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13名代表最終的結局

　　黨的“一大”的13名代表最終有五種結局。一直參與革命并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有兩人：毛澤東、董必武。革命斗爭中犧牲四人：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被敵人殺害，王盡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經脫黨但堅持革命的兩人：李達曾經脫黨，后來又再度入黨；李漢俊曾經脫黨，但是解放后回來了。從“一大”代表到脫離革命走向對立面，再到尋找組織、迷途知返的兩人：劉仁靜和包惠僧，當然他們不能再重新入黨了。叛黨變成反革命的三人：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而陳公博、周佛海成了漢奸。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這些人都沒有想到將來到底會有怎樣的結局，這些不同觀念的人以一種學術研討的形式參加了黨的建設。1982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讀研時曾訪問過當時唯一在世的“一大”代表劉仁靜。我問他，為什么您當了“一大”代表?他說，當時只是說要開個會，李大釗有事兒離不開，羅章龍和鄧中夏又很忙，就讓我和張國燾去了，我根本沒想到那是那么重要的一次會。那時，就像在茫茫黑夜之中，50多個知識分子，選出10多個代表開一個會，將來的前景怎樣誰能想到?那時他們確實沒有感到他們從事的將是一個開天辟地的事業。

　　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標志的中共“一大”，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中共“一大”理所當然地成為黨史研究的一個重點。這里，對近年來學界關于“一大”研究的若干熱點問題作以簡述。

　　中共“一大”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召開的嗎?

　　對于中共“一大”會議的發起籌備問題，以往學術界根據董必武、李達等“一大”代表的回憶認為，馬林來華之前國內沒有召開“一大”的動議和籌備活動，所以“一大”的召開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提議有關。還有學者提出，尼克爾斯基是中共“一大”會議的具體發起建議者。針對以上說法，最近有學者予以了否定，并認為中共“一大”的發起者更不可能是尼克爾斯基，中共“一大”是自行籌備召開的。雖然在名義上馬林協助尼克爾斯基，完成遠東書記處的工作，但在全局性的工作中，馬林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另外從兩人的經歷來看，馬林赴華時已經擁有了在東方殖民地工作的豐富經驗了，這一點遠非尼克爾斯基所能比。所以不難理解馬林在實際工作中對中共的早期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尼克爾斯基來華身份與中共“一大”的召開并沒有什么因果關系。所以，中共“一大”的召開，既不是馬林的建議，更不是尼克爾斯基建議召開的。

　　中共“一大”的開幕儀式是在哪里舉行的?

　　黨的“一大”會議召開的主要地點是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的李書城(李漢俊哥哥)家里，最后一次會議是在嘉興南湖召開，這些在學術界本來已是共識，沒有異議。但是，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博文女校也是“一大”的會址之一。他們的依據是：陳潭秋在1936年《共產國際》上著文：“7月底大會開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張國燾也有類似的回憶：“我們交流意見的結果，決定7月1日正式舉行大會，開會地點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課堂。”這些都說明了“一大”開幕于博文女校。另外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文中記載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會議(開幕會)和第二次會議都在博文女校召開，分別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會起草文件占用兩天，第五天才轉到李漢俊哥哥家繼續開會。不過，這一觀點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包惠僧究竟是不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史學界對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數一直有爭論，主要是12人說和13人說，以往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資格上。關于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問題爭論一直比較多，有“正式代表”和“非正式代表”兩種主要說法。“正式代表”說中又分為三種：一是“湖北代表”說，這種說法主要見之“一大”代表張國燾的回憶，在學術界持這一說法的基本沒有。二是“廣東代表”說，在“一大”代表中，周佛海、陳潭秋、董必武及包惠僧本人都持這一說法，在學術界支持這一說法的也比較多。三是“陳獨秀指定的代表”說。

　　“非正式代表”說則有兩種說法：一是“串門子”說，出自“一大”代表劉仁靜的說法；二是“觀察員”說，此說最早出自日本學者小野信爾的《圖說中國歷史》一書(1977年版)，在中國學者中也有持該說者。近年來，許多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觀點比較一致，認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廣東代表。此外，還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那就是包惠僧是臨時中央和陳獨秀之間的聯絡員。有學者認為，包惠僧代表資格爭議的原因是沒有搞清他的身份，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陳獨秀派往臨時中央和向大會組織者匯報說明情況的使者。

　　何叔衡有沒有出席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中共湖南早期組織選出的中共“一大”代表，這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是，何叔衡有沒有出席“一大”?這是有一定探討余地的問題。提出這一說法的最早是“一大”代表張國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有學者認同這一說法。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這一說法一直沒有什么大的反響，在一些有關中共“一大”研究綜述的文章中甚至都沒有提及這種觀點。進入新世紀后，又有學者根據陳公博1924年回憶、黨的“六大”上繪制的“一大”代表名單、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給何叔衡的復信、《毛澤東自述》、《謝覺哉的日記》以及其他“一大”代表的回憶等十幾個方面的材料，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考證，結論是：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

　　中共“一大”產生的中央機構是什么?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選舉產生中央領導機構。對于這一選舉產生的機構情況，長期以來黨史界根據傳統說法認為，由于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會議決定暫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全面工作。會議選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一些黨史著作基本上也都秉承此種說法。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學者對此表示質疑，認為中共“一大”選出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隨后成立“中央局”。還有學者認為，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人員均為三人。主要根據是：其一、“一大”黨綱與決議的規定。其二、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其三、1921年10月13日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斯基的通信稱代表大會在結束時選出了由四個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委員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總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怎樣看待參加中共“一大”的兩位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和身份?

　　在中共“一大”的參加者中，有兩位外國人，即俄國人、共產國際使者尼克爾斯基和荷蘭人、曾擔任過列寧工作秘書而由列寧推薦來華的共產國際正式駐華代表馬林。

　　長期以來，研究者往往強調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依據主要來自“一大”代表事后的追憶。包惠僧回憶：“中共‘一大’完全是出于馬林一手籌劃的”，“他到上海之后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商定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會議”。近年有學者撰文客觀評價了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認為馬林對中共“一大”的作用并不像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的那么大：“他到上海后，配合尼克爾斯基工作，參與了‘一大’會議的籌備工作，部分地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會議，并及時識破了闖入會議室的租界暗探的身份，使這次會議得以繼續異地舉行。會議期間，馬林也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但主要觀點并未被多數代表接受”。

　　而對參加中共“一大”的另外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在“一大”期間的作用如何?研究者一直不是很清楚。“一大”代表包惠僧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而張國燾則認為尼克爾斯基的身份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很多黨史專著、教科書或者干脆不提尼克爾斯基這個人，或者提及也只是承襲包惠僧或張國燾的說法，而關于尼克爾斯基的其他情況則一無所知。

　　不僅我國學界對尼克爾斯基的情況知之不詳，即便是蘇聯和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對尼克爾斯基的情況也不是很了解，根本原因就是缺少此人的檔案材料。

　　近年來，關于尼克爾斯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進展，俄羅斯和蒙古學者查到了尼克爾斯基的檔案，終于將尼克爾斯基的身份給搞清楚了。原來尼克爾斯基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到中國去的，在尼克爾斯基去中國時擔負的任務主要有這么幾項：⑴同馬林一起幫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籌備和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⑵擔負職工國際(更確切地說，是在赤塔設有分會的國際工會聯合會)代表的職責；⑶負責向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以及當時在這個國家工作的其他蘇俄共產黨人提供經費。尼克爾斯基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另外，尼克爾斯基照片同時也被發現，彌補了長期以來所有歷史書籍和陳列展覽中，中共“一大”15位參加者照片不全的缺憾。