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 龍

　　賀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縣人，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桑植縣洪家關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從小飽受饑寒之苦，因而埋下了仇視豪強、反抗壓迫的種子。14歲加入騾馬幫行走湘鄂川黔山區。1914年秋，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底，憑兩把菜刀奪下幾條槍，組織了一支小小的隊伍，“兩把菜刀鬧革命”傳為美談。此后，歷任湘西護法軍第五軍第五團第一營營長、團長，湘西靖國軍第三梯團團長、川東邊防軍警衛旅旅長、四川陸軍第九混成旅旅長，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建國川軍第一師中將師長、澧州鎮守使、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六師師長兼湘西鎮守使，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第二十軍軍長。他積極投身民主革命，參加了討袁、護法、北伐戰爭。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國共關系破裂，他開始認清國內形勢，政治上傾向共產黨。8月1日，與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不顧被敵人通緝的危險，毅然放棄去蘇聯學習，向中央提出到湘鄂邊重新組織武裝斗爭的建議，擬定了《湘鄂西暴動計劃》。1928年4月2日，與周逸群領導了桑植起義；7月，成立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任書記，并正式編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任軍長。次年，率紅四軍占領鶴峰，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和中共鶴峰縣委及農民協會、農民自衛武裝，建立了湘鄂西第一個革命根據地。1930年7月，率紅四軍在鄂西公安與紅六軍勝利會師，成立紅二軍團，紅四軍改稱紅二軍，任軍團總指揮兼紅二軍軍長。次年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任軍長。這期間，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影響，革命根據地幾度建立，幾度喪失，他對中央派到湘鄂西任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的錯誤指揮和“肅反”進行過抵制，但由于某些原因，卻不能在錯誤路線統治下起到改變錯誤的作用。到1934年初，紅三軍內許多師、團干部被殺，部隊實力大為減弱，紅三軍瀕臨絕境。10月，與任弼時、蕭克領導的紅六軍團在貴州會師，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他任軍團長，11月又任湘鄂川黔邊區臨時省委委員、省軍區司令員、省革命委員會主席。他指揮了陳家河戰役、桃子溪戰役、忠堡戰役、板栗園戰役，粉碎了20多萬敵人的大規模“圍剿”，牽制進攻中央紅軍的敵軍，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1935年11月與任弼時率部隊從桑植出發長征，顯示了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受到毛澤東稱贊。1936年7月，率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任新成立的紅二方面軍總指揮。他對張國燾的拉攏予以堅決拒絕，并同其右傾分裂主義錯誤進行堅決斗爭。10月，率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地區會師，勝利完成長征。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一二○師師長、師軍政委員會書記，率部東渡黃河，深入敵后抗日。在洛川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正式參加了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歷任冀中區軍政委員會書記、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晉西北軍區司令員，與關向應一起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反“掃蕩”、反“蠶食”，反擊頑固派的“挑釁”、“摩擦”，率部參加著名的百團大戰，鞏固了冀中、晉西北抗日根據地。1942年回到延安，擔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晉綏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委員，挑起了統一領導晉西北與陜甘寧兩個戰略區黨政軍民工作的重擔，領導了大生產運動和練兵運動，擊退了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對陜甘寧邊區的進犯。同年，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時任中共中央書記、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評價他說：“賀龍同志是一個真正身經百戰的勇士，有指揮戰爭與建設軍隊的豐富經驗。”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他參加指揮綏遠戰役、晉北戰役，并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陜甘寧晉綏兩區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戰爭。1949年5月，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對西北第一大城市進行接管建政和組織恢復經濟，為西北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任西北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殲敵胡宗南數十萬大軍于成都平原。7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指揮進軍西藏，為解放和建設西藏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6年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5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主席；1960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文革”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1969年蒙冤逝世，終年73歲。

　　他對革命堅定不移，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苦斗爭，成為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文革”中被囚禁西山時，他曾說過：“我在舊社會見過各種人，碰到過各種主義，選擇來選擇去，最后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共產主義。”

　　在革命戰爭中，他多次受命于危難之際，獨擋一面，力撐大局，指揮作戰，多謀善斷，機智靈活，長征中的幾次戰略戰術的運用，被后人譽為“神來之筆”。抗日戰爭時期的齊會戰斗，他不幸中毒負傷，仍率部冒烈火毒焰，沖鋒殺敵，受到嘉獎。有詩贊曰：“體國公忠似趙云，堅強活潑更超群。云龍氣概難比擬，李牧廉頗兩將軍。”他以長期的軍事斗爭實踐、高超的指揮藝術和軍隊建設經驗，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成為人民革命戰爭史上屈指可數的軍事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豐功偉績。

　　建國后，他歷任黨政軍要職，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對解放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對共和國體育事業的創建和發展，對國防工業建設，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擔任國家體委主任的8年里，為洗雪“東亞病夫”的恥辱，以戰爭年代開辟一個戰略區、統帥一個方面軍的膽略和才干，大刀闊斧地創建新中國的體育事業，培養出一批具有優良的思想作風和過硬的技術本領的運動員，奪得了一批冠軍，實現了中國體育事業的騰飛。他壯心不已，大聲疾呼：“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他的體育思想和體育工作實踐，為中國躋身體育強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無愧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文化大革命”中，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殘酷迫害，他堅貞不屈，仗義執言，表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品德和本色。毛澤東對他的評價是：“對黨忠誠，對敵斗爭狠，能聯系群眾。”1974年9月，在毛澤東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發出25號文件，為賀龍平反，恢復名譽，但并不徹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恢復名譽。江澤民在《賀龍傳》出版發行座談會上指出：“賀龍同志德高望重，他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榜樣。我們現在緬懷他的不朽業績，學習他的高風亮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張震說：“賀龍元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卓越的軍事才能，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懷，崇高的道德風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