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將“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寫入了大會的主題，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之源。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是黨百年奮斗歷程的精神標識，是鐫刻于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的精神基因。在新中國成立72周年之際，經黨中央批準，中央宣傳部發布了第一批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46種偉大精神，這既是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懈奮斗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激勵人民不斷開拓進取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無數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用生命、鮮血與汗水書寫和鑄就而成的精神史詩。

湖南，是 偉人故 里，將帥之鄉，革命搖籃。在黨的百年歷史上，湖南的分量很重。2 0 2 0年 9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時指出：“湖南是一方紅色熱土，走出了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等老一輩革命家，發生了秋收起義、湘南暴動、通道轉兵等重大歷史事件，大批共產黨人在這片熱土上譜寫了感天動地的英雄壯歌。”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鍛造的百年歷程中，從湖南走出的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無數湘籍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為偉大建黨精神的生發與升華，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鍛造與延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眾多革命精神中，都深深地烙下了鮮明的湖南印記、蘊含著濃郁的湖南元素，充分彰顯著湘籍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的巨大貢獻與歷史擔當。

縱觀百年，湘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鍛造的貢獻與擔當呈現出如下歷史特點。

集群式貢獻與擔當

這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深受湖湘文化浸潤的一大批湖湘先進青年和仁人志士集群式地出現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和早期活動的舞臺上，為開天辟地的建黨大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18年4月，在長沙成立的新民學會“發建黨先聲”，78名會員有41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其中8人成為中共早期組織成員。從1919年到1921年初，1600多名學生赴法勤工儉學，湖南有397人，占全國總人數的近25%；1921年初，上海外國語學社首次組織的赴蘇俄東方大學留學進步青年有30余人，湖南青年占了一半。他們中許多人成為海內外創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骨干。中共一大前，海內外共有8個共產黨早期組織，湖南進步青年參與了其中6個早期組織的創建活動。全國58名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湘籍成員有20名，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湘籍有4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積極組織工農運動，許多湘籍早期黨員成為各地工農運動的領袖和骨干：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有李啟漢、劉少奇、鄧中夏、李立三等；在長沙，黃愛與龐人銓是全國最早為工運犧牲的共產黨人；在上海，李啟漢、李中創辦了中共領導的最早的工會和工人夜校；全國第一次工運高潮有三大重點區域，其中北方區主要組織者是羅章龍、鄧中夏、陳為人、何孟雄、繆伯英、張昆弟等人，湖南區在毛澤東和湘區委領導下開展得轟轟烈烈，李立三、劉少奇等組織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領導并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斗爭。大革命時期，湖南黨員發展到2萬余人，成為全國黨員（近6萬）人數最多、黨組織分布最廣的省份；農協會員發展到600萬人，占全國同期900萬名農協會員的60%以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蔚為壯觀的湖南建黨群英和革命群眾，以青春與熱血、赤誠與擔當、犧牲與奉獻，為偉大建黨精神的孕育與形成融入了湖南元素、貢獻了湖南力量。

頭雁式貢獻與擔當

這主要體現在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的鍛造和形成中。

大革命失敗后，艱難曲折的中國革命走到了十字路口，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驗。毛澤東受命回到湖南領導中共湖南省委組織發動秋收起義。在領導秋收起義過程中，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以“領跑者”的頭雁姿態，勇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毅然決定將革命中心從城市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轉移，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上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井岡山考察時強調：“堅定執著追理想，實事求是闖新路，艱苦奮斗攻難關，依靠群眾求勝利，讓井岡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開創了贛南、閩西根據地，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打下良好基礎。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開始領導中央蘇區建設，形成了蘇區精神。一些湘籍共產黨人為蘇區建設和蘇區精神培育發揮了“領頭雁”作用。毛澤東撰寫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系列著作，系統地論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論，為蘇區精神培根鑄魂。第一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63名執行委員中湘籍代表16人，李富春、林伯渠、何叔衡、謝覺哉、徐特立等成為蘇區經濟建設、財經工作、行政內務、法制建設、檢察司法、教育文化的開創者和引路人。1933年8月，中央蘇區中央軍委授予 90人“中國工農紅軍紅星獎章”，其中湘籍將領40余人。中央紅軍長征時，7個軍團級單位（縱隊）28名領導者中，湘籍9人；20個師（梯隊）32名師長、政委中，湘籍12人。他們都是紅色蘇區的捍衛者、蘇區精神的鑄魂人。

首倡式貢獻與擔當

這主要體現在遵義會議精神、南泥灣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的鍛造和形成之中，湘籍共產黨人為這些精神的鍛造作出了首倡式貢獻。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在長征途中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努力促成召開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并將其與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來解決自己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初步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出席遵義會議的20位代表中，劉少奇、彭德懷、李富春、李卓然等湘籍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為形成“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的遵義會議精神作出貢獻。

在抗日戰爭時期異常困難的情況下，19 41年春，王震帶領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把昔日荊棘遍野、荒無人煙的“爛泥灣”變成“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的好江南”，培育和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核心的南泥灣精神。三五九旅將士大多來自湖南和江西，他們把湖湘“霸得蠻、吃得苦”的基因融入到南泥灣精神之中，王震被評為大生產運動的勞動英雄；七一七團政委晏福生，獨臂參加大生產，兩次被評為“生產英雄”。南泥灣精神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的熱情贊揚，毛澤東在王震的獎狀上親筆題詞——“有創造精神”。

2012年，全國貧困人口9899萬人，作為中部省份的湖南貧困人口達767萬人，僅次于貴州和云南，居全國第三位。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帶著對湖南人民的殷切關懷，來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深度貧困的十八洞村考察，在深入調查之后，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脫貧”的“十六字”方針。湖南作為精準脫貧的首倡地，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堅定扛起首倡之責，五級書記抓扶貧，全省動員促攻堅。2020年3月，湖南省政府宣布：全省6920個貧困村全部退出，767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省人民為鍛造“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貢獻了湖南力量，十八洞村成為新時代的紅色地標。

中堅式貢獻與擔當

這主要體現在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老區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系列精神的孕育形成之中。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關口，湘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表現出了百折不撓的英雄氣概，敢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成為革命的中堅、民族的脊梁、國家的砥柱。

湖南是三支紅軍長征部隊的經歷地、出發地，也是長征精神的孕育地。自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先后有執行中央紅軍長征探路先遣任務的紅六軍團，撤出中央根據地實施戰略大轉移的中央紅軍，完成策應任務后從湘鄂川黔根據地突圍長征的紅二、六軍團三支紅軍長征部隊，在湖南征戰180多天，轉戰9個市州48個縣（市、區），紅軍長征在湘征戰時間長，途經縣市區多，發生了許許多多如“半條被子的溫暖”的故事。在長征途中，以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為代表的湘籍紅軍領導人和將士，在堅持理想、堅定信念中做榜樣，在不怕困難、勇于犧牲中做中堅，在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中樹豐碑，在嚴守紀律、緊密團結中做模范，在依靠群眾、同人民患難與共中做表率，為長征精神的鍛造注入了湖湘文化優秀品質，為長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延安，毛澤東寫作和發表的多部著作，系統完整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全面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錯誤，生動注解了延安精神中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精神內涵；在延安，湘籍領袖和紅軍將士通過自己的模范言行，始終踐行人民至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等湘籍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的砥礪奮斗，成為拯救民族危亡和爭取人民解放的柱石，為延安精神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戰精神的鍛造形成，凝聚著湖南兒女的血性擔當。毛澤東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總設計師，他發表的《論持久戰》為抗戰的勝利指明了方向。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湘籍抗日將士不怕犧牲、浴血戰斗，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彭德懷、左權橫刀立馬，率八路軍開辟華北敵后戰場；賀龍、羅榮桓、蕭克等人在敵后根據地與日軍浴血奮戰；劉少奇、粟裕、黃克誠等人則率新四軍與日軍在長江中下游展開反復爭奪。抗戰期間我們黨領導創建的19個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中，湖南人參與了11個根據地的創建。湖南在人力、物力、財力和兵源方面對全國抗戰的支持位于前列。湖湘文化中忠誠與擔當的優良傳統，湖南人不畏強暴、寧死不屈的性格氣質，都深深地融入抗戰精神之中。

毛澤東、劉少奇等湘籍共產黨人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對西柏坡精神的鍛造和形成發揮了砥柱作用，作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發揚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徹底革命精神，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取得全面勝利；廣泛發動群眾，進行了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總結歷史經驗，對新中國的各項制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與創新；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永葆“趕考”精神。劉少奇指導建立華北解放區進而使它成為全國戰略大決戰的指揮中心和后方基地，領導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生產、經濟建設等工作。

湖南是老區精神重要鍛造形成之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領導人民創建的13個革命根據地中，就有湖南陸續與周邊省份共同開辟的井岡山、湘贛、湘鄂贛、湘鄂西、湘鄂川黔這五大革命根據地，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為全國之最。湖南三分之二以上地域被認定為革命老區，成為建黨、建軍、建政和締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重要源頭和堅實基礎。毛澤東、彭德懷、賀龍等湘籍革命家和紅軍將士始終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一心為公的無私情懷、敢于和善于勝利的英雄氣概、艱苦奮斗的精神斗志、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生死相依的光榮傳統鑄入老區精神。

三湘兒女的血性與抗美援朝精神融為一體。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決主張、毅然決策出兵朝鮮，湘籍將領彭德懷、陳賡、鄧華、楊得志、楊勇相繼擔任或代理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運籌帷幄、精心謀劃，甘泗淇、宋時輪、姚喆、蕭新槐、王紫峰、張震、李壽軒、吳信泉等眾多湘籍戰將靠前指揮、馳騁漢江，湖南動員了26萬余人參軍參戰，其中6.7萬奔赴朝鮮。志愿軍湘籍將士在朝鮮犧牲11500余人，涌現出毛岸英、李雪瑞、喻求清、羅盛教等著名烈士。

孕穗式貢獻與擔當

這主要體現在雷鋒精神和女排精神的培育上，湖南是雷鋒精神和女排精神的孕育地。

雷鋒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望城縣安慶鄉簡家塘（今長沙市望城區雷鋒街道）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短短22年的人生歷程中，有18年在望城度過。追溯雷鋒精神，其根在湖南，源在望城。在望城的18年是雷鋒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是他高尚人格養成的關鍵時期。作為湖南青年，雷鋒的性格和成長之路彰顯出湖湘文化基因和湖南精神特質。從湖南走出去的普通戰士雷鋒“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樹起了雷鋒精神這座永恒的道德豐碑。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雷鋒、郭明義、羅陽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愛的胸懷、忘我的精神、進取的銳氣，正是我們民族精神最好的寫照，他們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女排精神源于湖南郴州，是由“竹棚精神”孕育而來。1979年10月，袁偉民教練率領中國女排首次來到郴州，由此開啟了中國女排爭奪亞洲冠軍的60天魔鬼集訓。當時，訓練場地非常簡陋，是由楠竹搭建起來的竹棚，但中國女排姑娘們依然咬牙堅持，刻苦訓練。此后，中國女排于1980年、1981年、1984年和1986年來郴州集訓。熱情的郴州人民盡力為女排姑娘的訓練創造條件，郴州成為中國女排騰飛的福地。從竹棚館出發，中國女排姑娘們開啟了奪冠之路，拿到了五連冠，以及現在的十冠王。“竹棚精神”孕育了“祖國至上、團結協作、頑強拼搏、永不言敗”的女排精神，喊出了為中華崛起而拼搏的時代最強音，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自豪、自尊和自信，為我們奮進新征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方陣式貢獻與擔當

新中國成立后，湖南人民煥發出沖天的干勁，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洪流。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湖南人民更加鼓足精氣神，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在新中國培育的“兩彈一星”精神、改革開放精神、抗洪精神、抗擊非典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勞模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絲路精神等系列革命精神中，湖南人民都作為重要方陣作出了重要貢獻。

“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科學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的鍛造和形成，鐫刻著多彩的湖南元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指導制定科技發展規劃，注重培養科技人才，將發展尖端科技與國防建設相結合，推動了我國國防尖端科技的發展。彭德懷從朝鮮戰場回來后就大力主張并推動包括研制原子彈在內的實現武器現代化的工作。“湖南制造”不斷創新突破，持續為中國科技強國事業貢獻著科技創新力量。1954年8月18日，株洲331廠試制成功的中國第一臺M-11型航空發動機，成為新中國航空工業奠基之作。多年來，湖南憑借強大科研力量承擔了一系列國家航天領域重大科技專項和重點工程。湘籍科學家陳能寬、周光召、王洪星、程不時、劉大響、黃伯云、周建平、陳善廣、王赤、符一行、楊孟飛、于登云、謝更新等，以“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的性格，展現了湖南人的浩然風采。

改革開放雖然風起南海，但改革的春風掠過三湘大地后煥發出勃勃生機。這一時期，湖南人民創造了超級計算機、超級雜交水稻、大功率芯片等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形成了“廣電湘軍”“出版湘軍”“工程機械湘軍”等各路“湘軍”齊頭并進的生動局面，涌現出了像袁隆平、李谷一等一批在科技、文化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改革人物，深刻詮釋了改革開放精神。

1998年，湖南面對自1954年以來的最大洪水，全省3 . 5萬多名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官兵和230多萬干部群眾進行了長達3個月的抗洪搶險戰斗。從首戰湘江、轉戰澧水、鏖戰洞庭到決戰長江，湖南唱響了一曲驚天動地、氣壯山河的凱歌，為抗洪精神的鍛造和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

從“非典”到“新冠肺炎”，湖南是抗擊疫情的重要關口。面對疫情，湖南人民奮勇迎戰，堅持疫情防控全省一盤棋，守望相助，協同發力，筑起防控疫情的“銅墻鐵壁”。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湖南僅用39天實現本土確診病例零新增，用54天實現確診病例清零，成為全國首個累計確診病例在1000例以上清零的省份，交出了一份非同尋常的優異答卷，為取得抗疫勝利、形成抗擊非典精神和抗疫精神貢獻了湖南力量。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湖南人民迅速開展了支援災區重建工作，“要錢出錢，要人出人，要力出力”，出色地完成了對口援建四川理縣的重建任務。在這場災難中，湖南祁東縣人譚千秋老師為保護學生獻出了生命。湖南人民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

湖南人民 把“吃得苦、霸得蠻、扎硬寨、打硬仗”的優良傳統，融入勞模精神、“三牛”精神的鍛造之中。在湖南涌現的袁隆平、黃伯云、李常水、文花枝、艾愛國、李臨莊、馬安健、熊倪、許菊云、王漢桃、雷冬竹、劉筠等勞模代表，張孝騫、歐陽海、羅健夫、羅盛教、鄭培民、張超、黃詩燕等“三牛”模范，為建設新中國和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湖南不斷涌現湖南華菱鋼鐵、遠大空調、中聯重工、三一重工、隆平高科、藍思科技、大漢控股、株洲電力機車等創新型企業，不斷涌現如詹純新、胡子敬、梁穩根、陳邦、周群飛、鄧偉明、曾小山等企業家群體，他們爭當誠信守法、承擔社會責任的典范，為企業家精神的鍛造形成奉獻了湖南力量。

湖南自唐、宋以來就通過“茶馬古道”踏上古絲綢之路，新時代，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大力拓展中非貿易，為形成“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貢獻湖南力量。2019年6月，在長沙成功舉行首屆中國-非洲經貿博覽會，此會永久落戶長沙，每兩年舉辦一次，吸引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來湘合作與交流。湖南中非經貿產業園也成功創建，讓更多湘商湘企踏上新的絲綢之路。

融入式貢獻與擔當

在黨的精神譜系中，有一些革命精神是在特殊時期、特殊背景、特殊地方形成的，如紅巖精神、太行精神、大別山精神、大慶精神、北大荒精神、老西藏精神、特區精神、青藏鐵路精神等，其形成過程中也融入不少湖南元素。

紅巖精神是抗戰時期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民族統一戰線實踐中形成的，其中融入了許多湖南革命前輩的奉獻與擔當。南方局的每一次重大決策，都凝聚了身處延安的毛澤東的心血。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公開提出“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獲得廣泛支持。1945年8月，毛澤東只身飛往重慶，在紅巖住了43天，在這里進行了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重慶談判。中共談判代表團成員、湖南平江縣人吳克堅，充分發揮在隱蔽戰線工作的優勢，為爭取保障我黨的合法權益，推動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作出貢獻。紅巖公墓，這里埋葬著十余名革命先輩，其中有楊振德、向先德、廖苓頑等湘籍革命先輩。重慶談判的過程與成果，是對紅巖精神的最好詮釋。

太行精神的歷史形成，凝聚著眾多湘籍將士的擔當奉獻。抗日戰爭時期，太行地區是八路軍三大主力師所在地，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代師長陳光都在這里戰斗過。當時，八路軍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長期駐扎太行山區，彭德懷、左權、黃克誠等湘籍革命家轉戰太行。1942年5月25日起，日軍開始對太行山革命根據地展開瘋狂的“五一掃蕩”。為了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等機關突圍轉移，左權作為指揮員，身先士卒，在遼縣十字嶺地區不幸中彈犧牲，用生命和鮮血書寫了“不怕犧牲、不畏艱險”的太行精神。

“堅守信念、胸懷全局、團結奮進、勇當先鋒”的大別山精神，也蘊含著許多湖南元素。曾中生是湖南資興市人，是中國工農紅軍杰出的指揮員、軍事家，游擊戰、運動戰理論的主要開創者之一。1930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在政治上、軍事上勵精圖治，使位于大別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各項事業都綻放出勃勃生機。湘籍將領紅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師長、紅四方面軍參謀長陳賡，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劉士奇都率部在大別山戰斗過，為大別山區“28年紅旗不倒”作出貢獻。

大慶精神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石油會戰，湘籍老一輩革命家歐陽欽發揮了重要作用。歐陽欽在抗戰勝利后受黨中央委派前往東北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任旅大市委書記、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和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顧全大局，全力支持國家大慶油田建設。1959年國慶前夕，黑龍江肇州縣掘出了石油，歐陽欽高興地說：“現在正好是建國十周年大慶的時候發現了這個大油田，我看就叫‘大慶’吧！”1960年2月大慶石油會戰開始后，黑龍江省委專門成立了支援小組，歐陽欽說：“我來給秋里同志當這個后勤部的政委。”在各種物資極為匱乏的年代里，歐陽欽領導全省人民節衣縮食，把各類生產生活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會戰前線，為大慶油田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北大荒精神的孕育，也融入了王震、歐陽欽等湘籍領導人的心血。1956年5月，王震被任命為農墾部部長，9月向中央提出官兵集體轉業參加農墾生產。當年就有1.7萬余名復轉官兵開進北大荒。1958年，在王震的精心組織下，又有10萬轉業官兵挺進荒原，展開了大規模的開發建設，他們戰勝重重困難，在茫茫沼澤荒原上建起了一大批機械化國營農場，讓荒原成為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在北大荒的發展中，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歐陽欽動員各地各方面對農墾工作大力支援。王震曾撰文稱：“在北大荒的史冊上，將永遠鐫刻著歐陽欽的名字。”

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設西藏的偉大歷程中，孕育了“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老西藏精神，融入了譚冠三等湘籍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貢獻。1951年8月28日，解放軍第五兵團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率部向拉薩進發。西藏和平解放后，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區宣告正式成立，譚冠三任區黨委第二書記，一直在西藏工作了15年。譚冠三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拉薩八一農場。從1995年湖南開展對口援助西藏山南以來，一批批援藏干部肩負重任，遠離家鄉，把情融入山南的土地。長沙、株洲、岳陽、常德4市對口援助貢嘎、扎囊、桑日、隆子4縣，使這里的人民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使老西藏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

“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也密切關聯著眾多湖南元素。沿海創辦經濟特區，與胡耀邦、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鼎力支持分不開。1979年1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到深圳、珠海考察，向廣東省委領導提出在沿海設立櫥窗，與香港互通有無發展經濟的建議，得到廣東各級領導的響應。回北京后，胡耀邦帶著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鄧小平同志匯報，為廣東爭取經濟自主權。同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在特區發展的過程中，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多次到沿海考察，提出特區要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王震是最早最積極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和開辦經濟特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79年底，他帶領國防工辦下屬各部的領導近20人，到深圳實地考察并率先投資開發項目。正是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中央一些部門和各地一批有實力的單位，紛紛帶來大批項目、資金、技術和人才到深圳，使這個現代化的經濟特區迅速崛起。之后幾年，在深圳務工的湖南人，最多時達到了40 0萬人。深圳的豬肉供應，湖南占60%。湖南供應深圳的大米、液化氣、水泥等物資也是最多的，分別占深圳市總額的七成、八成、七成；1989年，深圳開通的第一列直通省外的列車，就是通往長沙的。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品質深深地融入了特區精神之中。

“挑戰極限、勇創一流”的青藏鐵路精神，也飽含著許多湘籍共產黨人的夢想與追求。1950年，毛澤東就毅然決然地作出了決定：要修一條把西藏和內地連接起來的路！1953年，毛澤東親自點名，讓熟悉西部地區的王震出任鐵道兵司令員，王震表達決心，一定把鐵路修到喜馬拉雅山。19 58年 5月，青藏鐵路開工建設。但由于青藏高原艱苦的自然環境和施工條件等因素制約，1961年，青藏鐵路建設被叫停。1973年12月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說：“青藏鐵路修不通，我睡不著覺。”正是這句話讓沉寂了13年的青藏鐵路計劃再次被提上日程。2001年6月29日，青藏鐵路第二期工程開工，終于把鐵路修到了拉薩，2006年7月1日全線通車運營。

由此可見，中宣部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第一批46種革命精神中，絕大部分革命精神都直接融入了湖南元素，有著鮮明的湖南印記，見證了無數湘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無悔擔當。

中宣部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第一批46種革命精神，從形成的時間來看，分布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其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有17種，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2種，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9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8種，代表著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形成的精神標識，猶如精神長河，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精神從孕育生成到繼承發揚、從豐富發展再到改革創新的百年光輝歷程。從形成的歷史條件和題名方式來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重大的歷史事件來題名，有建黨精神、長征精神、抗戰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改革開放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16種，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關口所表現出的擔當與風骨；第二類是以形成的地方來題名，有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特區精神等21種，就如同一個個鮮活的精神地理坐標，連綴起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足跡；第三類以先進的人物或先進的群體來題名，有張思德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王杰精神、勞模精神、女排精神等9種，這些精神已遠遠超出名字本身的意義，成為全黨精神追求的崇高境界，為所有共產黨人樹立起了模范與標桿。

從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第一批46種革命精神形成的歷史條件和題名的特征來看，為革命精神鍛造融入的湖南元素和湖南力量也表現出如下特征：

貢獻與擔當具有廣泛性。中國共產黨人的4 6種革命精神中，湘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至少直接參與了37種革命精神的鍛造，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都有特別的貢獻與擔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尤為顯著，在黨的百年奮斗的大舞臺上，無時不展現湖湘兒女“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壯情懷。

貢獻與擔當具有厚重性。在許多革命精神的鍛造中，湘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貢獻與擔當特別突出，湖南的分量相當重，如建黨時期集群式的貢獻，井岡山時期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時期頭雁式的貢獻，遵義會議開創式的貢獻，長征時期、抗戰時期砥柱式的貢獻，等等。“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百年來，湖湘兒女在黨的領導下，以“舍我其誰”的擔當續寫著民族復興大業的宏偉篇章。

貢獻與擔當具有域外性。歷史從哪里開始，精神就從哪里產生。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起源是與中國革命道路的開辟相伴而生的。湖南自古以來是魚米之鄉，也是軍閥統治的中心。心憂天下的湖湘共產黨人，秉著“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的情懷，背井離鄉、拋家別子，沿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投身革命大潮，從秋收起義文家市轉兵上井岡山，許許多多的湖湘兒女再也沒有踏上回鄉之路。他們的英靈精魂，已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之中。“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寸土千滴紅軍血，一步一尊英雄軀”，這不僅發生在三湘大地，而且是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是湖湘兒女為革命犧牲奉獻的最好寫照。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