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由中共黨史領導小組批準，《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這部記述中共從1921到1991年七十年歷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和良好口碑。黨史專家金沖及參與了整個寫作過程，他記下的胡喬木、胡繩兩個組織者在寫作期間的談話，既是關于這本書寫作的歷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學術雙重身份的黨內高層對這段歷史真實認知的心聲。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中共黨內公認的高水平書寫，那么金沖及記錄下的二胡談話，應該就是當時兩個組織者智慧和學識最生動的展現。

　　一

　　胡喬木：“不能指責太多，但也不能原諒太多”

　　1990年初，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準備寫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4月，黨史研究室把初擬的提綱送給胡喬木，胡喬木看后，批評提綱“思路不清楚”，他特別針對建國之初圍繞合作化問題的波折強調：“‘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氣來講，類似的說法還很多。”

　　所謂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澤東推動下開始的全國合作化運動。1953年開始，全國發展農業合作社。1954年1月，鑒于農業合作社發展中出現不顧條件、急于求成的苗頭，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建議對合作社“控制發展，著重鞏固”。中共中央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1月10日，發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給迅速發展的合作社降溫。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嚴厲批評鄧子恢等像小腳女人，在合作社問題上已經落在了群眾運動后面，提出農業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馬問題，而是趕快上馬的問題。在毛澤東強力推動下，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規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傾向，給仍處于傳統發展水平的中國農業，帶來了許多問題。

　　1990年前后，中國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難，人們在很多問題上的認知稍顯迷茫，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對既往歷史的認知中。看得出來，胡喬木在這一點上是清醒和堅定的，他針對寫作提綱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這樣的事情沒法肯定的。如果這可以肯定，歷史就是任意的。黨也是在全國會議上決定的(指合作化運動)，說推翻就推翻了，當然不能指責太多，但也不能原諒太多。從歷史上最高的‘董狐筆’，該怎么說就怎么說。歷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實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是錯誤的，可以說是黨內的公論。所以《七十年》一書對這樣的問題，不說得公道，怎么行?”

　　黨史要有政治性，黨史也要有“董狐筆”，這是胡喬木對《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對黨、對歷史均抱持的負責任態度。對建國后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直接關系到黨對現實和未來的認知，胡喬木特別重視。談話中，他回顧了50年代開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導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分析了毛澤東發動并堅持文革錯誤的根源：“他又覺得還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幫’，又不同于周恩來、鄧小平那樣的一種革命。這根本是幻想，他也說不出來，也找不出這個力量，因為本來就不存在。這是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造成這樣一個結局。”胡喬木面對問題，不回避，不袒護，又不走極端，尖銳指出，中肯解釋，讓人心服口服。

　　人們常常說，歷史可作為現實的殷鑒，但這首先要求我們真誠面對歷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持之以中，行之以正，否則失之毫厘可能就謬以千里。胡喬木強調：越窮越革命，“社會主義不能這樣干，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社會主義是很長時期的。階級斗爭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認識這一點，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是很不容易的”。作為黨內精通歷史的理論家，胡喬木此語，現在讀來，仍然語重心長。

　　二

　　胡繩：最不滿意的是抗戰部分

　　《七十年》寫作計劃啟動不久，胡喬木患病，胡繩接手主持寫作工作。初稿寫出后，胡繩最不滿意的是抗戰部分。應該說，這側面反映了抗戰研究薄弱的狀況。

　　中國的八年抗戰是在一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進行的。中國當時的執政黨是國民黨，軍隊主體是國民革命軍，中國共產黨是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隨著抗戰的持續進行，無論在政治、軍事和社會文化上都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敵后戰場和以國民革命軍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相互支撐，共同推動了對日抵抗的持續進行。作為在野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一場民族生存戰爭中，發揮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已經堪稱世界史上的奇觀，某種程度上這也反襯了蔣介石政權的軟弱。不過，蔣介石政權畢竟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上保證、堅持了對日抵抗的持續進行，調動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和強大的日軍周旋，論史者對此不可以不正視。抗戰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離不開國共兩黨的努力。胡繩說“合作領導”或“共同領導”，雖然只是口頭的表達，結合上述事實看，卻也不可等閑視之，應該是其長期閱讀和思索的結果。

　　抗戰史部分，胡繩關于《七十年》初稿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敵后抗戰，稿子講了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沒有講艱難性。國民黨軍隊到敵后為什么搞不了?因為他沒有和人民密切結合，就沒法在敵后生存。國民黨后來也想搞一點，但它一直沒有把敵后看得非常重要，它也搞不了，只好在前線搞正面戰場，又打不好。初稿中沒有把敵后戰場的艱難性寫出來，那不是什么軍隊都能干的。”

　　三

　　胡喬木：“歷史有時不一定完全合乎邏輯”

　　作為中共黨內負有盛名的兩位理論家和歷史學家，胡喬木和胡繩在談話中除辨正史實、梳理思路外，還不時傳遞出他們對歷史認識的思考，在談到毛澤東50年代后常常違背自己的思路，造成一系列失誤時，胡喬木的感嘆尤其讓人印象深刻：“歷史有時不一定完全合乎邏輯。”

　　胡喬木的這句話的確是治史者的經驗之談。很多研究歷史的人都會發現，歷史運動在呈現出一定的趨勢同時，常常還會伴隨難以臆測的各種各樣的偶然因素，這些偶然因素左右歷史的具體運動，有時甚至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比如胡喬木和胡繩都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必然，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晚年錯誤，這樣的一次全局性失誤不一定必然發生。確實，在共產主義革命中，領袖的巨大影響力決不能輕易忽視，而領袖的生成與行為，有必然也有偶然。胡喬木和胡繩作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們當然懂得歷史趨勢的巨大威力，但也絕不會忽視影響歷史運動的諸多因素，世界常新、歷史同樣常新。

　　胡喬木希望寫一部立得住的信史。所以，他提出：“歷史需要不斷重新觀察，每次觀察要有新的內容。歷史是非常豐富的，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觀察。人們的思想也不會像我們現在想的那么簡單的幾條。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想法。社會生活是復雜的，要宣傳黨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確實說出新東西。”要完成信史的建構，確立事實的基礎當然是首先需完成的任務，而站到現時代的高度，汲取人類不斷進步著的認知成果也十分必要，其中，擺脫線性思維，直面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尤為關鍵。事實上，胡喬木當年提出的任務，在當今的黨史研究中也還是一個亟待深化的方向。

　　作為一部承擔一定政治功能的黨史著作，《七十年》的寫作有其專門性和針對性。比如對“文化大革命”的書寫，胡繩一再強調，《七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不要寫成“文革”史，而是黨史中的“文革”階段，具體而言，書中既要寫“文革”的錯誤，也要寫“文革”中抵制錯誤的人們，要讓人從黨的失誤中看到希望。胡繩這個思路提醒我們，黨史的書寫既是歷史，但又有其特殊性，黨史的書寫和純粹學術化的對黨的歷史的研究有同有異。從黨的角度寫黨史可能是一種寫法，從學術角度寫黨史則可能是另一種寫法，在保持歷史的求真求實基礎上，前者重在資政育人，后者則重在還原事實，前者重在當下，后者則重在長遠。在當代中國，兩者將有可能長期并存。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已經20多年了，整理者金沖及先生當時還當盛年，如今也已年至耄耋。金先生在前言中兩次提到，這些話是胡喬木、胡繩20多年前說的，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希望不會引起誤解。我想，這正是歷史的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面對著自己的問題，他人無法越俎代庖，也不必為之強行背書，同情、理解是后人對前人的尊重，批判亦然。20多年過去了，讀兩位胡先生的談話，的確還是能從中體認到人類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