、展望人類進步的未來，豐富了習近平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意蘊、現實路向和價值共識，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在創新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中的問題意識、歷史自覺和時代擔當，蘊含著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思想智慧、理論魅力和崇高理想。

（五）人類文明新形態升華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意境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在闡釋人類文明新形態時提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黨的二十大，在對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進行闡釋時，習近平再次提到人類文明新形態，要求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為基本前提，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與發展為主要過程和根本目標，以“五大文明”進步為主體內容，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探索，是對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創造性探索。

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只是對基于中國社會發展形態的特殊性的概括，也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有價值的思想資源的借鑒和吸收，體現了對人類文明形態探索的中國智慧。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特色和內涵的延伸，與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基本特征緊密結合在一起。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人類文明新形態與中國式現代化相結合，開辟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深化了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的內涵和意境。

人類文明新形態集中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關于社會文明形態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年奮斗中，特別是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理論結晶，是對新時代“世界歷史”命題系統化學說的升華。

（注釋從略）

（作者：顧海良，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