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超

　　湘南起義軍指揮部舊址

　　2018年，是湘南起義90周年。在湘南起義中，湘南老區人民不惜流血犧牲，朱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湘南老區英勇戰斗，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永載青史的功勛，他們的光輝形象和光輝業績，將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上。

　　湘南地區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策源地，這里有雄厚的共產黨組織、農運骨干和工農武裝基礎，成為了黨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最早確定開展武裝斗爭進行武裝割據的地方

　　湘南人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在中國近代史上，湘南人民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1852年，太平軍從廣西進入湘南，響應參軍的人數達五六萬；辛亥革命時期，眾多湘南有志之士積極參加華興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大力開展革命運動；1914年，為反對袁世凱稱帝，李國柱在郴州組織了一支反袁力量，不到半月，起義軍占領了桂陽、宜章、永興、耒陽等地。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湘南各縣黨的組織相繼建立，在中共湘南特委領導下，組織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掀起了工農運動的高潮。

　　大革命失敗后，湘南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斗智斗勇，使一部分中共黨組織、中共黨員、農運骨干和農民武裝得以保存，成為了星火燎原的火種。這一時期的中共湘南特委和各縣縣委機構比較健全，斗爭態度堅決，共有共產黨員1500余人，約占全省黨員總數的五分之一。早在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進入湘南之前，中共湘南特委就派人與他們接上了關系。當時，湘南各地農運干部和農軍戰士、廣東的農軍匯聚到湘南汝城縣，共有四五千人槍，中央軍委派陳東日、武文元來汝城縣組織和領導這一地區的工農運動，汝城縣成了大革命失敗后湖南農運中僅存的幾個碩果之一，被稱為東方的“彼得堡”。

　　因為有此基礎，在南昌起義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即著手準備在湘南地區開展武裝斗爭，以響應南昌起義。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指示湖南“準備于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劃一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及一切革命團體”。同時，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受中共湖南省委指揮的中共湘南特別委員會。同月，毛澤東在武漢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關于湘南運動大綱》，計劃“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黨中央十分重視這個大綱，經中央批準后，作為行動綱領，發至湖南、江西、廣東省委。這個大綱最后雖沒有按照預期的實施，但在主觀和客觀上仍然對湘南起義產生了重要影響，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湘南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之后起義規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起義，有著與前3次起義不一樣的顯著特點

　　湘南起義將革命正規軍、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相結合，將武裝斗爭與群眾運動相結合、與土地革命相結合、與建立政權相結合，講究斗爭策略，充分依靠人民，為探索通過武裝割據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正確道路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大革命失敗后，軍事問題已引起中國共產黨的足夠重視，但是對于建立一種什么樣的軍事力量體系，當時還沒有明確的認識。朱德在領導湘南起義的過程中，大力幫助地方黨組織發展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首創革命正規軍、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系，組建了3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湘南起義的領導者從實際情況出發，將武裝斗爭與群眾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廣泛發動農民、工人、士兵、學生等方面的革命群眾，起義席卷20多個縣，參加的群眾上百萬，歷時3個多月，創造了“湘南這邊紅一片”的壯觀革命景象。

　　湘南起義一開始就將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結合起來，明確提出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任務。起義中，起義隊伍推進到哪里，就在哪里打土豪、分田地、燒毀田契債券，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湘南起義中的插標分田運動是我黨土地革命時期較早的土地革命實踐，制訂的《土地分配法》比井岡山《土地法》還早9個月。由于深刻理解了奪取和建立政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朱德、陳毅在領導湘南起義的過程中，將武裝斗爭與建立政權緊密結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宜章、郴縣、永興、資興、安仁等8個縣的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同時還建立了各縣的區、鄉蘇維埃政府，建立和恢復了各級農會、婦女會、少先隊和兒童團等群眾革命組織。中共湘南特委于1928年3月中旬召開工農兵代表會議，成立湘南蘇維埃政府，統一領導各縣蘇維埃政府。湘南蘇維埃政權是土地革命戰爭前期我黨在地區一級的較高層次建立革命政權的首次實踐，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

　　從南昌起義到湘南起義，在朱德的思想認識上發生了兩個重大轉變：一個是革命的中心從城市轉向農村；一個是軍事上從正規戰逐步轉向游擊戰。在湘南起義中，他總結了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根據當時敵強我弱的特點，指出要轉變戰略戰術，提出了“強敵進攻我莫打”“抓住弱點我猛攻”“孤敵疲敵我圍殲”“常遣精兵騷擾敵”等作戰原則，并指導起義官兵在實際斗爭中學會運用這些戰略戰術，為中國共產黨游擊戰爭理論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外，在領導湘南起義的過程中，朱德和湘南地方黨的領導同志還十分注意團結和爭取各階層的革命群眾，動員他們積極加入到革命斗爭的隊伍中來。

　　湘南起義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正如開國上將蕭克所說：“有了湘南起義，才有井岡山會師，才有鞏固的井岡山根據地”

　　湘南起義軍走上井岡山，大大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實力。朱毛會師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隊人數和武器數量都驟增，部隊發展到1.1萬多人，武器發展到4000多支槍，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其中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分別由南昌起義軍和宜章農軍組成，這是當時紅四軍里戰斗力最強的兩個團。

　　湘南起義軍的到來，還為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全盛時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條件。1928年5月至6月，國民黨軍隊接二連三地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剿”。紅二十八團、紅二十九團接連在五斗江、黃坳、草市坳、七溪嶺、龍源口等戰斗中取得重大勝利。特別是龍源口大捷，紅二十八團殲滅贛軍1個團，擊潰2個團，繳獲步槍400余支，重機槍1挺，取得了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來最輝煌的勝利，不僅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而且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之后，根據地迅速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縣的全部地區以及遂川、酃縣、吉安、安福四縣的部分地區。

　　朱毛會師，是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兩軍會合后，不僅革命根據地鞏固了，發展了，紅軍的戰斗力大大增強了，而且毛澤東和朱德還逐漸把中國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如土地革命的方法、游擊戰爭的戰術原則、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等從實踐升華到了理論的高度。雖然只是初步的總結，但對以后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堅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動全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還有值得點贊的是，湘南起義為中國革命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軍事家。在十大元帥中就有朱德、陳毅等3位，10名大將中有粟裕、黃克誠2位，上將中有蕭克、鄧華、楊得志、楊至成、趙爾陸、朱良才6位，還有更多的起義骨干成為開國中將和少將。他們出生入死，威震一方，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湘南起義創造的“聽從黨的指揮、不屈不撓奮斗、勇于開拓創新、充分依靠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我們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寶貴精神財富

　　聽從黨的指揮，是強軍之魂，也是強黨強國之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黨員干部“必須對黨忠誠、聽黨指揮”。在發動和領導湘南起義過程中，朱德和陳毅十分重視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一切行動置于黨組織的領導之下，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黨中央的各項指示，使湘南起義取得了節節勝利。

　　不屈不撓奮斗，是革命先輩歷史足跡的底色，也是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強大動力。湘南起義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開始，在挫折中崛起，在逆境中奮進，給國民黨反動統治以沉重的打擊，一掃前三大起義受挫后革命斗爭暫時出現的沉悶空氣，使工農群眾受到很大的鼓舞，更使廣大革命者尤其是周邊數省堅定了武裝斗爭的方向，看到了爭取勝利的希望。

　　勇于開拓創新，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永遠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革命先驅李大釗曾說過：“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送舊迎新。”要開拓創新，就要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湘南起義之所以能在蘇維埃建政、土地革命、農民運動、統一戰線、軍隊創建等方面獲得非凡成功，就在于朱德、陳毅等領導人敢于打破舊的條條框框，敢于開辟新的路徑。

　　充分依靠人民，是我們的血脈和根基，也是我們的力量之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湘南起義時，湘南地區的人民群眾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各縣縣委的發動和組織下，積極行動起來，全力配合工農革命軍的起義行動，最終形成了氣勢磅礴的革命洪流。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了解歷史、尊重歷史，才能更好把握當下，以史為鑒、與時俱進，才能更好走向未來。”湘南起義的歷史經驗，蘊含著豐富的時代精神內涵。我們要學習和弘揚湘南起義革命精神，并將這種精神深深融入血脈和靈魂，成為堅守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豐富滋養，成為鼓舞和激勵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