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同志的斗爭精神永放光芒

任弼時同志畢生追求真理、克服傾向，在黨的許多重要歷史關頭與各種錯誤思想和行為作堅決斗爭，功勛卓著，贏得了黨組織和黨內同志的認可和尊重。他培養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鍛煉了能力和膽魄；直面艱苦斗爭不畏縮、不迷航，在反對國民黨威逼利誘的斗爭中堅守了氣節和操守；善于從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在反對黨內右傾、左傾錯誤的斗爭中體現了原則性和前瞻性；加強戰略謀劃，把握大勢大局，在反對黨內分裂的斗爭中展現了責任和擔當；正視失誤錯誤，經一事長一智，在進行自我革命的斗爭中得以成長和提高。任弼時在其一生中表現出的斗爭精神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財富，對新時代加強黨的建設，幫助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多次提到“斗爭精神”，強調“堅持發揚斗爭精神”，“加強干部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養成，激勵干部敢于擔當、積極作為”。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能夠始終發揚斗爭精神，才能敢于擔當、敢于斗爭、敢于勝利。任弼時同志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短暫的一生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辭重負，奮力前行，他的敢于擔當、敢于斗爭的革命精神永載史冊，永放光芒。

培養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鍛煉了能力和膽魄

少年時期的任弼時由于家庭的變故和社會的變遷，思想深處迸發出樸素的正義火花，進而產生了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思想。在湘陰讀小學時期，他在《擬御侮之策》中寫道：“今者，日本欲奪我土地、財產，我國不讓，將有一血戰。惜吾國缺少兵炮，然吾國地廣物博勝于日本數十倍，人人若有衛國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在長沙讀書時期，面對我國被列強瓜分，割地賠款，他在《我國割讓地之痛苦》中慨嘆：“而今每任強國鯨吞鼓頤，蠶食張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甌國家，遂成破碎之山河。嗚呼！我輩對之當如烈火之燒心，眾鏑之叢體，芒刺之負背。若能時存臥薪嘗膽之念，勵精圖治，何患收回割讓之地不能乎！”這些言詞充分體現了少年任弼時具有強烈的愛國愛民族的思想底蘊以及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憤怒和反抗。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他便一往無前地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滔滔洪流之中，從此走上救國救民的歷史新征程。

直面艱苦斗爭不畏縮、不迷航，在反對國民黨威逼利誘的斗爭中堅守了氣節和操守

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公開背叛革命，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任弼時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兩度被捕，受盡嚴刑拷打，可他威武不屈，在斗爭中經受了考驗，堅守了氣節和操守。1928年10月，為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任弼時到安徽的蕪湖、安慶等地視察工作，在南陵縣與幾位同志在一個公園碰頭時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幾個人同時被捕。任弼時被捕后，敵人殘忍地對他吊打、壓杠子、頂磚頭，在種種酷刑折磨下，他咬緊牙關，幾次昏厥，但始終不透露半點真情。回到牢房，他還教育和鼓勵戰友：“寧可犧牲自己，不可牽連同志。”他說:“敵人想征服我們，我們不屈服就是勝利。寧肯犧牲自己，也不叛黨。”由于黨的營救和任弼時堅強斗爭，終于在1929年3月被釋放出獄。1929年11月上午，任弼時冒雨去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共青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當他趕到會議場所敲門時，早已埋伏好的暗探一擁而上，粗暴地把他推上囚車，押往匯山路巡捕房拘留室。審訊過程中，敵人對他實施了慘無人道的電刑，在他背上燙了兩個大烙印，鮮血淋漓，但他以頑強的毅力頂住了非人的折磨，再一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并安慰妻子陳琮英說：共產黨人審判敵人的日子不遠了，最后的勝利終歸屬于我們！

善于從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開新局，在反對黨內右傾、左傾錯誤的斗爭中體現了原則性和前瞻性

縱觀任弼時一生，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堅持原則，克服傾向，既反對右傾，也反對“左”傾，并帶有前瞻性戰略性地做了一些開創性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是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1927年，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危急關頭，任弼時堅持黨的利益高于一切，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斗爭。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23歲的任弼時要求發言，然而要求了三次都遭到了陳獨秀的拒絕。由此任弼時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他拿出意見書，擲地有聲地說：“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大吼：“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毫不示弱地反駁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呼吁黨應該迅速行動起來，進行武裝斗爭，反對國民黨右派，預防類似“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事件再次發生……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吼道：“你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鼓勵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除了多次遞交《政治意見書》，任弼時還在多個場合和會議上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8月7日會議上，在毛澤東等人發言后，任弼時說：“中國共產黨有機會主義傾向，這完全是事實。其原因是我們僅僅做了上層的工作，而忘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任弼時在陳述陳獨秀向國民黨右派妥協的種種事實后說：“黨怕群眾，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作用。”最后，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其中指出：“青年團以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證明了自己最近期間在政治上的堅定性，比黨的中央還高些。……黨的中央指導者想閉住青年團的口，否認青年團有提出政治問題決議案之權。但是這并沒有成功。”這無疑是對任弼時敢于斗爭的充分肯定和褒揚。經過狂風驟雨般的斗爭考驗，這次會議上，任弼時當選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剛剛上任的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握著任弼時的手，高興地稱贊他和團中央的覺悟及膽識。

二是與團中央的“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作斗爭。1927年共青團三大之后，時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的任弼時代理團中央書記。他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與團組織內部出現的“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兩種錯誤思想進行了堅決斗爭。1927年11月召開的團中央擴大會議把反對因軍事投機主義而滋生的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列為“第一個任務”。任弼時指出“取消主義”之所以產生，是由于大革命失敗后，有些同志工作遇到困難，思想上產生了動搖。他們打著“幫助黨發展”的幌子，提出“團在中國沒有特殊工作”，一切由黨來做就行了，這實際上是典型的機會主義，是要“取消黨在青年群眾運動中的影響”，或者改變團的性質，使團變成一個文化組織。對于“先鋒主義”，任弼時認為這是“第二黨的傾向”，由于一些領導同志只看到團組織在反對陳獨秀的斗爭中發揮了作用，便認為青年團也應成為與共產黨一樣的政黨，并把這標榜為“先鋒主義”或組織所謂“第二黨”。任弼時批評說：“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人民革命的領導者，應該只有一個，這就是共產黨，而共產主義青年團應該受黨的領導，做黨的助手。”要認識到“先鋒主義的結果，有造成第二黨的危險傾向，這對于黨的發展是非常妨礙的。”“它比‘取消主義’更為危險。”這些嚴厲的批判和斗爭不僅使團組織的政治思想覺悟得到提高，而且團結教育了廣大同志，堅持了青年團的正確政治方向。12月6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表了任弼時起草的通告《糾正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傾向》，指出，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是“青年運動中的危機”，只有“肅清團內的機會主義，以及軍事冒險、玩弄暴動傾向”“方能與黨同時實現布爾什維克化之任務”。

三是與王明、博古的左傾錯誤和肅反擴大化作斗爭。在臨時中央推行肅反運動并將其無限擴大化時，任弼時給予堅決遏制，強調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1933年5月，臨時中央派任弼時到湘贛邊區工擔任省委書記，后又兼任省軍區政委。由于肅反擴大化，當時的湘贛省委幾近癱瘓。邊區省委在代理書記陳洪時(長征后叛變)、副書記劉士杰(長征中叛變)把持下，打擊和迫害王首道、袁德生、張啟龍等原省委班子重要領導干部。任弼時來到時，王首道被撤銷了一切職務，袁德生已被殺害，張啟龍即將被殺害。任弼時臨危不懼，堅決遏制這種亂抓亂殺的做法。他在省委會議上強調：“在肅反中不能隨便抓人，更不能亂殺人，抓人殺人，都要有確鑿的證據，殺人必須經過省委的批準。”根據他的意見，省委作出了相應決定，比較穩妥地解決了王首道、張啟龍等人在肅反中受冤屈的問題。任弼時還和省委在查田、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方面，作出一系列新的決策，抵制和糾正了來自臨時中央的錯誤政策。博古知道后非常不滿，寫信對湘贛省委和任弼時嚴加指責。但任弼時相忍為黨，繼續做好糾左工作，他成為了湘贛邊區廣大干部心中有威信的黨政軍核心領導。王恩茂回憶說：“任弼時的到來，停止了肅反擴大化，保了一些同志，保存了軍隊和地方一些干部”“如果他不來，打AB團的運動要進一步擴大化，更不得了，許多后來參加突圍的干部保存不了。”一些親歷者回憶這段歷史時，都十分感激的說：“我們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時同志救了我們！”

四是與王明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右傾錯誤作斗爭。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常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對中央工作橫加指責，并提出了一系列右傾錯誤觀點和主張。主要表現為：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軍事上，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不重視開展敵后根據地的斗爭；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由于王明說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使得一些同志難以分辨清楚，產生了盲目的信賴。為消除這種負面影響，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遣任弼時作為中共特使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以清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共產國際所形成的錯誤影響。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工作與任務》，闡明了四點意見：第一，中國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當局對持久戰的方針是動搖的；第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困難和障礙來自國民黨的“自大主義”和對共產黨的“仇視觀念”；第三，八路軍在抗戰中的地位；第四，共產黨如何在抗戰中發揮領導作用。任弼時的意見極具說服力，幫助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了中國的實際情況，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認真討論后，通過《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決議》，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7月初，季米特洛夫會見了即將回國的王稼祥和接替其工作的任弼時，明確指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王稼祥回到延安后，于9月中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從而基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王明又指責黨的抗日政策是錯誤的，應該聽共產國際的建議。任弼時發言正告王明：“我與恩來在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找我們談話，說到王明同志一些缺點，要我們告訴毛主席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后和毛主席說過……今天書記處會議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對我說的問題談出來，幫助王明同志來了解問題。曼努意爾斯基問我：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是否想團結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季米特洛夫同時說，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任弼時針鋒相對的堅決斗爭，使王明徹底失去依仗，停止了他的右傾錯誤言行。

五是與黨的干部中無組織性無紀律性現象作斗爭。1940年，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并從1941年9月開始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工作中，他深切地體會到黨內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松散重疊的組織機構、散漫的個人行為，對黨的事業和抗戰大局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比如，有的黨員干部在政治上“隨便發表意見同黨的主張對立”，甚至“成為政治上一種反黨的派別活動”；有的在組織上鬧獨立主義傾向，對中央不尊重，方針政策貫徹不力，“八百諸侯，你肯了他不肯，他愿意你不愿意”；有的重大的全國性問題事先不經過中央批準;有的“表現為小團體主義”，甚至是“由同鄉、同學、同族的關系而形成的”“少數人的小集團的活動”等等。任弼時對此作了堅決斗爭，特別強調“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他告誡每個黨員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都應服從黨的中央”，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和提出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他認為，黨的一元化領導，不僅表現在同級黨政軍民各組織要以黨委為核心，還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要嚴格執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也正是在他的推動與牽頭組織下，1945年4月，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在開幕典禮的講話中，任弼時激動地說：“在二十四年的奮斗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建立起來，全黨在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加強戰略謀劃，把握大勢大局，在反對黨內分裂的斗爭中展現了責任和擔當

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西康甘孜勝利會師，當任弼時得知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后，認為黨和紅軍應該統一，重新會合。為促進全黨全軍的團結，避免分裂，任弼時和朱德、賀龍、劉伯承、徐向前、關向應等并肩作戰，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堅決抵制張國燾反對中央的惡意宣傳。張國燾利用種種不正當手段進行分裂活動。比如，給紅二、紅六軍團送包括《干部必讀》等小冊子在內的宣傳品，污蔑攻擊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北上是“逃跑”，是“左傾空談掩蓋下的退卻路線”，明目張膽地誹謗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領導同志。對此，任弼時要求將張國濤送來的材料一律不準下發，除保留一份，其余全部燒掉，使這些反中央的宣傳未能在紅二、六軍團流傳。再比如，張國燾派人到紅二、紅六軍團活動，面對面的拉攏和分化。對此，任弼時和賀龍進了堅決斗爭，要求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告誡四方面軍來的干部，只能講團結，介紹過草地的經驗，不能進行反中央的宣傳，不準攻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一方面軍。二是開展廣泛的思想工作與張國濤作斗爭。從甘孜出發北上途中，任弼時深入細致地認真做四方面軍干部的思想工作，澄清事實，糾正認識，加強團結。他分別和陳昌浩、徐向前、傅鐘等四方面軍領導人交談，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態度冷靜、誠懇，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充滿信心。傅鐘回憶說：任弼時同志的思想政治干工作“對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黨內制造的政治上的陰霾、思想上的糊涂、組織上的混亂有了深刻認識，一些問題也得到了澄清”。任弼時和藹誠摯的態度教育了成千上萬的同志，使已經處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軍同志都感到黨在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領導是迫切重要的問題。總之，任弼時在反對張國燾分裂活動的斗爭中，既堅持原則，又顧全大局，為促進全黨全軍的團結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對此，朱德給予了高度評價，說：任弼時“堅決參加了反對叛徒張國濤的斗爭，使紅軍第四方面軍與第二方面軍勝利地到達陜北，與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師”。

正視失誤錯誤，經一事長一智，在進行自我革命的斗爭中得以成長和提高

任弼時不是完人，是在革命斗爭中不斷成長的馬克思主義者。1931年，他進入中央蘇區，因缺乏經驗犯過左的錯誤，也產生過很大的缺失，但后來不斷學習不斷提高，不斷自我革命，多次勇敢承認自己的錯誤，并在工作實踐中大力糾左，不僅得以自我升華，也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1年3月中旬，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進入閩西根據地，4月上旬抵達瑞金。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上，任弼時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批評“黨內流行一種狹隘的經驗論，實際上是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一種事務主義的現象。”這實際上是不點名批評毛澤東，因為毛澤東在1930年寫了《調查工作》一文，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反對憑借“本本”發號施令的錯誤。而任弼時認為反對“本本主義”就是不重視理論，因而指責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和“事務主義”。對此，后來任弼時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評。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把矛頭指向毛澤東，“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會議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臨時中央和在后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意見發生嚴重分歧。任弼時批評毛澤東，說他的根據地思想是“向偏僻區域發展”的“上山主義”，再次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撤銷了他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把他召回了后方。后來，他多次自我批評說：“寧都會議上，我反對分兵準備戰場，因此就把毛的軍事領導撤銷而以周替代。”“在中區時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會后中央的路線，在軍事上是主張積極進攻的，對于蘇區紅軍發展的歷史特點不加了解，不懂得戰爭規律……與毛的思想政策對立，以至于反對。在掃清道路的斗爭中為積極的協助者。”

然而，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中所展現出來的卓越領導才能、軍事才能和理論修養，逐漸讓任弼時折服。在延安整風期間，他真誠地檢討自己對當時清理湘贛省委舊案“沒有盡到責任”，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在調查研究問題上，他坦言包括自己在內的黨內一直存在“粗枝大葉”的工作作風，不太講究“精細”和“科學”。而毛澤東在這個方面卻顯得與眾不同，他“能注意調查研究，并且能夠充分運用調查結果”，因此，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總是能夠“銳敏地抓住問題的中心，找出規律，決定方向”。而對毛澤東著作的潛心研讀，使任弼時對毛澤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1938年，任弼時到達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得以集中精力系統閱讀毛澤東的一系列著作，從而對毛澤東的理論與經驗有了新的認識。他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坦承：“對毛主席的認識是在抗戰以后，尤其從莫斯科回來以后。”回延安后，任弼時又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再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囑咐”和毛澤東“皖南事變后對政策的掌握”以及“整風后的思想領導”，任弼時對毛澤東產生了完全的“愛戴佩服”，而且“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他說讀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等論著，認識到毛澤東在理論上“提問題敏銳、明確，掌握統一戰線有功績”。進而義無反顧地支持、幫助、宣傳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毛澤東思想和團結統一的中央集體形成作出了杰出貢獻。

總之，任弼時畢生追求真理、克服傾向，在黨的許多重要歷史關頭不計個人得失，挺身而出，與各種錯誤思想和行為作堅決斗爭，成效顯著，功勛卓著，贏得了黨組織和黨內同志的認可和尊重。正如周恩來在紀念任弼時同志時所說：“我們要學習他三十年奮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學習他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什維克精神。”

作者簡介：周艷光，男，湖南岳陽人，中共岳陽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黨史黨建。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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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介甫，任弼時:既反對右傾,也反對“左”傾[J]，百年潮， 2014年第4期第5頁；

[3]宋毅軍，任弼時在江西的崢嶸歲月[J]，黨史文苑， 2014年第3期第6頁；

[4]朱薇，任弼時對毛澤東黨內核心地位確立的歷史貢獻[J]，黨的文獻，2018年第4期第68頁。

來源：岳陽市委黨史研究室

作者單位：中共岳陽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