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作為長征和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而載入史冊。和歷史上任何偉大事件的發生一樣，遵義會議也有一個醞釀和漸進的發展過程。而中央紅軍長征中發生在湖南通道的“通道轉兵”，就是實現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的開端。

　　促成“通道轉兵”的原因有三:

　　一是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以來的慘重犧牲，不僅中央紅軍面臨著空前的生存危機，而且把持紅軍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等也遭受了嚴重的信任危機。正如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所指出：“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