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1966)的中國史學(以下簡稱“十七年史學”)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因新舊政權更迭和社會變遷，十七年史學受到學術外部力量嚴重支配，承載了許多非學術的功能，給后人評價這一史學形態帶來巨大困難。“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梯次展開，并逐漸形成革命史學和啟蒙(又稱“新啟蒙”)史學兩種主要史學價值取向。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歷程看，關于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大致可劃為三個階段：一是1989年以前，這一時期兩種史學價值取向逐漸形成，傳統革命史學力圖重續十七年史學研究，在不斷修正自身不足的同時繼續發展；啟蒙史學在正本清源，反思流行唯物史觀過程中逐漸形成，大大推動了十七年史學研究的發展；二是1990年至2000年，由于國內外政治事件和由此導致的學術語境轉換，唯物史觀派史學陷入低潮，持革命史學價值取向的學人在不斷調整中繼續堅守革命史學路數，對十七年史學表現出較強的回護色彩，持啟蒙史學價值取向學人以世界史學發展為參照，對十七年史學思潮進行深刻反思，二者在一系列問題上產生分歧；三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史學界承接20世紀末的回顧與總結之風潮，兩種價值取向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從整體上進行研究與評價，其中對十七年史學評價的分歧更趨明顯，兩派論爭成為史學界的一個熱點。本文擬以啟蒙史學與革命史學之間的沖突為基本線索，梳理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關于十七年史學研究的變遷，縷析研究中出現的重大分歧，考索導致對十七年史學衡估差異的因素，力求客觀全面的認知。

　　一、 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史學”研究的演變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進入嶄新的歷史時代。隨著新的主流意識形態重建，唯物史觀派史學迅猛發展，從一直深受壓制的學術邊緣一躍而進入學術中心，成為主流史學。作為一門“顯學”，歷史學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發展備受關注，因此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和評價與十七年史學的發展同步展開。

　　在新中國成立兩年之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比新、舊中國的歷史學，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作風、目的和對象方面“開辟了一個新紀元”，呈現新的面貌。

　　郭沫若把這些變化概括為六個方面：第一，大多數歷史研究者已經逐漸從舊史觀轉向了新史觀，即從唯心史觀轉向用馬列主義方法來處理實際問題；第二，歷史研究者的作風改變了，即從過去完全從個人興趣出發轉向從事集體研究；第三，從名山事業的研究態度轉向為人民服務的態度；第四，歷史學者已經逐漸從貴古賤今的偏向轉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第五，從大民族主義轉換到注重研究各少數民族的歷史上來；第六，從歐美中心主義的思想轉變到開始注重研究亞洲歷史(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上的新紀元》，《進步日報》1951年9月29日。)。范文瀾認為，郭沫若所說的“六點轉向”“主要是要我們大家向那些個方向去轉。所以重點在‘轉向’兩字。到底我們轉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轉過去了呢?還是才轉了一部分呢?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不管轉了多少，我們一定要徹底向那邊轉是毫無問題的。我們可以保證一定能夠全部轉過去”(范文瀾：《史學會已有的成績與今后的努力》，《進步日報》1951年9月29日。)。兩位史學界領軍人物對新中國史學的轉變認識雖有不同，但對今后史學發展的“應然”期望對十七年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發展變化的文章還有華崗的《兩年來中國歷史科學的轉變和趨勢》(《光明日報》1952年3月15日)、劉大年的《中國歷史科學現狀》(《科學通報》1953年7月號)、方回(向達)的《解放四年來歷史科學的發展概況》(《光明日報》1953年10月3日)等，而對十七年整個階段史學作出較為全面總結的是劉大年1964年撰寫的《十五年來中國歷史的研究工作》一文。文章指出，15年來，中國歷史研究取得的成績主要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歷史經驗的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時期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的研究”等。文章還分析了中國歷史學者走過的道路：一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二是不斷批判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歷史觀點；三是參加實際斗爭，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四是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劉大年認為，實行“百家爭鳴”，通過對一些問題的討論，擴大了歷史研究領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開拓了研究者的視野。(參見劉大年：《中國近代史諸問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45—251、254—258頁。)此文發表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由于不斷加劇的“左”的思潮，鮮有學者再作系統的回顧與總結。

　　進入新時期以后，中國社會主題發生了巨大轉變，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歷史研究翻開了新的一頁，十七年史學的研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兩年多時間里，史學界在撥亂反正中力圖“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重新接續十七年史學，主要表現為：一是一些雜志重新發表被“文化大革命”否定的文章，如《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重新刊發翦伯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這是歷史學研究重新校正方向的標志性事件( 參見王學典：《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5頁。)；二是出版一批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如《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呂振羽史論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三是召開一些史學會議，繼續討論“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間論爭的專題，如 “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會”“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等等。

　　大致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討論的重大問題繼續進行討論，并形成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 如馬克垚：《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論東方古代社會的幾點體會》(《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志純、學盛：《怎樣理解馬克思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世界歷史》1979年第2期)，于可、王敦書：《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吉林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宋敏：《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看“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志純、學盛同志商榷》(《吉林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等。)、“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繼20世紀50年代討論高潮之后，70年代末封建社會分期問題討論又形成第二次高潮。“文化大革命”后，白壽彝在《中國歷史的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一文中較早提出這一問題。此后，漆俠《關于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階段問題》(《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78年第6期)、胡如雷《試論中國封建史分期問題》(《河北師院學報》1979年第1期)、林甘泉《論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歷史地位的轉化》(《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4期)等都是討論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的代表性文章。)、“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 僅在1978年至1982年，發表的有關論著總數有180篇之多。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討論是接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討論之后的“第四次大討論”。參見白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20世紀中國史學重大問題論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3頁。)、“中國農民戰爭史”(1979年至1984年，“中國農民戰爭史問題”繼1958年至1966年第一次討論高潮之后，再掀一次討論高潮，這次論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強烈的反思意味。)等問題。這些討論及其觀點，有的是五六十年代曾經提出的，而又有新的發展，或有新的論證，有的則是過去不曾涉及的新見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歷史研究的理論、路徑與方法等方面力圖接續十七年史學，繼續堅持以階級斗爭理論分析人類社會歷史，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新的發展的突出代表是劉大年和胡繩。堅守革命史學價值觀念是他們這一時期史學的主要特點。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研究歷史是自民主革命以來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共同塑造的結果。事實上，大多身兼“戰士”與“學者”雙重身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筑這一體系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眾多學者中，劉大年和胡繩既是構筑者又是堅守者，他們對歷史前進的動力和歷史研究對象的認識，特別是對中國近代史革命敘事范式的堅守，承續著十七年史學研究的基本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堅持革命史學價值取向的學者們的精神支撐。在這一時期，他們對“左”的教條主義史學思潮進行了深刻批判，同時也指出了長期以來史學研究存在的不足，如劉大年在編輯出版《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的“序言”中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公式化、簡單化，導致“陳陳相因，了無新制” (劉大年：《范文瀾同志的科學成就》，《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隨后，劉大年又倡議中國近代史研究應從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入手尋求新的突破 (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光明日報》1981年2月17日。)，引起學界廣泛注意。

　　另一方面，在新的歷史時期，史學界在告別“文化大革命”走向新生的過程中，以黎澍為代表的啟蒙史學迅速崛起，并形成一股強大的史學思潮，“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等新論題的提出和展開是其重要表現。他們在反省“文化大革命”，清算“左”的史學思潮過程中，深刻批判十七年時期存在的封建主義和教條主義傾向，并對長期以來史學界形成的“救亡與革命史學框架”進行反思，從理論、路徑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啟蒙史學的研究路向。學界為同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相區別，稱之為“新啟蒙”。啟蒙史學路向成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與傳統革命史學路向相并而行的重要一極。

　　1979年黎澍發表《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全面反省新中國成立30年以來的哲學社會科學，主旨是批判長期以來彌漫于社會科學領域的教條主義。黎澍認為，社會科學在它過去30年實際取得的成就，遠低于它所能夠取得的，我們應當從中得到三個教訓：一是應堅持唯物主義，二是要尊重辯證法，三是應按照科學本身的規律對待科學 (黎澍：《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歷史研究》1979年第11期。)。從當時的語境看，此文明顯是這一時期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在史學領域的反映。此后，黎澍開始了系統的理論反思。1983年，黎澍再次撰文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歷史學取得了顯著成就。由于做了大量的整理資料工作，歷史著作的出版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然而，“回顧建國后三十年間的歷史學，我認為，我們不僅未能充分利用新的有利條件，求得歷史學的更大發展，反而由于極‘左’思潮的干擾……使歷史學受到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打擊，在思想上造成了相當的混亂”，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歷史學“沒有穩定的正確的方向” (黎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歷史研究跟隨政治隨風起舞。從整個80年代看，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環境中，以黎澍為代表的啟蒙史學占據上風。“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等新、老問題的論爭就是在啟蒙史學價值取向的引領下轟轟烈烈展開的。

　　在這一時期，有不少學者沿著黎澍開啟的啟蒙史學道路前進，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蔣大椿和王學典等人。特別是王學典作為這一時期史學理論領域的“少壯派”學者，在此領域創獲較多，并且是此后對十七年史學一直持反省態度的典型代表。他先后撰寫了《關于“歷史創造者”問題的討論》(《文史哲》1988年第1期)和《“階級觀點”再認識》(《史學理論》1988年第2期)等文章，“在黎澍終止思維的地方繼續前進”，反思過去習以為常的“倫理史觀”，還“唯物史觀”本來面目，在“人類文明史的創造者”和“階級觀點”等方面提出了具有突破意義的觀點，大大推進了新時期以來對十七年史學的整體認識，也使得啟蒙史學對十七年史學的反思更加深入，引起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在80年代后期，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的著作是周朝民等編著的《中國史學四十年》和肖黎主編的《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前者較具反思意味，作者在“序言”中說，他“既不愿意脫離歷史，更不樂意回避現實，而是在超越歷史、現實的希望之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期望能夠對中國史學四十年的發展歷程有一個客觀的介紹，有一個中肯的評論，有一個文化學方面的反思”。對于十七年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作者指出：“在此時期內對于資產階級史學的批評存在著失誤，強烈的政治功利傾向也日益滲入到史學領域中來，反‘右’、‘拔白旗’、‘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等等現象已開始出現，成為后來中國史學蒙受慘重浩劫的濫觴。”(周朝民、莊輝明、李向平編著：《中國史學四十年》(前言)，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頁。)

　　《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則以專題形式對新中國成立以來40年的歷史學進行回顧與總結。作者認為在十七年中，“由于逐步發展起來的‘左’的路線的干擾，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束縛下，中國歷史學在對待歷史和現實這一基本問題上，未能適時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的轉變，因而影響了自身的發展。同時，由于許多史學工作者剛剛接觸馬克思主義，一時尚不能完全領會其精髓，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中難免出現教條主義和簡單化的傾向。盡管如此，在這十七年間，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得的進展和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參見肖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序，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可以看出，從“文化大革命”結束直到80年代末，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基本上與糾“左”始終聯系在一起。進入90年代后，研究重點發生了一定變化。

　　促成90年代對十七年史學研究發生變化的因素在于：一是政治性事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國內政治風波，促使不少學者學術研究轉向，學術界紛紛從關心重大歷史問題的探討轉向文獻考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成為這一時期學術的基本特征( 參見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二是國學復興、文化保守主義崛起，對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面臨嚴峻挑戰；三是世紀末情結，引發許多學者對20世紀史學進行回顧與總結。正是由于這樣復雜的政治與學術的變化，使一批學者對于十七年史學的學術研究明顯增強，分歧的觀點也增多，尤其是對十七年史學思潮的研究最為突出，如蔣大椿的《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巴蜀書社，1992年)、王學典的《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以及龐卓恒的《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蔣大椿所著《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一書，系統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后40年特別是十七年期間學術界圍繞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所作的探索及論爭。書中詳細論述了這一學術論爭的焦點、分歧的根源、思想方法及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提出了深化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研究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基本問題及進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它對于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理論以及進一步研究此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是王學典研究20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思潮的重要著作。前者用“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沖突和斗爭作為基本線索，勾畫了十七年史學發展的基本框架,作者認為：“從1949年至80年代末期，史學思想的基本沖突是‘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沖突；50年代前期，‘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較量，主要表現在歷史主義對‘片面反封建’(流行階級觀點的要旨)傾向的有效抑制上，歷史主義思潮處于主流地位；1958年狂飆突起的‘史學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傾向的惡性復活，歷史主義原則在這時喪失了任何約束力；60年代初期的史壇趨向，是全面走出1958年的‘史學革命’，歷史主義這時又成為人們清算所謂正統論點的利器和保護神，‘階級觀點’一時被弄得聲名狼藉；從60年代中期起，‘階級觀點’開始全面反撲，‘回到五八年去’構成‘文革’前夕、‘文革’10年史壇的基本趨向。”(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頁。)作為當時代史學的見證人丁守和在評價此書時說：“作者把中國當代史學史歸結為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沖突，是頗具只眼的。抓住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當代史學思想發展的主流、要害和趨勢。” (丁守和：《評〈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2期。)由此可見作者的深刻洞察力。

　　《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作了全面分析，并力圖從全局上進行反思。作者將新中國50年間史學主潮的發展脈絡作為基本線索，對其間遞嬗迭起且有較大影響的若干史學思潮作系統梳理，既重外在的社會學分析，又重內在的學術理路的發掘。作者將“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論戰”“歷史動力問題論戰”“歷史創造者問題論戰”“農民戰爭史問題論戰”等重大史學事件打通，在學術史上有三個方面的創新：一是探索了1949年后數十年史壇曲折起伏的理論根源；二是理出了當代中國史學演變進程的主線，建構起具有較強概括力的理論框架；三是對當代中國主要史學思想和歷史理論的變遷作了專題研究。

　　在90年代末，龐卓恒出版《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以“唯物史觀的再認識”“唯物史觀與中國史研究”“唯物史觀與西方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等三編構建整體框架。作者強調說，書中所提“再認識”是“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基礎上的再認識或再闡釋”，而不是減弱或否定它在歷史研究的指導地位，并對“歷史發展規律”“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和資本主義萌芽滯緩原因”等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再認識”。另外，作者還比較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探討了在新形勢下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史學理論等重大問題。

　　在90年代，還有一些著述以世紀末為因緣，站在整個世紀的高度回顧行將過去的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進程，其中較有影響的有林甘泉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學》、戴逸的《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學的回顧與展望》、瞿林東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王學典的《實證追求與闡釋取向之間的百年史學》等。這些學者將十七年史學置于整個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這一大框架下審視，給出了比較客觀的估量。

　　從整體上看，90年代的史學界對于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走出了80年代對“文化大革命”史學政治批判的語境，史學家更多關注史學自身，更多地將這一段史學研究置于20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進程中思考。

　　進入21世紀后，史學界在新世紀之初就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歷史與未來先后召開兩次較大規模的研討會：一是2001年遼寧省歷史學會主辦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二是2002年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新中國史學的成就與未來”學術研討會。兩次會議都探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史學取得的成就，但對十七年史學的理解和評價存在明顯分歧。兩次討論會揭開了新世紀以整體評價為特征的十七年史學研究。

　　這一時期，關于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與評價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著作主要有：蔣大椿的《八十年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教學》2000年第7期)和《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學典的《五朵金花：意識形態語境中的學術論戰》(《文史知識》2002年第1期)、《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假問題”與“真學術”：中國社會形態問題討論的一點思考》(《東岳論叢》2000年第7期)、《歷史學若干基本共識的再檢討及發展前景》(《歷史教學問題》2004年第1期)；陳其泰的《建國后十七年史學“完全政治化”說的商榷》(《學術研究》2001年第12期)、《建國后十七年歷史研究及唯物史觀的價值》(《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道路的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和《正確評價建國后十七年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地位》(《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這些文章觀點分歧明顯，爭論較為激烈。此外，胡尚元的博士論文《建國后十七年史學領域的大批判》則著重于重建這一時期史學領域大批判的史實，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胡尚元：“建國后十七年史學領域的大批判”，博士學位論文，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2005年。)。

　　這一時期，出版的著作也較多，主要有陳其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王學典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和《唯物史觀與倫理史觀的沖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劍平的《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學苑出版社，2006年)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都對十七年史學作出了有一定力度的分析。

　　從總體上看，進入21世紀后，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以整體評價為主，同時漸有多向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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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史學”研究的問題爭鳴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隨著中國社會重新向現代化定向和思想解放潮流的發展，特別是啟蒙史學的發展對傳統史學觀念形成了巨大挑戰，人們對十七年史學的理解與評價，觀點各異，相互激蕩，并形成諸多討論的熱點，這些熱點問題的討論推動了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與探索，深化了對十七年史學的認知與評價。概括30多年來出現的比較有影響的爭論，依發生的時間順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五朵金花”問題是“真問題”還是“假問題”。

　　這一問題討論最早起因于1989年何兆武《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從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說起》一文。他針對長期爭論不已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對問題存在的前提假設提出質疑。文章指出：“所有參加這個熱門問題的討論的學者們，似乎都毫無保留地而且還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樣一條前提假設，即中國封建社會歷史表現出特殊的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何兆武指出，如果這一問題是一個“假問題”，那么“對于一個假問題而要努力去尋找答案，那種努力將是徒勞無功的，那種答案將是沒有意義的”。究竟依什么尺度作為標準，來衡量和判斷“這里所謂的長期或停滯”與否，何兆武說：“任何特殊性，例如這里所討論的長期性，只能是相對于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即只能采用普遍的情況作為標準來加以衡量、加以判斷。說它長期，只能意味著它比大多數例子為長，而決不能意味著它必須比所有的例子都更長。”何兆武認為，在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是“于史無據的臆斷。因為除了西歐而外，世界歷史還沒有提供過任何例證可以說明，有哪一個民族比中國更早地自行進入資本主義”。( 何兆武：《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從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說起》，《百科知識》1989年第5期。)此文發表后，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同時也有人對此提出商榷 (張箭：《就中外封建社會的長短問題與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

　　何兆武的這一觀點對長期以來特別是十七年間熱烈討論的一大學術命題，無疑澆了一盆“冷水”，引人冷靜思考問題本身。大概是受何兆武此文的啟發，王學典就長期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關于社會形態等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古史分期問題”“近代史分期問題”“農民戰爭(性質、作用、結局)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以及由這些“問題”所派生出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包括后來提出的“歷史主義及其與階級觀點的關系問題”“歷史發展動力問題”“歷史創造者問題”等“都是具有部分學術色彩的命題，而本質上卻不是學術命題。在既定話語背景下，這些命題都有意義，而且都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些命題背后都有明確的非學術訴求，所以有關它們的討論，動輒牽動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有時會直接演化為社會政治事件。但是，一旦脫離開既定語境，這些命題本身能否成立都是問題。當話語系統一轉換，許多原來的命題就可能頓時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據，從而不攻自倒” (王學典：《“假問題”與“真學術”:中國社會形態問題討論的一點思考》，《東岳論叢》2000年第4期。)。這種“看輕”“五朵金花”學術價值的觀點進一步引起了爭議。

　　有的學者認為，這樣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林甘泉就認為，研究歷史不應拘于“詞匯”的使用，有些詞匯如“封建”在中外存在不同，“民主”和“革命”古今也存在巨大差異，甚至完全相反，“如果因為我們所使用的這些名詞意思與歷史文獻不符，都要改正，豈不是亂了套?”在他看來，關鍵的問題是應看研究對象在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而且不能因為有些問題討論沒有取得共識，就認為是“偽問題”“假問題”。他強調指出，有人說“討論社會經濟形態問題是‘假問題’、‘真學問’，這種說法也很奇怪。既然承認社會經濟形態的討論推動了一些斷代史和專門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許多收獲，是‘真學問’，這些問題又怎么能說是‘假問題’呢?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假設的問題尚且不能說是‘假問題’，把沒有得出結論、但討論不斷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獲的問題說成是‘假問題’，在邏輯上也是很難說得通的。” (林甘泉：《世紀之交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云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對此觀點提質疑的還有周文玖、張劍平等人。周文玖認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歷史，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相關的詞匯”，“問題的討論不一定都會得出結論”，不能因為一些問題因時代變遷而被擱置起來，就說它們是“假問題”，“問題的‘假’與‘不假’，關鍵看它們是不是歷史問題，是不是在歷史學上有研究的價值，而沒有必要把它們與政治扯得太緊”(周文玖：《科學地評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如何認識“五朵金花”問題討論的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成為評價十七年史學價值的樞紐。仔細分析不同學者的觀點，事實上都沒有低估其價值的意涵。認為是“假問題”者，是否因“問題”消失就認為這些問題討論沒有價值了?情況好像并非如此，王學典在文章中同時也強調：“怎樣在原來的意識形態話語中剝離出這一學派的學術內核，應該成為眼下當代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以往那些在意識形態話語背景下的一系列論戰本身，的的確確蘊含著不可抹煞和輕忽的學術史意義。”( 王學典：《“假問題”與“真學術”:中國社會形態問題討論的一點思考》，《東岳論叢》2000年第4期。)這一點應引起持不同意見者注意。

　　第二，十七年史學是不是“戰時史學”。

　　這一問題首先由王學典提出。90年代中期，王學典在《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20世紀后半期的史學是一種脫胎于“戰時史學”而又無法擺脫“戰時史學”局限的史學，或者說，這一期間的史學是力圖超越“戰時史學”的史學。“戰時史學”由“戰時歷史框架”“戰時學術導向”“戰時文化心理”“戰時歷史觀念”等幾重內容構成。所謂“戰時歷史框架”是指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那種“把中國歷史貫串在一條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以經濟為骨干、以階級斗爭為動力的主流上”的通史體系；所謂“戰時學術導向”是指對學術及其功能的這樣一種認識：學術要聽從、服務于當時政治，呼應現實主題，配合中心任務，否則就是非學術或敵對的學術；所謂“戰時文化心理”是指那種在長期軍事斗爭中形成和積累的、以“階級觀點”為基礎的“兩軍對壘”“敵我分明”的兩極化思維習慣的心理模式，長期以來流行的強調“要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做法，集中體現了這種兩極化思維習慣的心理模式；所謂“戰時歷史觀念”是指這樣一種以血與火的階級沖突為基礎的對人類文明史的看法：階級社會歷史的內容是剝削階級罪惡的堆積和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罪惡的討伐；等等。對階級統治、統治階級缺乏歷史主義的考察，對被剝削階級的天然同情代替了科學分析，是這種歷史觀念的基本特征。 從其屬性看，“戰時史學”就是以“戰時歷史觀念”為靈魂的從屬于救亡與戰爭的史學規范。新中國建立后，由于“冷戰”代替了“熱戰”，敵我分明的兩極思維方式仍在延續，國內“斗爭哲學”支配了人們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戰時歷史觀念”延續，史學界仍然長期陷入這一觀念而不能自拔。 (王學典：《中國當代史學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答客問》，《文史哲》1996年第6期。)

　　“戰時史學”概念的提出及其對20世紀后半期史學基本屬性的判斷引來一些學者的質疑。1997年5月12日，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邀請部分史學工作者，召開“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研討會。在主持人提請會議討論的議題列項中即提到：“有的文章提出解放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叫戰時史學，以強調階級斗爭為主要特點，解放以后延續了這一特點，現在發生變化，正突破，這樣說是否合適?”在會上，陳其泰對這一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提法否定了自民主革命以來以范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建樹的史學成就，認為：“今天的史學要前進，要解放思想，要大力學習外國有用的東西，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我們的創新是在繼承前人的成就的基礎上創新。不久前，學術界有戰時史學的提法，用以指三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并認為范文瀾即其典型。持這一看法的學者的動機是出于推進當前史學工作，但其立論是否有據，值得商榷。”(許殿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地位學術討論會紀要》，《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后來，陳其泰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地位的思考》一文中進一步說：“這種觀點是否定了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家所堅持的，并且成功做到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治學方向。”陳其泰強調，對于“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當年所做的拓荒、創始工作，他們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和科學態度，我們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陳其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學刊》1999年第1期。)另外，還有學者強調說：“通過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中國史學的較為深入和系統的研究，我堅信郭沫若、范文瀾等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著作的科學性……將他們開創的馬克思史學簡單地稱為‘戰時史學’，提出告別‘戰時時代’，無論出于何種考慮，在學術上是站不住的。” (張劍平：《新中國歷史學發展的道路和成就》，《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4期。)從這里可以看出，一些學者之所以不贊同“戰時史學”的提法，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一提法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或唯物史觀史學的科學性相違背，而且忽視或貶低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價值。這些原因可能不會為“戰時史學”概念提出者認可，因為從提出者這一時期前后的一些論述看，其對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唯物史觀派史學的學術價值都給予了極高評價(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第59頁。)。

　　客觀而言，從語辭角度看，王學典提出這一概念并不很“另類”，因為在此之前早已有“戰時經濟”“戰時文化”，蘇聯則有“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等概念。王學典給出的“戰時史學”的內涵和外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反映了那個時代史學的一些基本特點。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史學。從史學思潮演變角度看，唯物史觀派史學是對傳統實證史學的反動；從史學時代性來看，唯物史學觀派史學是中國史學進入20世紀后發展的產物。“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調’”(〔美〕費正清著，袁曉梅譯:《觀察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頁。)，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以戰爭和革命為主題，對于處于這樣一個時代(特別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進步文化(包括史學)來說，它們必然會反映這一時代主題并為時代主題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史學是否會做到與戰時人們的思想觀念涇渭分明呢?恐怕很難。有學者提出“戰時史學”，其因大概有二：一是想用以概括這一時期史學的最重要特征，而且更多是側重于史學家在以“戰爭與革命”為主的年代的治史觀念的概括；二是想表明史學與時代主題和社會現實的密切聯系。

　　第三，十七年史學是否“完全政治化”。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這是中國新舊政權更替、重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十七年。在這一時期，唯物史觀派史學從學術邊緣走向學術中心，極深地參與了新主流意識形態的重建，來自學術外部的政治力量也極深地參與了這一時期史學的重塑，“新中國的歷史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對各方面的問題的研究，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在歷史科學戰線上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通過歷史研究加強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消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陣地” (劉大年：《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第245頁。)。因此，對于十七年史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學界一直沒有多大爭議。但是，對于二者結合得緊疏程度以及對史學研究產生的影響，卻一直存有不同認識。

　　進入新世紀伊始，史學界圍繞十七年史學是否“完全政治化”觀點展開了激烈爭論。這一爭論始自2001年遼寧省歷史學會主辦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據研討會綜述，與會者充分肯定了近百年來尤其是近50年來的中國史學成就。有學者將近50年來的史學研究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30年(1949—1979)為第一階段，認為“這一階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學’時期，以農民戰爭研究為代表的研究體系使中國史學完全政治化。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的聯系被逐步切斷，從而走向了自我封閉的發展道路”；20世紀的最后20年(1979—1999)為第二階段，認為“這是近五十年來我國史學最為活躍、最為開放、最有創獲的二十年” (德朋等：《展望新世紀中國史學發展趨勢》，《光明日報》2001年10月2日。)。這次會議在史學界引起較大關注和反應，特別是十七年史學被認為是“泛政治化史學”的觀點受到一些學者質疑。

　　對此觀點明確提出商榷意見的是陳其泰。他認為，對十七年歷史研究如何評價，直接關系到怎樣認識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以及怎樣看待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及其發展前景。提出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學完全為農民戰爭體系所籠罩，因而“完全政治化”，這一觀點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果認為將1949年到1979年歷史研究劃作一個歷史階段確有道理的話，“那么，十七年中國以指導歷史研究的唯物史觀基本觀點則早應宣布為過時和非科學的”。他從“歷史研究堅持以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史學工作者的科學精神”“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堅持抵制教條化錯誤捍衛歷史學的科學性”等方面對“完全政治化”觀點進行了系統反駁。( 陳其泰：《建國后十七年史學“完全政治化”說的商榷》，《學術研究》2001年第12期。)

　　從近30多年來關于十七年史學與政治關系的分歧與爭論看，實質是如何評價十七年史學的具體成就問題，其觀點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認為十七年史學受政治嚴重干擾，幾乎成為政治化的史學，但持此觀點的人也不否認這一時期歷史學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只是認為其意識形態色彩太強，損傷了史學的學術價值；另一種是認為十七年史學雖然受政治干擾，但不應過分夸大這種干擾，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對十七年史學的回護色彩明顯。那么，十七年史學與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關系到底怎樣?事實上，故意夸大或刻意規避都不足取，因為它或者會遮蔽我們對那一段歷史本身的認知，或者會使我們放松對政治過度干預學術一定會帶來危害的警惕。對于不同意見，不妨多寬容一些，學術畢竟不同于政治，政治問題是非分明，而學術問題并非只有正確與謬誤或好與壞之分。

　　關于十七年史學的問題爭鳴，有力地促進了對這一段歷史研究的展開。眾多不同觀點和主張的出現，反映了十七年史學在當前史學研究領域中的“熱度”。在研究中，有的學者謹守傳統觀點；有的學者則提出了新觀點、新見解，其中不少引人深思，促人反省，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觀念。應當認為，研究中出現觀點爭鳴是史學研究的常態，是研究者對歷史深入思考的反映，是繁榮史學事業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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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影響“十七年史學”衡估的若干因素

　　英國歷史學家沃爾什指出：“每一個歷史學家顯然都把一組利害、信仰和價值——它們顯然對他所認為是重要的東西有著某種影響——帶到了他的研究里來。”(〔英〕沃爾什著，何兆武譯：《歷史哲學——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1頁。)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影響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衡估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十七年史學與同期政治的復雜關系大大增加了衡估的難度。

　　1949年，中共在完成新舊政權更替之后，即致力于鞏固新生政權的系統工程。在國際冷戰背景下，加強執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重塑有利于鞏固新生政權的意識形態體系迫切而又極為重要。這一時期，中共十分關注思想和學術領域的發展動態與方向，重視發揮歷史研究的經世作用(這當然與毛澤東特別喜好歷史有一定關系)。1952年成立了黨內領導史學研究的機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并進行大規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將研究機構和研究者納入政治體制。從此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歷史研究活動與國家的政治運動聯動，有時充當了政治運動的“先鋒”。

　　在十年探索期間，黨的指導思想存在“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以及“錯誤的”兩種發展趨向(《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418頁。)，它們深刻影響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工作。而且，由于“兩種發展趨向”在許多時候都是相互滲透和交織的，不但共存于全黨的共同探索過程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個人的認識發展過程之中(《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9頁。)，這使當時學術研究狀況變得錯綜復雜。大致可以這樣認為，與政治上“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東西一并發展的是歷史主義史學思潮，與“錯誤的”東西一起膨脹的是“左”的教條主義史學思潮。“十年中，‘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展，到后來終于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9頁。)歷史學也最終淪為政治的“婢女”，馬克思主義在史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受到嚴重削弱，歷史研究嚴重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軌道。在激烈的政治斗爭面前，一些史學家有時為了“遵命”在一些運動中常常“沖鋒在前”，違心寫出一些“應景文章”。黎澍說：“歷史學家如果脫離馬克思主義指導,一步緊似一步地追隨‘為革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現實政治’等等急功近利的要求，勢必一時因為要適應這個要求而說歷史是這個樣子，一時又因要適應那個要求而說是那個樣子，其結果只能造成一個又一個的混亂。這是對歷史學的破壞。欲求避免這種破壞。歷史學必須遵守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科學性。”( 黎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因此，史學與同期政治的極端復雜關系大大增加了評估的難度。

　　第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前十七年歷史與近30多年歷史的長期“斷裂”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

　　從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歷史發展看，“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此前十七年歷史與此后30多年歷史的長期“斷裂”。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因此，人們通常是“擱置”“文化大革命”而將此前的歷史與當下中國社會相聯結。但是，歷史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組成，人們在理解與評價歷史之時又不得不考慮歷史進程中的“前因”與“后果”，尤其是十七年史學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系。因此“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學術評價十七年史學的一根敏感的“神經”和一道繞不過去的“檻”。

　　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首先從歷史研究領域發動，跟此前史學領域業已滋生的“左”的種子有直接關系。因此，如何評價十七年史學就變得非常敏感。或許是為了回避敏感問題，學界有“相當一些學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輕的學者，對以前的、特別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視而不見的態度”( 羅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的片斷反思》，《四川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當然，出現這一現象有多種原因，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敏感性和它所造成的前后兩段歷史的“斷裂”所帶來的學術語境變遷、時代主題的變換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前后兩段歷史?主流意識形態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前后兩段歷史時期是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兩個歷史時期，其本質都是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史學的發展如同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摸著石頭過河”一樣，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對歷史的理解與評價出現分歧，是史學研究的常態。從學術上回顧與評價十七年史學的成就與挫折，無論是側重回護還是注重反思都應當包容。

　　第三，如何看待學術與現實的關系是衡量十七年史學的重要價值尺度。

　　如何看待學術與現實的關系，不僅是一個事理層面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價值層面的問題，對此不同的回答必然會導致對過去學術的價值的不同衡量。一種觀點認為，做學問離現實越遠越好，這樣做出的學問才更純正更有價值；另一種觀點認為，做學問要緊貼現實，為現實服務，只有這樣才有其價值和意義。當把十七年史學放在不同的價值尺度天秤上稱量，其分量肯定不同。

　　毫無疑問，中國唯物史觀派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與現實社會問題或現實政治問題結下不解之緣。在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為爭取民主革命勝利而研究歷史。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即為“對于未來社會的待望”所逼迫，“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頁。)。華崗編著《中國大革命史：1925—1927》的目的是為了“求得許多活的具體的歷史辯證法的教訓，以幫助推動我們當前的實際斗爭任務，以保證我們將來的勝利”( 華崗：《中國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4頁。)。翦伯贊撰寫《歷史哲學教程》更是強調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我們決沒有閑情逸致埋頭于經院式的歷史理論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觀上，這本書，正是為了配合這一偉大斗爭的現實行動而寫的”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頁。。被稱為“以經生箋注方式治學”( 劉大年：《范文瀾同志的科學成就》(《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序)，《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的范文瀾撰寫《中國通史簡編》的最初目的是“為某些干部補習文化之用” 轉引自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岳麓書社，2003年，第446頁。。可見，民主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研究歷史，無不以現實問題為導向，以爭取民主革命勝利為中心，把研究歷史當做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工具。新中國成立后，“新中國的歷史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劉大年：《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第245頁。)。十七年期間，“五朵金花”討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編纂等重大史學問題無不是因現實或政治的牽引而展開。這在認為學術應遠離現實，“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之人看起來，真可能是“俗學”；然而，在認為研究歷史應緊貼現實，歷史是“講過去的事，回答現在的問題，瞻望未來”(劉大年：《當前歷史研究的時代使命問題》，《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的人們看來，那必定是極有價值的學問。

　　近30多年來，人們對學術研究究竟可不可以脫離現實的認識時有反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十七年史學的評價，如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學復興，文化保守主義崛起，不少人向往“純學術”，想躲進“象牙塔”搞“純學問”，陳寅恪一時紅透學術內外。在這種學術語境中，唯物史觀派史學一度陷入低潮，十七年歷史研究受到一定“冷遇”。但是，從總的情況看，人們的回答是否定的，認為史學無法完全脫離現實。因此，絕大多數史學家謹守史學應與現實聯系這一價值尺度，重視發掘十七年史學的學術價值，看重其學術地位，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十七年史學研究與評價的主流。

　　第四，不同學術共同體之間史學價值取向的制約。

　　一般說來，不同史學學術共同體所秉持的史學價值取向各不相同。不同的史學價值取向不僅會影響史學家對歷史研究對象的選擇，即使研究同一對象，也很可能會因價值取向不同而有意或無意地放大或遮蔽某些內容。因此，史學價值取向對歷史衡估的影響帶有更根本的意義。近30多年來，影響十七年史學衡估的史學價值取向主要有兩種：一是革命史學價值取向，二是啟蒙史學價值取向。

　　就革命史學價值取向看，其突出特征是堅信“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階級斗爭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直接動力等。這一史學觀念形成于民主革命時期，在十七年期間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改革開放后，以劉大年為代表的一批學人接續這一史學傳統與史學家風，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某些創新與發展。這一學派就“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史學以及十七年中“左”的史學思潮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客觀地說，他們對人類文明史的本質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認識沒有形成新的突破，對歷史功用的認識特別注重史學研究的革命性和實用性，強調史學與現實政治的密切聯系。在這一史學價值取向支配下，此派學人的十七年史學研究更多注重對其史學價值與成就的發現。在他們的觀念中，十七年歷史學取得了巨大成就，為20世紀后半期歷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規定了方向。

　　就啟蒙史學價值取向看，改革開放后，形成了以黎澍為主要代表的一批學人，他們對人類文明史是階級斗爭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以及歷史發展的動力等問題進行了深刻反省，認為人類社會的大道畢竟是在和平環境中向前發展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一切歷史的前提，它無聲無息地對歷史的發展起著制約的、推動的乃至革命變革的作用”( 黎澍：《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光明日報》1986年7月30日。)。革命只是在極端情況下不得已的暴烈行動，當舊的統治秩序如清末封建統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非用暴力手段鏟除不可的時候，革命才是當然選擇，中國的先進分子已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并取得了成功。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題發生了轉換，此派學人認為形成于革命戰爭年代的史學框架及史學觀念也應隨之調整，歷史研究必須走出“斗爭與救亡的史學框架”，但十七年史學沒有很好地完成這樣的轉變，因而沒有取得它應當取得的成就，而且在革命意識形態觀念支配下，出現了許多弊端。因此，此派學人側重對十七年史學的反思。

　　從近30多年來的歷史看，兩種史學價值取向的學人事實上都沒有否定對方學術價值取向的合理存在，他們是從不同側面對歷史作出了自己的研究與評價。啟蒙史學雖然對革命史學提出了巨大挑戰，但啟蒙史學并不認為革命史學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相反，其學術價值是值得重視的。此派學人所強調的只是當新政權建立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后，時代主題對史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和要求，歷史學必須做出新的回答，因此必須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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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結語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史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對這一段歷史研究進程進行了深入探討，充分肯定了這一時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同時指出了存在的嚴重不足。

　　很明顯，史學界近30多年來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與評價，主要存在革命史學和啟蒙史學兩大學派。他們盡管在史學價值取向、治史路數和學術風格等方面存在不少相異之處，但是，兩派學人都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分析問題，都認為十七年史學是新中國歷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對以后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影響。但是，他們在認識問題的路徑和方法等方面的確存在不同，前者傾向于守護長期以來形成的革命史學研究范式；后者則反思這一范式，冀望在反思與啟蒙中，剝落意識形態的層層包裹，重新發現唯物史觀史學的學術意義。因此，兩大史學的沖突屬于唯物史觀史學內部的意見分歧，共同構成了十七年史學研究與評價的雙重變奏。

　　兩種史學價值取向及研究路數之所以各有相當多的擁護者，原因在于現實為堅持各派觀點的學者都提供了足夠支撐。一方面，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發揮歷史研究在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革命”功用仍有必要；另一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深地融入了世界，唯物史觀派史學必須抖落掉某些不合時宜的僵化的思想和觀念，與時俱進，其學術價值才能真正顯現，唯物史觀作為科學的理論才能真正發揮其指導作用，歷史學在現代化進程中才能真正發揮其經世作用。

　　從20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進程來看，十七年中國史學無論就其史學自身發展，還是其賴以形成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背景，都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史階段和學術形態而存在，并作學術史意義上的系統研究。而且，十七年史學在民國史學的傳承和改革開放后歷史學的開啟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無可替代的地位。有學者認為：“從溫故才能知新的視角看，要真正了解近‘三十年’的史學，特別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狀況。” 羅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的片斷反思》，《四川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然而，近30多年來，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并不很理想。宏觀分析的多，微觀研究的少；理論評價的多，實證研究的少。至今還沒有專門研究十七年史學的學術著作。因此，當下要求得對十七年史學的全面和真確的了解，下功夫多做一些具體的實證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另外，研究中由于不同研究者的治史理念和路數不同，必然會形成不同的觀點，對于不同的觀點提出質疑或進行論辯是史學研究的常態，也是史學研究繁榮的表現，但是，質疑和論辯應以包容多樣為前提，然后求得歧義的解決。事實證明，多種理論與路徑并存更有利于史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

　　(本文作者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華崗學術思想研究”(14CDJJ0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地位研究”(10YJA770051)、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年團隊項目“建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流化”(YT1203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